導語：巴菲爾德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提出了假如李承乾登位很可能會成為中原的第二位"
天可汗"這樣一個假設。巴菲爾德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假設，是因為李承乾擁有他認為成為"天可汗"所必備的被邊疆強烈影響且兼具進取性的性格，以及被草原和中原共同接納為統治者的能力。然而，文章結合史書記載對李承乾之性格、能力進行分析後發現，巴菲爾德所認為的李承乾具有的能夠延續唐太宗李世民邊疆政策的性格，並非全部出於家世淵源，李承乾的性格更多的是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逐步形成的。除此之外，李承乾幾次謀求自安行動的屢屢失利，反映出其能力不足且不得人心的事實。巴菲爾德提出的李承乾可能成為中原第二位"天可汗"的這種假設是不太能夠成立的。一、李承乾的性格
在對李承乾的性格進行分析之時，不可否認巴菲爾德提到的家世淵源對其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其父李世民性格當中"好弓矢"一面對李承乾造成的影響，但是巴菲爾德對於李承乾整體的性格分析似乎是不太準確的。關於李承乾的基本情況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等史書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其中確有效仿胡人打扮、私自將突厥人引入宮中、假作可汗之態等，似乎是能夠說明李承乾性格深受突厥影響的記載。
然而，巴菲爾德卻未能注意到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在他眼中李承乾所呈現出的這種性格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而形成的，並不能僅以家世淵源進行解釋。目前普遍以貞觀十年作為李承乾性格轉變的分水嶺，將承乾的性格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進行解讀。
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緣》
1、李承乾性格變化的階段
根據史書記載，大致可以將李承乾表現出的性格及行事風格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約在武德九年（626）至貞觀十年（636）之前。李承乾於武德九年被立為皇太子後，因"性聰敏"且"固本局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頗留意典墳"而被太宗和東宮僚屬寄予厚望。尤其是在貞觀八年，太宗令李承乾"作數紙書，言經國大體"之後，太宗根據李承乾"立成三紙，頗有可觀"的表現，贊其"深得經邦之要也"。貞觀九年，太宗為高祖居喪期間，以皇太子到了合適的年齡，且經過多年的學習和參與政事，已經具備了有條不紊的解決事務的能力為由，將政務交由承乾處理。李承乾在代理政事期間的得體表現令太宗十分滿意，從此之後，太宗每每出行，便常令承乾居守監國。在武德九年至貞觀十年間，李承乾除因"
神之敏速""聖之聰明"以及在處理政務上展現出一定天賦為人稱道外，他在對待東宮輔臣和學習中國古代典籍時的態度都是十分端正的，並不如巴菲爾德所認為的"他不怎麼理會傳統標準的漢人傳統，還使用暴力去對抗那些反對他的人"。 唐太宗
與第一個階段中在學習各種古代文籍時十分用心，但空閒時嬉戲過度的學習狀態相比，李承乾在貞觀十三年時，已經因為沉溺於遊獵之中而荒廢了學業，但此時東宮輔臣對他的學習前景仍抱有很大期望。貞觀十三年，張玄素在一次上書進諫時就提到，希望李承乾能夠在"睿質已隆"的情況下，進一步通過學習經術文章達到修飾言談舉止的目的。而在貞觀十四年之後，李承乾已從"遊畋廢學"變本加厲至"不循法度"，除"不循法度"外，李承乾行事愈發暴力偏激，全然不復之前的顧忌、遮掩，其性格開始在某種程度上與巴菲爾德所說"他不怎麼理會傳統標準的漢人傳統，還使用暴力去對抗反對他的人"的狀態逐漸貼合。
李承乾影視形象
2、李承乾性格變化的原因
結合史書中有關李承乾的記載和近人對李承乾的研究，造成其性格變化的原因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①李承乾性格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與其身患足疾有很大關係
雷豔紅指出，李承乾的足疾並非先天所患，並根據《唐會要》中有承乾在貞觀五年時得了一場大病，因為一個叫秦英的道士將其治癒，所以太宗為秦英修建西華觀作為獎賞的記載，進一步懷疑李承乾的足疾可能就是貞觀五年這場重病的後遺症。許棟於《唐長安普光寺考》一文中也認為李承乾的足疾並非天生，應是患於貞觀五年。《冊府元龜》中關於李承乾的健康狀況有這樣一段記載：貞觀八年九月，太子來朝，太宗謂侍臣曰"：我以承乾多疾病，不令讀書，但與孔穎達評論古事。"通過以上太宗這番話中對太子承乾身體"多疾病 "的描述可以看出，在貞觀八年九月之前，李承乾生病的頻率之高。因此無法將李承乾患足疾一事準確代入具體的某一次之中，而且此時太宗也只是說承乾身體不好，並沒有提到其患有足疾。史書中對李承乾患足疾有確切記載的是《舊唐書·杜正倫傳》，《杜正倫傳》中載："十年……時太子承乾有足疾。"由此可知，貞觀十年時李承乾已患有足疾，但在貞觀十年之前他是否患有足疾、從什麼時候開始患有足疾的尚無明證可查。
孔穎達
目前，僅憑道士秦英在貞觀五年將病重的承乾治癒的記載，尚不足以斷言李承乾的足疾就是始於貞觀五年。因而在現階段沒有出現更為有力的新證據之前，將李承乾的足疾與上文所述其性格及行事風格發生變化的第二個階段（即貞觀十年至貞觀十七年）聯繫起來進行分析是比較合適的。雷豔紅雖然指出正是由於李承乾患有足疾後一系列的失德行為促使太宗對其態度發生了轉變，但她並沒有將李承乾的足疾與其性格、行為的轉變聯繫起來。年僅八歲就成為皇太子的李承乾，本來是深受太宗喜愛的，可是後來由於足疾，行動不便，自然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李承乾前後行事的巨大反差也透露出了其心理上的不安、恐懼與失衡。同時，承乾患足疾後"不能朝謁，好暱近群小"的表現，引起了太宗的高度關注。
《唐會要》
②李承乾的性格變化與唐太宗的疏漏有關
雖然學術界普遍認為唐太宗歷來對於太子的成長教育都是相當重視的，但是，儘管唐太宗對承乾的教育煞費苦心，其中也不乏存在一些問題。除有人指出太宗的溺愛導致太子的教育失控；為太子師長多而不專，導致教育內容沒有落實；太子本身欺上瞞下、陰奉陽違的行為使得本就失控的教育雪上加霜這三個問題外，還應包括唐太宗在為李承乾挑選僚友時存在疏漏，唐太宗及朝中大臣所採取的教育模式不當這兩方面的問題。
長孫皇后
第一，唐太宗在為李承乾挑選僚友時存在疏漏。早在武德元年，孫伏伽上諫唐高祖時就強調了皇太子和諸王身邊官僚"擇而任之"的重要性，並且也明確指出尤其不能讓無義之人、本性無賴、治家無方之人以及喜好奢華、遊獵無度、沉溺於聲色歌舞之人接近皇太子和諸王。可是唐太宗在貞觀十五年為太子承乾挑選東宮屬官之時，卻以居家不能和睦且看似敦厚實則"內懷詭詐"的張亮為太子詹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太宗還在貞觀十五年令不能明辨是非且將家事處理的一塌糊塗的張亮擔任太子東宮中統轄各個局屬的最高事務官，不可謂不是太宗為李承乾挑選僚友之時的一大疏漏。
第二，唐太宗及朝中大臣雖然對李承乾的教育問題極為重視，卻恰恰採用了極不恰當的教育模式。首先，從太子右庶子張玄素曾上書李承乾，希望承乾能夠時常讓諸如趙弘智、孔穎達這樣既有很高道德涵養且又通達政事之人入宮為其講授經史、解決疑難的這一舉動來看，接見什麼人與是否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李承乾的個人意願。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李承乾教育的落實情況和效果往往會與太宗及朝中大臣所預期的相差甚遠。
張玄素
③李承乾的性格變化與太宗對魏王李泰的偏愛和所處的政治環境惡化有關
李承乾身體的健康狀況以及他種種不合禮法的行為使唐太宗逐漸對其是否能堪大任產生了懷疑，太宗對魏王李泰的偏愛開始表現的越發明顯。貞觀十年，太宗因為知道李泰在文學方面造詣很高且喜愛人才，於是特地命令在其府上設置文學館，並給了李泰招引學士的權利，自此魏王府文學館逐漸成為了一個同時具有文化和政治意義的中心，而與文學館性質相似的東宮崇賢館卻比魏王泰的文學館整整晚了三年始置。
有人認為太宗為李泰置文學館是在效仿武德年間秦王府上置文學館之事，其背後隱含了以泰而代承乾的政治意味。
李泰影視形象
貞觀十年，太宗以李泰體形龐大，走路拜見多有困難為由，給李泰可以乘坐小轎上朝的特權。貞觀十一年，史書中更是以"寵冠諸王"這樣的字眼來形容當時魏王李泰的受寵程度。貞觀十四年春，太宗前去李泰的延康坊宅，不僅免去延康坊百姓一年的租賦，還赦免了長安和李泰治下的雍州這兩地中除判死刑之外的犯人，並對李泰府中的官僚進行了賞賜，以示榮寵。貞觀十六年，太宗每月給李泰的錢財布帛甚至超過了太子承乾，同年又違背禮制讓李泰移居到接近自己居所的武德殿。太宗幾次違反"
尊嫡卑庶"的舉動雖然先後遭到了褚遂良和魏徵的強烈反對，太宗也專門頒佈了"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的詔令以慰太子承乾，可還是不可避免的在促使李承乾危機意識加劇的同時造成了其心理上的嚴重失衡。
魏徵
太宗除在器物用度上表現出對魏王李泰的偏愛外，他還試圖將李泰的政治地位提升至與太子同樣的高度 。貞觀十二年，太宗竟當著臣子面直言道，人的生死難以預料，萬一太子遭遇不幸，新儲君的人選可能就在諸王之中。太宗如此高調的為李泰的政治聲譽加持，本來因為身患足疾已經承受了莫大心理壓力的承乾怎能對此視若無睹、無動於衷？與唐太宗對李承乾態度轉變相伴而來的便是魏王李泰對儲君之位愈發明顯的覬覦。李泰親自施展手段牢牢籠絡住房遺愛、駙馬都尉柴令武等二十餘人，曾為李泰管理府中事務的韋挺與杜楚客也都用巴結賄賂的方式替李泰出面結交朝中大臣。面對李泰的步步緊逼，李承乾深感憂懼，他私下派人向太宗呈上李泰的種種罪狀，希望能夠以此削弱李泰的勢力，因太宗認為其中必有蹊蹺而沒能成功。
《舊唐書》
據《舊唐書》記載，最終致使李承乾性情大變的事件是太宗殺掉了其特加寵幸的樂人稱心。遺憾的是，《舊唐書》中並沒有註明太宗"收稱心殺之"的具體時間，但根據《舊唐書》中的描述，此事發生應該是在李泰暗生奪嫡之志後，對應《通鑑紀事本末》中李泰自承乾患足疾後，"潛有奪嫡之志"的記載，結合上文對李承乾患足疾時間的分析，此事應是發生在貞觀十年之後。除此之外，上引《舊唐書·恆山王李承乾傳》中承乾在稱心死後經常稱病不參與朝政，令人專習伎樂，日夜不息，宮外每天都可以聽到從承乾住處傳來的鼓角之聲的記載與《舊唐書·張玄素傳》中承乾在貞觀十四年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參與朝政、不接見宮臣及《貞觀政要》中承乾曾於貞觀十四年在宮中擊鼓，鼓聲傳出宮外的記載之間有著頗高的相似度，由此可推測"太宗收稱心殺之"的時間大致應是在貞觀十四年之前不久或者就在貞觀十四年。也就是說，大概到了貞觀十四年左右，李承乾的性格才呈現出巴菲爾德所認為的深受突厥影響的一面。
二、李承乾的能力
曾有人指出，若從能力素質上來看，李承乾非但不是繼承帝位的最佳人選，而且還是相當糟糕的人選，而這一說法顯然與巴菲爾德提出的李承乾登位後有能力同時被中原和草原接納為統治者的觀點大相徑庭，究竟那一種說法更接近事實呢？在史書記載中，李承乾曾先後展開過三次"謀自安之道"的行動，第一次承乾暗中派人前往太宗處呈上李泰的種種罪狀，太宗認為事有蹊蹺，承乾希望使李泰受挫的願望落空；第二次承乾令左衛副率封師進和豢養的刺客紇幹承基、張師政前去刺殺魏王泰，這次行動也沒有獲得成功；李承乾最後一次"謀自安之道"的行動是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等人籌劃直接奪取帝位，只是這場政變還未來得及拉開帷幕，便因為紇幹承基之叛變而草草收場。
魏徵進諫
李承乾第一次"謀自安之道"的行動失敗或者還可歸因於太宗對自己的兒子們太過了解，並非是自身出了問題，可後兩次行動的失敗卻充分暴露了李承乾能力不足、不得人心的問題。首先，李承乾是將紇幹承基視為心腹的，可是紇幹承基卻辜負了承乾對其的信任。據史書中關於紇幹承基的記載統計，此人一共執行過兩次李承乾下達的任務，第一次是刺殺屢屢上書勸諫承乾的太子詹事于志寧，紇幹承基見到于志寧為母守孝的舉動後"竟不忍殺而止"；第二次是在上文中提到的刺殺魏王李泰的行動，不知為何也沒有成功。論辦事效率，"蘊武略於鈐符"的紇幹承基竟不如替李承乾幾乎將左庶子張玄素打死的一個"戶奴"；論忠心，紇幹承基名義上為李承乾所養，私下裡卻又與齊王李祐有所瓜葛，在因與李祐牽連而被抓進牢獄後，更是為了保全自身毫不猶疑的告發了李承乾準備謀反一事，何談忠誠？李承乾卻將這樣一個人視為心腹、委以重任，可見其識人不清、用人不力。
侯君集與太宗
其次，以構成李承乾反叛集團的成員為例。與李承乾共同謀劃企圖發動政變的有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縱觀以上李承乾反叛集團中成員的基本情況，可知韓昇在《貞觀永徽之際的政局》中所說野心家和紈絝子弟構成了承乾集團的骨幹不假 ，就連李承乾自己也在事發後承認與他共為不軌之事都是些"不逞之人"。
太宗幼子李治
有趣的是，歷數李承乾反叛集團中可查的成員名單，其中雖包括朝中大臣、皇親國戚，卻很難見到承乾東宮屬官之中"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等人的身影。根據史料文獻統計，在不同時期擔任過李承乾東宮屬官的官員共有二十九名，除了在承乾發動政變前已經去世的十二人和在承乾發動政變前後情況不明的五人外，在剩下的十二名官員中，杜正倫雖因涉嫌參與承乾謀反一事而被流放到歡州，可是很快又復為起用了，可見杜正倫在承乾的反叛行動中並沒有起到什麼實質性的作用。時任東宮千牛的侯君集的女婿賀蘭楚石，從其身份的特殊性和其於李承乾政變後立馬前往宮中告發這兩點來看，此人應是知情者，但他在李承乾的反叛集團中究竟扮演了怎樣一種角色尚未可知。除不能確定杜正倫和賀蘭楚石是否與承乾共謀不軌外，其餘十名官員無一參與，李承乾勢弱之情況可一覽無遺。李承乾個人魅力的施展以及政治手段的運用與他的主要競爭對手魏王李泰相比似乎遜色不少，至少李泰對外塑造出的形象一直是符合禮法要求的，而在貞觀十六年，承乾已經背上了"
失德"之名。三、對李承乾嗣位可能成為中原第二位"天可汗"之說的評價
通過對李承乾性格變化階段的分析，可以看出巴菲爾德對於李承乾性格的掌握過於單薄，而且對其性格所具有優勢的作用也過於誇大。他全然不顧李承乾性格變化的階段與其性格變化的原因，只是憑藉提取出史書中對李承乾在特定時間段的一些生活細節的描述，就認為他的性格是深受突厥影響的，並進一步認為，這樣的性格能夠成為李承乾登位後將李世民在處理邊疆問題時行之有效的政策延續下去的一大助力。但巴菲爾德所認為的李承乾身上具有的能夠延續李世民邊疆政策的性格，並非全部是出於家世淵源，更多的是受到了身體缺陷產生的不安心理以及殘酷的政治環境影響而形成的。因此，並不能簡單的認為承乾的性格是進取性的，更不能單純以承乾的性格判斷其受突厥化影響的程度。
唐代疆域圖
除此之外，巴菲爾德在提出李承乾可能會成為第二位"天可汗"這種假設之時，並未提及除性格外其能夠成為第二位"天可汗"在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即使李承乾擁有巴菲爾德所認為的這種性格優勢，他也只滿足了巴菲爾德之前分析的成為天可汗應具備的諸多條件之一而已。至於巴菲爾德所說李承乾對草原生活的熱愛，通過李承乾"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發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和"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的自白，難道不應該更多的將其理解為是承乾對爾虞我詐的宮廷生活的厭倦和對無拘無束生活的嚮往嗎？
隋唐時期的突厥國
巴菲爾德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一直強調統治者在統治過程中個人能力的重要性，針對草原首領，以鮮卑為例，他認為鮮卑統治者的權力是依靠個人能力及神性魅力獲取的，檀石槐便是以個人之力控制著鮮卑。針對中原皇帝，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例，他指出正是由於李世民與那些躲在深宮大院、眼光狹小的皇帝不同，所以才能在與突厥交鋒時屢屢佔據優勢。而從本文第二部分對李承乾能力的分析可知，巴菲爾德所看好的、有能力成為第二位"天可汗"的李承乾的真實情況卻是"劣弱"且不得人心的。
結語：如上所述，巴菲爾德認為李承乾離能為第二位"天可汗"是不成立的，無論是從李承乾的個人能力來看，還是從符合草原民族信仰的兼具神性和人性的要求來看，李承乾都不符合要求。儘管巴菲爾德在《危險的邊緣》一書中不少觀點都是片面的，但是他的思考在某些方面也不失為理解的另一種思路。例如，巴菲爾德在提出如果李承乾登基後很大可能可能成為中原第二位"
天可汗"的假設時，從族類起源和文化入手進而展開，這種研究方法與陳寅恪先生秉持的研究李唐一代史事之關鍵就在於種族和文化的理念是一致的。這也正好印證了韓儒林先生所說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於周圍民族交流中發展形成的。參考文獻：
巴菲爾德 《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
司馬光 《資治通鑑》
劉昫 《舊唐書》
吳兢 《貞觀政要》
王欽若 《冊府元龜》
王溥 《唐會要》
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
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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