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2019年10月19日，位於黃河流域洛陽盆地，投資6.3億元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在歷史學界、考古學家對夏朝尚無定論、國家文物局不建議使用“夏都”的情況下，以夏朝中後期國都遺址的名義舉行了開館儀式，對外營運。而同時開幕的第二屆世界古都論壇、紀念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卻對二里頭遺址的“夏都”屬性隻字不提。
探尋華夏文明的發源地，是從上世紀初在中國誕生考古學以來，中國歷史學界、考古學家孜孜以求的最終目標。可以說中國考古學與考古學家的誕生是建立在夏文化、夏文明探源的基礎之上，沒有中華民族對夏文化璀璨文明的嚮往與探尋，就沒有考古學與考古學家的問世。然而事實非常遺憾，中國考古學與考古學家，經過一百多年的前赴後繼，不僅沒能破解夏文化，甚至對於自身“考古學”與“考古學家”的名稱來源都沒有研究明白，如何能考究出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歷史？
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重點研究內容的二里頭考古遺址，自有其在夏商周斷代方面的重要參考地位，但把它提升到夏朝中後期“夏都”遺址的重要地位，不僅沒有六十年考古證明的唯一性，更是缺乏中華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文化發展脈絡支撐。對此，學術界人士比較熟悉與瞭解二里頭遺址的具體情況，也有其各自理解與認識，但卻永遠無法達成共識。有爭議的問題自有其存在的歷史缺陷，因為距離歷史事實相距太遠，再權威的學術地位，再眾口一詞的歷史學術論調，也無法完整清晰地論證夏文化的來龍去脈。
在華夏文化的歷史印記中，你很難尋找到商文化的文化影響，如果不是甲骨文的發現，人們甚至不相信商朝的存在。而夏文化、華夏文化、華夏文明、華夏民族卻是我們民族的歷史記憶與中華民族的共同認同。可以說商文化與夏文化是兩種對立的文化，也就是後世引發數次激烈衝突，嚴重影響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的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兩種對立文化。這種文化對立與毀滅在宋、元交替的歷史變遷中，表現的極為突出。
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夏文化與華夏文明，究竟誕生在中國的什麼地方？是考古學家苦苦尋覓的終極目標。當考古學家對“古”的歷史來源與意義還不清不楚的時候，探尋夏文化發源地就是一個遙遙無期的奢望，雖然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在二里頭遺址上花費了六十年的時間，耗費了眾多學術大家的學術思想。
在碩果僅存的歷史文獻中，流傳下來的
“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合諸侯於塗山”，為我們指明瞭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地理座標。而距離淮河塗山的北方十五公里處，有一條夏水北淝河；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畔有一座古城。各種歷史文化信息顯示，我們所述的古人、古代、古時、古史、古文、古詩、考古等等文化歷史概念，正是來源於此。古城它曾經作為唯一性的地方存在，被記述在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銘文之中，“【錄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古師。”“【雍伯鼎】王令雍伯鄙於古，為宮，雍伯作寶尊彝。”。在華夏文化歷史的傳播演變中，“古”字也從一個專有名詞，演變為一個年代意義的泛稱，讓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不知“古”字真實意義之所云。
四方湖古城對中國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是個陌生的地方，但對於中國國家文物局的掌門人、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來說卻並不陌生，劉玉珠正是出生、成長於夏水北淝河的古陽城，距離四方湖古城僅僅三十公里。在古陽城北淝河上游的《蒙城縣志》記載：“四千多年前，夏氏就祖居羽山（今蘇北、魯南一帶），後徙居夏水（今北淝河）”，做為國家文物局的掌門人，博大精深的夏文化是否在發揮著深遠的文化影響力，護佑著淮河兒女將華夏文化繼續發揚光大！
四方湖古城——一個隱藏於歷史記載中、今天名不見經傳的古城，有哪些中華歷史文化脈絡，需要我們銘記的呢？
4100年前，當淮河在流經荊塗二山時受到阻擋，形成“麓高水匯”“懷山襄陵”的洪水災害，危害塗山地區人民。居住在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地區的大禹氏族，帶領四方湖古城人民在荊塗二山之間“鑿山導淮”，疏通了淮河水道，解救了整個淮河流域的人民，而成為淮河流域地區各氏族諸侯共同擁戴的天子。
出生、成長於淮河塗山的啟，繼承大禹建立的功績，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朝，建都於四方湖古城。“禹勤溝渠”建立起來的農業水利系統，為夏朝的發展奠定了穩定的農業基礎，成為夏朝穩定發展的保障，夏文明得以高速形成發展。農業基礎是夏朝發展的命脈，不會如遊牧部落四處遷徙，因此，四方湖古城是夏朝唯一穩定的國都，才能形成文化的穩定發展。
公元前1600年前，天下大旱，位於黃河流域的二里頭商部落地區部落人民飢不果腹，在商湯的帶領下，發動了對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夏朝的突然襲擊。當時，雖然天下大旱，但四方湖古城豐富的水利系統保障了農業生產，豐富的河流湖泊為夏朝人民提供了豐富的漁業資源，為天下富足之地，人民安居樂業。如蒙元代宋，商湯滅亡了夏朝，四方湖古城地區在商朝的大部分時期，都處於“大邑商”與南淮夷的戰爭之中。
公元前1046年，在“大邑商”將全部兵力投入到南淮夷的戰爭時，周部落千里奔襲朝歌，一舉殲滅了商紂王，結束了商朝的統治。南淮夷地區在商朝殘餘力量的控制之下，利用“三監之亂”，脫離周朝的管理。周公、召公東征南淮夷地區，驅逐了商朝殘餘力量，將南淮夷地區交由以徐國為中心的自治地區。徐國繼承了夏文化，在四方湖古城建都，使得華夏文化在四方湖古城地區穩定發展。
在周穆王時期，徐偃王以仁義思想在四方湖古城建立起的三十六諸侯國力量，受到楚國的算計，突然襲擊四方湖古城的徐偃王。徐偃王為本國人民、周朝人民、楚國人民為重，不願傷害人民，放棄四方湖古城，全城人民北遷徐州。周穆王聞知大怒，帥師收復了四方湖古城，並派軍隊駐守於古城。這才有了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記載的“【雍伯鼎】王令雍伯鄙於古，為宮，雍伯作寶尊彝。”“【笱卣】笱從師雍父戍於古次”
文韜武略的周穆王，在四方湖古城修建宮殿，效仿“禹合諸侯於塗山”的大禹，在淮河塗山舉行了周穆王的“塗山之會”，成為西周的鼎盛時期。西周出土的眾多青銅器中記載“古”字的銘文，也就不足奇怪；“鼎盛時期”作為一個盛世的象徵，在四方湖古城製造，被西周貴族帶回鎬京，成為貴族終身的榮耀，流傳後世。
周宣王時期，建立功勳的尹吉甫被派往四方湖古城的向國，負責南淮夷地區的稅賦徵收，這就是兮甲盤銘文記載的“王令甲政（徵）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成周四方”真實含義就是成周四方湖古城控制的南淮夷地區。“毋敢不即次即市”即是“古次”“古師”的古城集市貿易。
《詩經》被認為是尹吉甫從民間採集的各地詩歌，而兮甲盤記載的卻是來到南淮夷徵收稅收，這與我們對尹吉甫的瞭解印象，完全不符。《竹書記年》記載“詩皇甫作都於向”，尹吉甫的《詩經》作品都產生於向國，尹吉甫工作時期從沒離開向國，才會有“詩皇甫作都於向”的結論。“稅賦”工作是至今我們的一項重要內容，如果用在尹吉甫身上是再貼切不過的事情，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的向國，為西周中央政權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稅收與詩詞歌賦。南淮夷地區貢獻的稅收與歌賦，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的物質與精神源泉。
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向國幾十年的稅賦工作，促進了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地區夏文化發展，促生了《詩經》的誕生，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里程碑。而楚辭漢賦唐詩宋詞的繁榮昌盛，無不與四方湖古城地區高度的文化有關，“淮南舊有於遮舞，隋俗今傳水調聲”以淮河塗山為中心的“淮南”在隋朝民間產生的《水調》，成為唐詩宋詞興盛的文化源泉。
因此，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精神、文化、文明、歷史內容的華夏文化，產生、形成、發展於淮河四方湖古城，是我們探尋夏文化的唯一選擇；以探尋夏文化為目標誕生的中國考古學，離開了對四方湖古城的探究，只能是盲人摸象，螺螄殼裡做道場，走不進夏文化的聖殿。中國考古學家，心有所向，才有所成！而不能目光短淺，只能看到漢朝的向縣。 （作者：趙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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