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5 “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文诗馆



答:“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

“诗案”,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

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才情盖世,为人很有性格,恃才傲物,嫉恶如仇,刚直不阿。

苏东坡自己形容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惯的事,就必须“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偏偏,苏东坡又是一个“极不合时宜”的人——苏东坡生得体胖须长,尤其一个大肚子鼓如孕妇,他曾抚腹笑问小妾朝云:“猜猜这个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朝云讨好地说:“是一肚子锦绣文章。”苏东坡先是哈哈大笑,既而纠正说:“错,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宋神宗朝兴起了由王安石牵头的“新政改革”,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苏东坡看不惯,处处冷嘲热讽;到了保守派上台恢复旧政,苏东坡也看不惯,同样热嘲冷讽。

一句话,苏东坡是个两头不讨好的人。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是元丰二年(1079年),看名称就知是与诗有关。

但案发是从一份谢表开始的。

先交待一下背景: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大力实施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1079年),是从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

这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官职调动,按照惯例,都得给皇帝上一份谢表,感谢龙恩浩荡。

苏东坡也例行公事,上一份《湖州谢上表》。

惯常做法,就是总结一下自己在原职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职上的期望和计划,再加几句感激语,程序就算结束了。

但苏东坡是个牢骚包,对新政有一肚子牢骚,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神差鬼使地写了这么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表面看,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骚话,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钝不适时务,难于和新提拔起来的年轻才俊共事;同时您也体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懒,也只能在基层混日子了。

但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苏东坡这句话里有几个词语,在当时是非常刺眼的。

其中,“生事”二字,是神宗朝的热门词语——炒热这个词的人,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词来训斥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无事生事,是要扰乱天下的祸根。

这之后,“生事”就成了攻击变法的惯常用语。

另外,“新进”则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这样的牢骚,这样刺眼的词语,让变法派人士极度不适。

试想想,苏东坡乃是文坛的领袖,他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会对民众形成强大的引导力,而他总是在诗词文章中讥讽新政,无疑会对政府推行的新政建设造成强大阻碍。

变法派人士早牙根痒痒的,一直想弄苏东坡了。

这回,看到谢表上的刺眼语句,他们决定从这份谢表入手,把苏东坡整臭整倒,让他停止呼吸,彻底闭嘴。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

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于是,苏东坡被拘押到御史台狱受审。

好巧不巧,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新刊印发行,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上佳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摘抄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苏东坡“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老实说,舒亶也没冤枉苏东坡。

舒亶说苏东坡的《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讥讽新政中的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新政中的盐税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讽新政中的水利法;《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讥讽新政里的课试郡吏措施,“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东坡一开始只承认,《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但迁延数日,也不得不承认,《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再拖延了几日,又承认了《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事实上,舒亶的道行还是浅了点。

经过御史台同仁群策群力,他们从苏东坡诗词搜罗出上百首是针砭新政的。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苏东坡也统统作出了交待,承认自己就是看不惯新政。

其中有些诗,御史台的官员看不懂里面的真意,苏东坡主动指出来,给他们上课,详加解释,他们才醍醐灌顶,大长见识。

比如《和韵》诗中的“嘉谷”、“莨莠”等语,苏东坡说这是在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诗经》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

因为这些诗,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杀,必欲除苏东坡而后快。

苏东坡本人在狱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

但是,结果颇有些黑色幽默。

苏东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诗文唱和,写“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等句自比独鹤、高鸿,把变法派比喻成乌鸦、老鼠。

这些“独鹤”、“高鸿没有一个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称为“乌鸦”、“老鼠”的变法派大臣出力搭救。

其中,章惇为了搭救苏东坡,还和王珪撕破了脸面。

当然,最能决定苏东坡生死的,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那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回头想想,早在熙宁七年,苏东坡还做了《王莽》、《董卓》两首诗来痛斥王安石。

最终,宋神宗下令对苏东坡从轻发落,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最后补一笔,苏东坡刚刚逃出生天,老毛病就犯了,信笔写下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诗句。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覃仕勇说史


苏东坡险些丧命的“乌台诗案”:遭小人陷害,皇帝都救不了他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迁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苏东坡向朝廷写了《湖州写表》,其中有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因为这两句充满讽刺意味不合时宜的两句话,不久,苏东坡即遭受小人陷害,酿成两宋史上轰动一时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东坡因此险些丢了性命。

此时当政的皇帝是北宋有名的明君宋神宗,神宗皇帝并不希望苏东坡死,但是却只能眼巴巴看着苏轼被人陷害却无能为力。最后,还是苏东坡一直以来都反对的老丞相王安石站出来说了一句话,救了苏东坡一命。

酿成“乌台诗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因为苏东坡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陷入新旧两党的权利之争。其二是因为苏东坡本身嫉恶如仇的性格加上如此中天的名声,对当时执掌朝政的新党造成了威胁,因此新党中的部分小人无不欲除之而后快。

一、声名显赫,遭人嫉恨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年少聪颖。二十岁随父亲苏洵进京赶考,天纵英才,在三百八十八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几乎名列榜首。弟弟苏辙同样高中,一门两进士,在京城传为佳话,引起轰动。

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在读了苏东坡的文章后逢人便说:三十年之后,文坛之中再无人会念叨老夫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苏子瞻名满京城。

在欧阳修的大力推荐下,年轻的苏氏兄弟入朝应对,呈上二十五篇策论文章以供预览。当政的宋仁宗在看过他们的文章后说道:今天我为后世子孙选了两个贤明的宰相。

当朝皇帝和文坛领袖的赏识,苏东坡的名声如日中天,加上他气贯长虹的才华,一个人太优秀了,必然会遭人嫉恨。在一片掌声之中,很多人已经开始慢慢眼红。苏东坡同期进士的章惇便是其中之一,章惇后来当上了宰相,在苏东坡的晚年,因为担心他对自己的宰相之位构成威胁,一度将他贬谪海南詹州的蛮荒之地,此是后话。

二、反对新法,被人陷害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大刀阔斧地对朝廷的军政商农展开全方面的变法。

王安石激烈的变法导致民不聊生,苏东坡竭力反对。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从此卷入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两党的争执,“乌台诗案”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因为反对新法,受到新党排挤,苏东坡被外放到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升任密州太守。治理蝗灾,缉拿盗贼,政绩显著。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东坡迁徐州太守。碰上黄河决口,徐州城危在旦夕。苏东坡调遣军队,征集民夫,指挥若定保住了徐州城,宋神宗闻讯大喜,下诏敕赏。

六年来两任太守,政绩斐然,按理苏东坡有资格进入朝廷内阁了。此时朝廷依然把持在新党人物的手中,虽然王安石已经退位了,但是李定、邓绾、章惇等人,依然是大权在握。

反观旧党,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如张方平、司马光、范镇、欧阳修等元老重臣,辞官的辞官,流放的流放。已经对新党构不成什么威胁。只有一个人,在外担任一方太守又能力超强的苏东坡,成了新党人物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苏东坡回到朝廷,进入内阁权利的中心,加上他的超级影响力,新党一派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因此搬到苏东坡,成了所有新党人物的共识。

三、因言获罪,无处辩白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两句话是苏东坡写在《湖州写表》中讽刺新党小人的,被一个御史挑了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几天后,御史台任职的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弹劾他不忠于君。

李定,时任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在李定的授意下,一个叫皇甫僎的爪牙前往湖州拿人。苏东坡正在后院晾晒好友文同的画,前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拿一太守,如捉小鸡。”苏东坡被押解入京师,关押进乌台。所谓乌台,也就是御史台,因为关押要犯的监狱旁边有大树,树上经常有很多乌鸦,“乌台”二字,也就源于这些乌鸦。

苏东坡被关押进了乌台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对苏东坡的审问从八月二十日持续到九月十三日,最终苏东坡决定服罪。苏东坡承认“讽刺当政”、“批评新政”,对朝廷不敬。审问终结,证据呈送给神宗皇帝,李定、舒亶等小人主张死刑。甚至连苏东坡自己都认为必死无疑,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写了一首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四、绝处逢生,被贬黄州

神宗皇帝无意杀害苏东坡,但是对于御史台官员们的围攻,他也无能为力。宋朝一向广开言路,这反倒让神宗皇帝犯了难。

最终,苏东坡昔日反对的老丞相王安石站了出来。王安石说了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王安石虽然退位,但是作为皇帝的老师,神宗皇帝对他依然礼敬有加,苏东坡因此得以赦免死罪。

小人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乌台诗案的结果,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此案涉及甚广,苏东坡的朋友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包括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驸马王诜等人,分别被罚款黄铜二三十斤不等,其中最惨的是王巩,被贬岭南。

元丰三年正月,苏东坡及儿子苏迈顶风冒雪,黯然离开京城,前往黄州。

文章憎命达,经过乌台诗案的打击,反而让苏东坡的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在流放之地,苏东坡开垦田园,自耕自足,过上了陶渊明似的隐士生活,“东坡居士”由此而来。结交朋友,诗文唱和,无论在诗文还是绘画书法上,苏东坡创造了无数伟大的作品,前后《赤壁赋》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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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

首先,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要求不得杀文人,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看到军事割据给政权的稳定带来的灾难。而赵匡胤取得政权,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因言获罪”不好的头。

之所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文学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因为,这场无妄之灾恰恰帮助苏东坡,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转变,因为,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他的哲学思考、作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轼也从苏轼成为苏东坡。

所以,要感谢乌台诗案,感谢那些处心积虑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是他们促进了一个大师的自我实现。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成为苏东坡,让苏东坡完成了自我实现。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们找到陷害苏东坡的证据?让苏东坡差一点一命呜呼,也导致苏东坡的夫人因为这件事,一怒之下烧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动到湖州。苏东坡在徐州期间,因为带领军民抵御大洪水,颇受神宗的赏识。就把他调到湖州。苏东坡按照惯例,得写一份思想汇报,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忠心和感谢之情,另一方面也说说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本来就是例行公事,但苏东坡是个有思想又有点大大咧咧的人,说话不注意,结果在充满尊敬和谦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绽。这篇文章叫《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个包藏祸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读完之后,发现了一些可以制造事端的句子: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苏东坡说湖州这个地方没事可做,这不就是埋怨神宗没有委以重任吗?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句话苏轼本来就是一谦虚客气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词“新进”很扎眼。因为王安石变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执行,就一股脑地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基本上没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贤妒能溜须拍马都是能手,社会上就把这些人说成是“新进”,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苏轼说满朝都是些无能之辈,那你不是说神宗是瞎了眼吗?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开始各显神通,争先恐后从苏轼的诗文集中找问题,大搞一起来找茬的游戏。

一个著名的小人,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钱塘集),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证:

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总之,苏轼就该马上抓来弄死。

后来还有一帮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为了搞死苏东坡。宋神宗也是个软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苏东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说这样不好,驸马冒着离婚的危险给苏东坡通风报信求情,总之,宋神宗最后是放过了苏东坡,把他贬到黄州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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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乌台诗”案,是北宋一个文字狱大案。它牵连了北宋朝廷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苏轼、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多人。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更是北宋政权的转折点。苏轼受此打击,心灰意冷,远离朝政。对于北宋政坛来说,差点害死苏轼的这个文字狱,激化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从此新旧党争不断,使得朝纲不振,北宋国力每况愈下,最终亡国。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

其实,乌台诗案并不是由哪首诗引起的,而是由于“王安石变法”中遇到的一系列矛盾的引发的。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就不会有“乌台诗案”。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发生的,又产生了什么矛盾?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北宋的“三冗危机”

1、冗员 宋朝初期为了削弱官员的权利,实行一官多职。就是一个官职,由好几个人担任,让他们相互牵制,防止权力过大。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

2、冗兵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

3、冗费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遂起用王安石实现新法。

二、变法引起了党争,引起了朝廷动荡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

在朝臣中,因为对变法的看法和认识不同,很快形成两派尖锐的对立,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称为新派,包括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称为旧派或反对派,包括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然而“新党”中充斥了大量为升官发财,才支持变法的奸佞小人。

两派政见分歧,进行激烈辩论、斗争,又互相攻击,迫害,从而制造出一系列惨痛的冤狱,形成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党争现象。

党争的根本还是为了争权夺利。

“乌台诗案”发生 政敌王安石为苏轼求情

“乌台诗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

“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他年少得志,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榜上有名,他的文章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做官后,苏轼的政绩也很突出,三年进京考核被评为“百年第一”。但是他直率的性格,使得他的仕途并不顺畅。

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反对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动变法。他在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时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他被贬到地方任职以后,仍然不断写文章,指出“新党”变法中出现的问题。王安石也在变法途中被罢相。

神宗不甘心变法的失败,亲自上阵主持新论变法,史称“元丰改制”。

乌台诗案就是在这时候爆发的。

当时反动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苏轼就被“新党”盯上了呢?因为他虽然仕途不顺,但是已经是文坛领袖,在朝野很有影响力。他对变法以及新党部分官员的抨击,让这些人如芒在背,所以一直想找机会收拾苏轼。

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给宋神宗写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谢上表》,在这篇公文中苏轼不改书生本色,用隐晦的手法又批评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新党指出《湖州谢上表》中的问题,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后从苏轼的《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作中挑错,曲解附会说苏轼讥谤宋神宗;之后“新党”官员经过潜心钻研,又从苏轼诗文里先后收集了“谤讪”词句60多处,分布在数十篇作品中,纷纷上书数落苏轼的“罪行”,请求宋神宗严办苏轼,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

事情一下就闹大了,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的罪名被传唤进京。

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国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亲国戚、为苏轼求情。

甚至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站了出来,并未因政见不同袖手旁观。王安石给神宗上书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将其贬谪到黄州。

“君子和而不同”,从这件事上看,王安石的人品还是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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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乌台诗案”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两个人:苏轼和王安石。两人同属唐宋八大家,在文学艺术上都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可谁想到在文坛上惺惺相惜的两个人,在政治上却处于比较对立的局面。王安石除了文人的头衔之外,头上还有一顶闪闪发光的冠冕,那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连革命领袖列宁都赞誉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而苏轼当时的官职是判官诰院。

元丰二年(1079),苏轼时年四十三岁,他已在杭州做了三年的杭州通判知州又先后在密州、徐州地区任知州。元丰二年,他又被调往湖州任知州。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废兴除敝,因法便民,政绩斐然。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写下了一篇《湖州谢上表》,本意是写一份工作总结,向皇上汇报工作进度,民生状况等诸多事宜。不曾想正是因为这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官样文章,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被押解离开湖州,关在御史台长达三月之久,甚至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这就是当时轰动整个北宋政坛和文坛的“乌台诗案“。其实这儿的”乌台“就是指的御史台,只因当时的御史台中种有密密麻麻的柏树,很多野乌鸦栖息于枝上,看上去黑压压一片。御史台也被称为“柏台”。而此次事件被定性为文字狱。

而早在熙宁二年(1069年),年轻的宋神宗初登帝位,急于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便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新皇帝即位,那火更是烧得可以燎原了。由于一开始就看到了变法中的内容过于激进(比如说青苗法和保马法),苏轼多次上表陈述厉害无果,自觉难以在朝廷立足,便自请外调杭州。从此开始了他外放官的生涯。而使他身陷囹圄的“乌台诗”案就发生在湖州。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引起这件事的导火索,这份《湖州谢上表》的内容: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前两段的意思大体是感谢皇恩浩荡,将我派到这么好的地方任职,我何德何能能有此殊荣之类的客套话。后面也表明了自己要怎样不负圣恩,要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的忠心。但坏就坏在文中有两句让好事之徒抓到了辫子。“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新进当然指宋神宗起用的新派变法人物,当当时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就此事连连上章弹劾苏轼,说他不支持变法,不接受新思想,就是变相地与皇帝作对。宋神宗恼羞成怒,下令皇甫僎逮捕苏轼于京师入审。

之后,便是漫长的审讯,御史台更是各处搜罗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挖空心思地找出苏轼讥讽变法和对朝政不满的“证据”,其目的便是欲置苏轼于死地。受牵连的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驸马王诜。苏轼一度绝望至极,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但后面事件却出现了转机,因众人为其争相奔走,加上王安石不计前嫌,上书皇帝“圣朝不宜诛名士”,再加上太皇太后弥留之际对宋神宗的训诫,而宋太祖也曾说过:不得杀文人。苏轼才可以捡回一条老命,但却被发配至荒凉的黄州当了个有名无权的团练副使。

可以说被贬黄州之后,苏轼诗词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从一个满肚子锦绣文章的文人,悟透了生死,他对人性,对生命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完成了一个才子,到一个哲人最后到北宋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三连跳。我们不得不说,“乌台诗”案也许毁了一个高官,却实实在在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浅浅阅读


 乌台诗案背景

  北宋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吏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时大宋朝仅经历了三代帝王,但国力已经出现了衰落迹象——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间,曾经和西夏爆发大规模战争,大宋朝非但损兵折将没能降服西夏,反而眼睁睁看着西夏国王李元昊进位为西夏皇帝。

  痛定思痛的情况下,宋仁宗开启“庆历新政”,但很快遭到失败。之后宋神宗则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也好,对于一个现代公司也罢,任何改制,必然会牵扯到一些人的利益。因此宋朝皇帝的改良,在执行过程中引起反弹,并且掀起了朝廷中的党争。

  苏东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布了一些诗文,最终,引起政敌攻击。“乌台诗案”由此发生。

  乌台诗案

  宋神宗的变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给民间带来了负面影响,苏东坡当时身为地方官,对于这一现象也表示不满,于是做了一些诗文提及此事,其中《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几句话,为苏轼引来麻烦: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番话被苏轼的政敌恶意理解成:苏轼认为宋神宗所委任的人,都是一些喜欢生事的人,并且暗示自己不生事端才能治理好一方。

  这些作品启发了苏轼的政敌舒亶。他花了数月时间钻研苏轼在近期所撰写的诗歌,终于找到了一系列证据:

  《山村五绝》攻击宋神宗在青苗法和盐政方面的改革;

  《八月十五日看潮》攻击宋神宗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戏子由》攻击宋神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舒亶等人炮制下,宋神宗勃然大怒,于是命御史台负责办理苏轼的案子——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不过,尽管这一事件在当时属于惊动天子的大案,但最终,宋神宗仅是将苏轼贬官,受苏轼牵连的大臣大多罚款处理。


画家刘震


公元1079年,时任“湖州市委书记”的苏东坡同志被“双规”了。

此事一出,即刻占领大宋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持续十周稳居“围脖”热搜榜榜首。



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小网文横行大宋社交圈:

“打虎拍蝇遇见新难题,苏学士到底属于苍蝇还是老虎?” “意见领袖苏东坡被抓,大江东去或成绝响” “震惊了,又一大佬人设崩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苏东坡” ……

苏东坡锒铛入狱,一下子成了大宋全民话题,之前的柳永吸毒、秦观嫖娼及高衙内送林娘子坐牢等事件,跟这比起来完全不叫事。

后经《大宋日报》权威发布,“原湖州市委书记苏轼或涉乌台诗案,已被停职查办”。



乌台诗案,什么台什么案?

乌台其实就是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

因汉朝时,御史台院内有几棵大柏树,不识趣的乌鸦在柏树上筑巢安家,俨然主人一般,随意聒噪,因此时人把御史台戏称为乌台,此后一直沿用。

而苏书记此案,是因他诗文用词不当,被御史弹劾而起,故称“乌台诗案”。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聊一下苏书记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个要命的“乌台诗案”里呢?

苏东坡早年得志,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儿急。

受儒家思想影响,古今文化人大多一样,志大才高,都渴望着拜将入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苏东坡年纪轻轻就混上了处级干部,前程可谓一片大好,他豪情满怀,写词道“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42岁那年,也就是1079年,苏东坡升任湖州市委书记,正厅级。古代官员赴任新职都得向皇帝上一个总结形式的奏表,苏东坡照例向宋神宗递呈了《湖州谢上表》。

没想到这个奏表彻底的颠覆了他的命运。

苏东坡是个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不忘了加点个人感情色彩。

他在奏表的最后写道: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就是几句牢骚话,白了说就是:陛下知道我又老又笨,估计跟不上那些朝廷新进大臣的思路,所以让我到安心的到地方去抚恤百姓发挥余热。

这几句并看不出什么过错,就是带点自嘲的调调,但在想弄你的人眼里,草绳也可以是咬人的蛇。

苏东坡表中提到的“新进”和“生事”戳到了一群革新派小人的痛处,他们正好借题发挥,说苏轼妄自尊大、愚弄朝廷。

苏轼是个耿直Boy,他为人处事向来直溜,丁是丁卯是卯,不见风使舵,不结党营私,比今天的直男癌还直,他这种性格混官场,处处给自己埋雷。



当初以王安石为首的“新进”分子主推变法,苏轼是反对的,为此,好多人记恨在心。

这次,他又公然在奏表中讽刺“新进”大臣,这不是为自己找不痛快么!

果然,以何正臣、李定等为首的“新进”小人代表,狠狠的咬住了苏东坡。他们唯恐天下不乱,藉此正好将反对新政的朝臣们一锅端。

“新进”小人们以苏轼的总结奏表及诗文为出发点,从中捕风捉影,谤告苏轼“反dang反人类”。

中华文字博大精深,文字狱自然也是精深博大,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人们准备对苏轼痛下杀手。

苏书记在纪检看守所遭受了100多天的轮番审讯,整个人几近崩溃,他已深刻的意识到了案情的严重性,把遗书都写好了。

宋神宗对此案也非常关注,他还指望着借此打压保守派,杀鸡儆猴,好推行新政咧。从古至今,革新都是要流血的,皇帝老爷可不在乎砍几个人。



但宋朝太祖皇帝留有遗诏,“凡大宋一朝,大臣唯谋逆者不予死刑”。

此外,卧病在床的曹太后也对皇帝儿子施压,要求务必保证苏轼安全。

另外,新旧两党中有许多正直的官员也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对苏东坡从轻发落,其中声音最响的,当属新政发起人、已退休的老干部王安石了。

案件移交大理寺,迫于各方压力,大理寺公平公正的处理了该起案件,苏轼被贬谪为黄州副团练。

同时,此案牵涉人员70多人,大部分被贬被罚,最终还算平和的平息了这次风波。

九死一生的东坡同志被下放到湖北黄冈,做了一名民兵自卫队副队长,一个可以让人看报喝茶喝到水肿的闲差。

工作闲了,苏东坡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诗词和美食了。

从东坡同志这段时间发布的诗词作品来看,在黄冈的那三年,他过得老“虚浮”了(虚浮,湖北话“舒服”的谐音)。

正所谓“东坡肘子贼带劲,官场不幸诗家幸”。



乌台诗案成了苏东坡人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他诗词创作的分水岭,由之前的慷慨激昂,到后来的自然豁达。

从此,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雄浑、豪迈、坚强、豁达而有趣的苏东坡。

苏子宽慰我们曰:大江东去,就让它去吧!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


南宫寻欢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是北宋的监察机构。因为当时御史台衙门里栽满了柏树,上面有众多乌鸦栖息,所以时人称御史台为乌台。

乌台诗案是北宋比较著名的一场文字狱,受害者是在文学界大名鼎鼎的苏轼,而施害者与文学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关,那就是写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王安石。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有关,并不是说施害者是王安石本人。


乌台诗案的本质是变法派对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一场政治迫害。王安石变法受到的阻力很大,当时的反对派几乎都是在文学领域声名显赫的人物,以司马光为首,苏轼也是其中之一。宋神宗推行变法新政的意志很坚决,反对派大都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领袖司马光被迫到洛阳去编纂资治通鉴,苏轼等人被打发出京城,到各地去做地方官。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苏轼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跟他自己的狂傲性格和“不识时务”也有一定的关系。元丰二年,1079年3月,苏轼调任湖州,他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叫《湖州谢上表》。一般情况下,这类相当于非正式述职的奏章套路基本都差不多,先赞颂一下皇恩浩荡天下太平,再自谦一下说自己在前面任上并没有多大贡献,辜负了皇上的厚恩。无非就是怕拍马屁,顺带自谦一下就over了。但文人都喜欢耍文弄墨,在走完正常的套路之余,苏轼在奏章里又夹了几句自己的牢骚。


很明显,苏轼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时的北宋朝廷文化昌盛,文人众多。文人之间的争端往往都往文字狱的方向跑偏。他能耍,别人也能耍。他耍文字,别人就耍他。正所谓,耍人者,人恒耍之。苏轼这一耍不要紧,为他招致了一场牢狱之灾,还差点丢了性命。

在《湖州谢上表》中,他夹杂了几句让变法派看来很刺眼的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的“其”指的是苏轼自己,大意是说皇上知道我有点笨,难以和新进的官员们一块工作。我老了不能做重要的事了,只能去做地方官了。这句话乍一看,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其中“新进”和“生事”两个词太刺眼了,这两个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敏感词”,放到现在各大主流搜索网站里会被屏蔽的。

“新进”一词指的是一批新进的变法派官员。由于保守派人数众多,宋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提拔一批新生力量进入朝廷,壮大变法派的政治实力。“生事”有无事生非之意,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劝他放弃变法的时候用了这个词。所以这两个词都是保守派攻击变法派时候的常用词汇,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敏感词,变法派看到这两个词就如同吃了苍蝇一般。苏轼在奏章里用这两个词很难分辨出是无意之举,还是有意的一语双关。

本着“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斗争精神,变法派对苏轼下手了。

变法派的人都是实干家,说干就干。

他们怕仅凭这一句话不足以整倒苏轼,于是把苏轼的诗文集中起来,拿着放大镜寻找诗文中反变法言论的蛛丝马迹。古人写诗文比较言简意赅,释义文字时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这也是古代文字狱有很大市场的原因之一。他们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难的实干精神,经过四个多月的苦心钻研,终于找到了一些似有似无的证据。


他们把自己收集整理的证据一起打包呈送御前,弹劾苏轼。很快,苏轼就被投进了大牢,成为了阶下囚。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这里不作细表。

御史台审理案件的时候,面对指控,在没有用刑的情况下,苏轼竟然大都招认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这场文字狱里苏轼可能真的没有被冤枉。

但是,问题在于,他该不该因言获罪。

北宋属于文人政治,官员们有非常大的言论自由,仅仅因为一个官员写诗文发几句牢骚就治重罪,甚至要杀头,这明显有点过了。

案卷报告到达宋神宗的办公桌上之后,神宗勃然大怒,杀了苏轼的心都有。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再加上当时大量的官员上书求情,求情的人当中不乏变法派的关键人物,比如王安石,苏轼才勉强捡回一条老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最终苏轼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司马光等一批跟苏轼有诗词书信往来的保守派官员也受到了牵连,受到了相应的处分。

被贬黄州是苏轼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幸运,苏轼开始变得乐观豁达,专心于文学创作。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也写出了《赤壁赋》等光耀千古的文章。


泊爵先生


1079年44岁的苏轼摊上个案子,这案子不仅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让他的文风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差点要了他的命,像他这样的大文豪,在朝廷、民间都深受人喜爱,粉丝众多,怎么会卷进一个杀头的案子呢?

1079年,苏轼刚被贬到湖州,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吟诗作画,自得其乐,可惜好景不长,刚刚过三个月就出事了,1079年7月28日御史台请他喝咖啡(御史台相当于公司的监察组),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

乌台苏轼为什么会被御史台请喝咖啡呢?

1079年8月18日,苏轼被送进了御史台监狱,案子是由御史台亲自审理,而他们提出的证据就是苏轼的诗集,所以这个案子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

提出审查苏轼的人是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此二人正是前宰相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提拔的人,那此二人为何会针对苏轼呢,这还得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王安石变法期间,朝廷形成了赞成与反对新法的“新、旧两派”,而苏轼就是“旧派”的中坚人物,他不支持王安石变法,而且经常写诗作文讥讽,“新派”成员对之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向神宗皇帝上书,指控苏轼在诗文中诽谤新法,而神宗对此事并没有理会,只是将奏疏交给中书省去办理,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令新派人物十分不爽。而恰在此时,苏轼刚到湖州上任,他写一封《湖州到任谢上表》,以示感恩。按惯例苏轼只需例行公事,写一下自己过去并没有功绩,却多次蒙皇上恩典,以此美缺相赐。

但是苏轼偏写:“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新陪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词是有固定代表意思的。

苏轼说自己在40多岁的年经担任地方官,已经不会惹是生非了,那其意是否就暗指在朝中当官的人就必然会惹是生非呢,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感觉抓到了确凿证据,立即上疏,再次弹劾苏轼。

舒亶在弹劾苏轼的奏章中将他的诗一句一句的分析给神宗皇帝听: 皇上不是实行青苗法吗,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皇上整顿吏治,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 皇上不是要兴水利吗?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皇上不是要推行盐禁吗?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这些诗句经过舒亶这样一刻意分析,立马就变得与神宗的新法过不去了,而此时神宗正为新法推进而头痛,再被舒亶这样一煽风点火,神宗顿时对苏轼极为不满,于是命令御史台立案调查此事,这就是“乌台诗案”的由来。

由此可见,“乌台诗案”并不是哪一首诗或哪几句诗,而是御史台有针对性的要和苏轼算账。

对“乌台诗案”,我们不禁要问:

第一:这些人为何要陷害苏轼?

第二:王安石与这一切有无直接关系?

第三:苏轼是如何逃过御史台审查的?

到底谁才是幕后黑手,苏轼是如何利用“绝命诗”成功自救的。苏轼的粉丝是如何为他求情的,他的粉丝中最大的婉是谁?想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关注我,我将带大家了解“乌台诗案”中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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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 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 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引发“乌台诗案”有二,为《湖州谢上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湖州谢上表》苏轼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湖州谢上表》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还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御史据此给苏东坡的罪名是,标榜自己,攻击新法,认为这些牢骚暗中讽刺改革所启用的官员,都是一些喜欢惹事折腾的新进,为什么?苏东坡说自己“老不生事”,“难以追陪新进”,朝廷重用的,便自然是生事之徒嘛,把改革喻为“生事”,那还不是攻击新政?因此,御史们马上弹劾!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其一吴王池馆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据说,跟随王安石改革的沈括虽然当时不是御史,但他读到此诗后,也马上检举苏东坡在诗中批评皇帝,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东坡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如此!”因此指控苏东坡“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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