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陆海兼备 的大国，早在古代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繁荣的商业贸易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蟸，在鲁国等诸侯国之间贩卖盐铁成为首富，更是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以商帮为代表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可见我国的商业贸易一直都是处于较为繁荣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由于割据势力众多，所以商人群体也再一次活跃了起来，他们在各分裂国家间贩卖各国的特产，追求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商人不仅仅是商人，还有很多事王公贵族，他们也加入了追求财富的活动当中。在南北东西的商贸交往之下，南北朝之间的文化也趋于特殊，兼备了多文化的特点，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文化和商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一，商业和文化交融不可分割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混乱时期，经过西晋灭亡的“永嘉丧乱”之后，晋朝南迁，南北对峙由此开始，北方所代表的是少数民族政权，南方则是中原汉族政权，在长达三百年的对峙中，南北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不仅如此，西域之人也发现了中国这一块地方，并且不断派人前来观察，在诸多要素融合的过程中，商业贸易则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了商业贸易带来的
文化交融，魏晋时期就是一潭死水。西域文化的传入由来已久，在当初张謇出使西域的时候，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局面就已经出现了萌芽，但是，西风东渐的鼎盛时期还是在西晋灭亡了之后。
首先，是因为北朝是由少数民族入主的地区，其呈现的特色是胡汉交融的特点，这就是先天上的优势，开放程度和接纳能力极高。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中西方沿着丝绸之路的贸易，促使西域的文化来到中原落地生根，因此中西方贸易的盛行，是开放式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虽然，北朝在少数民族的经营下不善于商业贸易，所以比南朝的经济差，但是北朝的优势在于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特点。拓跋氏建立北魏之后，并没有盲目地排外，而是主动地和汉族、西域、胡人进行商业贸易。
2，北朝对商业的促进
北朝的统治者对于商业的贸易不像汉族统治者一样重农抑商，反而是鼓励商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了大量的“互市” ，还允许官员从事商业。
如武陵公崔宽“又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往来。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利用守边职权进行贸易，这在北魏已经是普遍性行为。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边疆的官吏“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而远道而来出使的使臣，也投机取巧做生意，南齐使者刘攒到达北魏以后，就立马找商店购买物美价廉的金银玉器。
北朝使臣南下时，会和贵族谈好交易什么物件，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民间或者是官员的商业贸易都是宽松对待，如节阂帝所说的,
“诏有司不复称伪梁,罗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来”，促使了南北商人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当时的寿春、襄阳和郁州都是商贸的重镇，他们本来因该是军事重镇。
3，商业发展的影响
在北朝和周边国家不断的贸易下，商人逐渐成了社会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大的群体，他们甚至能够左右国家。
商人们通过不断地财富积累，获取了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北朝的这种情况在门阀观念严重的两晋和南朝是难以想象的，北朝开始出现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同时社会上掀起了追求财富的狂热以及享乐主义的盛行，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混淆，在官吏和富商的倒逼下，社会开始转向为他们提供享受的物质基础，北魏河间王也从事经商，派人前往波斯贸易，购买了大量的名马和珠宝。
商人的崛起促使北朝整个社会的文化向金钱文化靠拢，并且统治阶级也沉溺其中，由此可见在北朝无比开放下的贸易政策下，融会贯通了东西南北的文化，东亚各地的人民不断在此聚集又分散，最后在此留下文化的足迹，最后与原生的而文化相互诘难相互融合，最终影响深远，从而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
二，“胡商”活跃下的南北时期商业与文化
中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因为极大的利润，所以吸引了一帮“胡商”亦或者是“商胡”。北朝当时的洛阳就是这些胡商的领域，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南有商馆，管分四类，金陵、南然、扶桑和崎峨，分别招待来自于南朝和北、东、西三夷，这些商人在北朝住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获得北朝的合法居民地位，能够获取宅邸，北魏为了方便管理，
将此地命名为“四通市”,又称“永桥市”，而胡商则是里面最活跃的商人群体。北魏在分裂之后，洛阳也没落，被长安所取代“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成为西域商人交流的场所，在他们的带领下，整个北朝的经济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样子，并且，他们还充当了文化的使者，由于西域商人长期背井离乡，所以他们自己的团体中就会有人表演西域特有的歌舞。
这也就传给了当地的汉族人民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杂技百戏、音乐歌舞以及雕刻绘画等都不断地沿着丝绸之路扩展到了中国，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胡乐。
胡乐作为西方的特色，一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西域宫廷乐舞，这一般在朝贡、联姻、战争等途径传入中国，其二是民间乐舞，这就是上文中所说的通过民间的贸易传入中国，这也是普及最广，数量最多的西方音乐。
对于胡乐接受程度最高的当然要数北齐，也不知道怎么的，北齐的皇帝尤其喜欢胡乐，高纬作为北齐的末代皇帝，不喜政务尤爱胡乐，根据历史记载他可以自己吹拉弹唱，自己编写歌曲，特别宠信一些擅长胡乐的人，被宗室高思好指责“商胡丑类,擅权帷握”。由此可见，胡乐在中华大地的受众之广。
但是，根据历史记载北齐此时与西域的通道早就被北周所切断，因此，这些胡人音乐的传入并不似该时期的事情，而是北魏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些因为长期流传与民间，受到了统治者的喜欢，才从不入流变成了最时髦的音乐，而且当时被宠信的乐工，几乎都是西域的人民，这都是商业贸易，带来的文化远播。
总而言之，商业贸易与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是难以分割的，有商业贸易才有者异彩纷呈的文化特点。
三，细看南朝商业化下的城市化
不同于北朝的南朝商业是井然有序的，虽然南朝的文化好像看起来比较消极又比较唯美，但是南朝的思想的活跃并不逊色与北朝，甚至还要超过北朝。在南朝各种思想迸发的时候，一些结合了玄学道学的超脱思想趁着封建专制思想的松懈，有了新的发展，它渗透进了思想文化的所有领域，两汉形成的“定于一尊”的固化思想，在此时出现了松动，而这一切都的要感谢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业贸易暂时性的让经济压过了政治，成为所有人追求的对象，而随着商业带来的附赠品文化，造就了南朝士人的“忧郁性格”.
在南朝，商业贸易还有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出现了具有独立意义的商业城市。其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扬州为核心的多辐射地带，以江陵等荆楚城市群经济区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城市群经济区一同构建了南朝的商业帝国。
六朝古都，政治核心建业在此时变成了商业味浓厚的工商业城市，并且占地面积不断扩大到梁时,
“城中二十八万户,南北四十里”是它最真实写照，城中只有两类人，政治家和商人，据记载到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南北四十里”可见营商风气之盛。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拜当初那些中西方的商人群体所赐，他们不仅带来了文化，还带来了营商的风气，在被农业围困的中国撬开了一个小小的墙角，给予了商业畸形的繁荣发展，商业之盛文化交融之盛，罕见。
总结：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进程最快的朝代，也是规模最大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商业贸易。文化的交流与认可为商业的开辟扫平了道路，而商业的不断发展，又为文化的交融提供了物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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