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在傳統文化史、社會文化史等方面出現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著，研究內容更趨多元，不失亮點。特別是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日趨活躍，西方新文化史也在不斷影響著國內史學研究。本文對代表性研究論著進行簡單梳理，就研究熱點進行重點介紹。
傳統文化史研究
在傳統文化史領域，學者繼續對近代文化發展與轉型進行深化研究。如傅才武的著作《近代中國國家文化體制的起源、演進與定型》分五個時段研究了民國時期不同政府的國家文化體制構建問題。李強的《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傳統新探》一文指出：文化保守主義是近代中國三大社會思潮之一,其政治哲學傳統以現代國家建構為核心關切和思考重點,從文化、政治、經濟三方面建立了完備的儒家政治哲學體系,為近代中國提供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建國方案。張昭軍的《中國文化史學的過去與未來》一文認為：文化史學的任務，由尋求民族獨立、思想啟蒙、文明再造，更新到實現民族富強和文化復興；研究領域，由精英文化、觀念形態的文化史為主，擴展到社會文化史、大眾文化史、媒介文化史、物質文化史等眾多領域；研究資料,由域內傳世文獻擴大到域外文獻、地下資料和大數據；理論方法，由文明史觀發展到唯物史觀,再到借鑑西方的新文化史學。瞻望未來,中國的文化史學既要順應全球化的潮流，確保理論的先進性和開放性，又要堅持中國史學的主體地位，從古史中尋資源。
近代中國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期，學者也進行了深入探討。如楊念群的《反思西學東漸史的若干議題》一文稱：西學東漸史研究經歷了一個從早期崇尚“單向文化傳播論”到注重中西文化雙向選擇,再到運用概念史與後現代方法對西學引介過程進行更為細膩分析的過程。胡連利等發表的《中國近代西學傳播的歷史拐點與文化變遷》一文指出：鴉片戰爭後，西學從往日個別零碎和緩慢的傳入方式轉變為廣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質的文化殖民主義的侵入。管新福的《從文學到文化:晚清西書中譯的策略及風貌》一文則指出：由於救亡和啟蒙的時代訴求,晚清西書翻譯具有明顯的社會功利性；另外，晚清知識分子懷有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和優越感，即便有過域外留學背景的翻譯家，也未能滌除傳統文化的影響。
對於近代的讀書人與知識分子，學界的研究更趨深入。如羅志田的著作《風雨雞鳴：變動時代的讀書人》作為歷史隨筆集，集中關注近代讀書人的學術與思想世界；許紀霖的著作《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則是通過對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共27人的考察，研究個體心靈在時代轉變中的反應，探究知識分子群體與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左玉河的《科舉廢除與新知識階層的興起》一文指出：廢除科舉制度加速了新知識階層的興起，改變了清末民初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政府儘管採取措施以尊崇經學並極力維護儒學獨尊的地位，通過學堂獎勵出身的辦法力圖將新知識階層納入體制之內，但效果甚差。
在近代傳媒文化研究上，齊輝的著作《中國近代傳媒的職業建構與文化嬗變》通過對近代報紙、廣播、雜誌、通訊社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微觀與案例考察，關注了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歷程及體現出的文化變遷。楊冰鬱的著作《高原新聲：陝甘寧邊區紅色話語傳播範式研究》以中國共產黨的紅色話語為考察對象，研究了紅色話語在陝甘寧邊區的生產、傳播過程及其特有的範式。馮淼的《〈讀書生活〉與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發展》一文指出：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和左翼知識分子如艾思奇、柳湜和夏徵農等，在城市的識字勞工中展開了一系列文化活動。這些活動得以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地開展起來，其重要原因在於此時聚集在城市的革命知識分子關注勞工青年的精神世界，能將其日常生活和個人情感轉化為革命教育和文化的資源。
近代中國學術轉型也引起許多學者關注。羅檢秋的著作《清代漢學家族》研究了清代二十多個漢學家族的家學傳衍、家法內涵、學術方法、漢宋關係和學術精神等問題。朱貞的著作《清季民初的學制、學堂與經學》對清季民初的學制、經學課程、經學教育，學堂與經學關係進行了細緻梳理，分析了近代經學的歷史命運。桑兵的《國學形態下的經學：近代中國學術轉型的糾結》一文則指出：守成者竭力維繫經學的一統地位，趨新者則希望化解為不同分科。國學之下經學與諸子、史學、文學的糾葛，使得經學日益喪失既有地位。
去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學界出版一批著作。張利民的著作《中國近代文化哲學研究：以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中心》從文化哲學視角關注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梁漱溟與胡適的思考，東西文化調和、衝突，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探索等問題。同時，學界還圍繞五四時期的文化觀念與新文化運動，發表多篇論文。如王鴻的《“解放時代”的來臨：五四時期“解放”觀念的歷史演變》一文指出：在五四時期,“解放”觀念發生了一個內涵上的重要裂變,從作為啟蒙觀念的“個人解放”轉變為作為革命觀念的“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周月峰的《“革命”的文化運動：“五四”後張東蓀的新文化方案》一文稱：張東蓀將文化運動視為解決中國問題即“總解決”的第一步，作為其言論、事業之核心。李帆的《駢散、漢宋之爭與“學者”“文人”的糾葛：學術史視野下北大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淵源》一文認為：民國初年北大內部桐城派與章門弟子的關係問題，系新文化運動得以在北大發生、發展的關鍵所在。將桐城派驅離北大客觀上起到為“文學革命”掃清障礙的作用，使得北大整體上趨向新文化運動。
社會文化史研究
社會文化史研究作為近年來甚為活躍的研究領域，本年也出版、發表多部論著。如王笛的著作《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記憶》從新文化史、微觀史的視角，用通俗生動的語言了展示了成都各種社會階層的日常生活的細節以及廟會、節日、街頭政治等城市中的各種社會活動。程美寶的論文集《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研究了明清時期華南地區的三山國王、雙忠公、媽祖等重要信仰形態的發展演變及其與近代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梁景和出版《生活觀念與多維的社會文化史：梁景和學術論文集》，從理論上探討了社會文化史的學術概念、理論方法、多維史料以及史學視閾內學科交叉互動的生活質量史等諸多問題。王東傑的著作《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則專門研究了清末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與國家建構、民族認同、文化觀念間的互動，探討了語言文字在社會文化轉型中的特殊作用。
在近代中國知識與文化轉型方面，社科文獻出版社還推出學科、知識與近代中國研究書系，包括陳力衛的《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章清的《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沈國威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躕：嚴復譯詞研究》、阿梅龍的《真實與建構：中國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及潘光哲的《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復旦大學歷史系等主編的《近代中國的知識與觀念》則為專題論文集，從不同角度揭示了近代西方思潮進入中國所引起的中國傳統知識與觀念的更新與嬗變。譚徐鋒的《清末革命知識的製作與流動》一文討論孫中山怎樣進行革命動員，從細微處解讀孫氏的革命宣傳策略，並引入革命知識製作與流動的生活場景，留意革命儀式的變易，以及演講者與聽眾的互動。
在近代女性文化研究上，梁景和主編的論文集《社會生活探索——性別視角下的中國歷史》在本年出版，主要以婚戀、家庭、女性、性倫為研究中心，探討了中國近現代的社會生活。秦方的著作《“女界”之興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與女性形象建構》對晚清女性公共形象的生成與傳播等內容進行了探討。何瑋的著作《“新女性”的誕生與近代中國社會》探討了民國前期社會“新女性”話語建構過程與文化內涵，並與日本作了比較。
關於民國時期節日、紀念日研究，為近年出現的研究亮點。韓曉莉的著作《革命與節日：華北根據地節日文化生活（1937—1949）》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對1937—1949年華北根據地的節日文化生活進行考察，關注了戰爭環境下的傳統節日、根據地廟會的恢復、新節日的引入與創造、節日改造與社會生活等重要問題，分析了節日生活背後的傳統與現代、官方與民間之間的關係變化。郭輝的著作《國家紀念日與現代中國（1912—1949）》則通過對北京政府的國慶紀念日、國民黨的黃花崗起義紀念日、國慶紀念日與抗戰勝利紀念日、商家的國慶紀念日、九一八紀念、孔子誕辰紀念日、民族掃墓節、抗戰建國紀念日等一系列民國紀念活動的考察，闡釋了紀念日背後的政治內涵與意義。此外，張小波的《儀式的浮沉：民國植樹節的設立、演變與發展》一文，考察了民國植樹節的歷史，分析了植樹節儀式揹負的政治寓意。
近代概念與符號的研究為學界近年來討論較多的話題。方維規的著作《概念歷史的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關注了西學東漸過程中“夷”“洋”“西”“外”及其相關概念。
對於近代文化產業研究，成為本年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如姜虹的著作《社會變遷與近代上海文化產業化發展（1840-1949）》探討了近代上海文化產業化發展的動力機制、主要業態與規模、經濟地位以及其與戰爭、社會形態的互動關係。韓晗的《張園與中國現代文化產業》稱：上海張園是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上第一個城市公共文化商業空間，它反映了當時中國現代文化產業“舶來—本土”過渡的顯著特徵。周春耘的《買文化與賣文化：近代漢口文化產業形態初探》指出：繁榮的文化商業不僅沒有成為漢口“產文化”的動力，反而阻礙了文化工業的發展，文化出產成了文化產業鏈上的薄弱一環，近代漢口文化產業呈現出強買賣，弱生產的形態特徵。
縱觀2019年國內學界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取得一定成績同時，仍然存在著部分研究內容多停留在表面，盲目借鑑西方史學理論，碎片化研究較多，理論方法探討不足等問題，需要學者繼續努力構建本土化的理論方法與闡釋體系，提升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內涵。而且學界對於東部沿海地區的區域文化普遍關注較多，中西部文化則是集中於少數個別城市，對中西部其他地區的不同文化還應加強關注，近代外人的在華文化研究也應使用外文史料繼續推進。特別是學者們應充分利用各類歷史資料數據庫中的豐富文化史資料，藉助多學科研究方法，合理吸收西方史學理論精華，儘快在抗戰文化史、性別文化史、紀念記憶史等重點領域，推出幾本從資料、方法及結論都被學界廣泛認可的文化史典範之作，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學術的聲音。
（張德明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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