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冠狀病毒家族本世紀的第3次肆虐，新型冠狀病毒自2019年12月爆發以來，就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高度恐慌，而隨著出現確診感染病例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這種恐慌也逐漸與日俱增。
作為新型冠狀病毒的重要爆點，武漢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於1月23日及時進行了封城，以巨大的代價扼殺了進行冠狀病毒的瘋狂傳播。
而隨著各方力量同心協力、眾志成城的努力，我們的確診、疑似及死亡病例增速不斷放緩，各地也陸續開始解封並復工復課，疫情形勢不斷向好。
但與我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疫情卻愈發嚴重。
從2月15日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表示情況已發生變化，並暗示疫情已經在日本大規模擴散以來，日本的疫情形勢就急轉直下。
截至2月21日18:30，日本國內累計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已達737例，死亡3例，其中“鑽石公主”號豪華郵輪20日確診病例人數為634例，日本也成為除我們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最多的國家。
雖然日本的確診病例絕大多數來源於停泊在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但日本境內的感染人數也超過100並且在不斷增加，全國47個州道府縣已經至少有11個出現疫情，可謂全面開花。而除了從13日開始出現隱性傳播、15日開始出現院內傳播的情況外，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受到了新型冠狀病毒的直接威脅。
因為拜訪安倍晉三及秘書官的共同社女記者之前乘坐的包車司機在2月16日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包括這名女記者在內的10名共同社職員雖然在兩週時間裡均未出現發熱症狀，但仍然被要求從17日開始進行隔離。
安倍晉三受到直接威脅是一個極其可怕的信號，這暴露了日本在應對進行冠狀病毒威脅時的疏於防備和力不從心。
果然，隨著疫情的不斷嚴重，日本社會對日本政府的不滿和抱怨也與日俱增。尤其是看到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在2月18日的記者會上不僅沒有佩戴口罩，而且多次咳嗽，這個反面典型引發了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廣泛質疑。
而同日日本神戶大學感染科教授巖田健太郎對“鑽石公主”號情況的披露，更是將危機中的日本政府再次推到了風口浪尖。
據巖田教授披露，雖然日本從2月4號開始就對“鑽石公主”號進行了不靠岸檢疫，要求所有乘客及船員船上隔離14天，對確診感染病例及時進行送醫治療，同時對船上人員進行隔離和檢測。
但問題是郵輪上根本沒有傳染病專家，只有DMAT，也就是災害派遣醫療組，這是專門處理日本各種突發事件的組織，但卻沒有針對性。而更可怕的是，這些DMAT的醫生在下船後並未進行隔離，而是立刻返回了自己的醫院崗位開展工作。
雖然隨後日本政府進行了緊急闢謠但在洶湧的指責和聲討中無濟於事。而美國、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家在2月17日“鑽石公主”號“失控”後，已經陸續開始從“鑽石公主”號上撤僑。不管是不是出於對日本政府的不信任，焦頭爛額的日本政府似乎都可以鬆一口氣了。畢竟國內的疫情已經疲於奔命了，“鑽石公主”號這個燙手山芋終於可以脫手了。
不過這些乘客基本都是通過飛機回國，這又給負責轉移人員的日本政府帶來了更大壓力。
而即便沒有了“鑽石公主”號的飛來橫禍，日本國內不斷增加的確診病例也讓日本壓力山大。
那麼，面對愈演愈烈的現實，日本會向鄰國“抄作業”，照葫蘆畫瓢地在日本進行“封城”的措施應對疫情困擾嗎？靜夜史認為日本政府，尤其是厚生勞動省自然是雙手雙腳贊成。
但很多問題，光贊成是沒有用的。對於日本這個深受西方影響的國家，口罩封口容易，但封城絕對難於登天，因為在日本，“封城”＝“侵犯人權”。
從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日本全面學習西方開始，日本就越來越“西方化”，“脫亞入歐”就是一路向西的最高潮。
加上二戰結束後，日本淪為美國事實上的殖民地，日本骨子裡更加西方化，所謂“民主”和“自由”的觀念深入人心。
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的“封城”措施，首先民眾就不會答應。
而面對這樣的困境，日本政府除了“勸導”，還是循循善誘，根本無法強制執行，因為日本政府力不從心。
美國在二戰結束佔領日本後，作為日本真正太上皇的麥克阿瑟，對日本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包括移植了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將強權的天皇徹底架空，日本政府也成為受立法和司法機關制衡的部門。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決議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即日本國會的批准。
所以日本政府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尤其是“鑽石公主”號問題上的糟糕操作，既有政府人員辦事不利的因素，更有體制掣肘的無可奈何。
而且最尷尬的是，雖然日本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且深受美國影響，卻沒有從美國引進“疾控中心”制度，日本DMAT作為應對突發災害的機構雖然什麼都管，卻沒有針對性。這意味著日本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也沒有專門的應對管理機構，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強行進行封城，僅靠厚生勞動省及DMAT的微薄力量又怎能做好管控呢？
說白了，“封城”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針對性強的機構，但當前的日本並沒有。
而之所以說“封城”難“封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封城為了保證防控效果，需要巨大的犧牲，尤其是經濟方面。
以武漢封城為例，不僅全城的物資供應不能因停擺而中斷，而且因為是交通樞紐，多地發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
可以說，武漢上千萬人口在封城下的生活，靠的是全國的付出和支持。
但日本僅東京都人口就佔到了日本總人口的1/3，這意味著一旦東京被封城，日本就有半壁江山癱瘓的可能，而其他地區是沒有能力為東京持續輸血的。而如果其他出現疫情的地區也如法炮製，日本不說全國停擺，也基本是“半身不遂”了。
所以，日本的“封城”，在技術上也達不到。
概括說來，“封城”作為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是真正的萬不得已，而它的前提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只有這樣才能衝破一切阻撓，為戰勝疫情而竭盡全力，但當前的日本無論在主觀還是客觀層面都無法達成目標。
一直以來，日本對抗外來威脅，包括傳染類疾病的政策都是“水際對策”，即通過對機場港口等重要關口加強檢查、監視的方式達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目的。
但從本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情況來看，日本的“水際對策”並未起效。
而匪夷所思的是，在疫情愈發嚴重的時刻，日本方面的大型活動卻並未停止，包括萬人裸祭，奧運火炬傳遞彩排等。
作為第32屆夏季奧運會的東道主，日本在東京奧運會的投入可謂耗費無數，而日本自然也不希望奧運會因新型冠狀病毒而泡湯，所以日本方面除不斷強調奧運會不會延期甚至取消，還拉著世界衛生組織做偽證。更要通過一系列大型活動提振民眾信心，表明日本面對疫情的樂觀態度。
但在進行冠狀病毒這一傳染性極強的病毒面前這樣的行為反而有弄巧成拙之嫌，而且日本民眾雖在日本政府勸導下紛紛戴上了口罩，但超過6成的民眾已經開始要求取消奧運會了，且多地的馬拉松比賽已經取消。所以與其遮遮掩掩，不如勇敢面對，畢竟就算日本力量不足，鄰國等外部的支持也一定能幫助日本戰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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