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鑫 趙孟
2020年2月23日，教育部、科技部聯合印發的《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公開（下稱《意見》），對破除論文“SCI至上”提出明確要求：除呼籲健全分類評價體系、完善學術同行評價、規範評價評審工作外，該意見直接列出了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的“負面清單”。
根據《意見》，這些受到限制的評審包括：學科、學校評估，要限制SCI論文數量等量化指標的使用，減少排名性評價；教師職稱評聘，不得把發表SCI論文作為前置條件或直接依據；個人和學院考核，不得將SCI論文和資源分配、績效獎勵直接掛鉤；授予學生學位，不宜將SCI論文作為畢業和獲學位的限制條件；高校和部門宣傳，不得發佈以SCI為核心指標的排行榜等信息。
教育部科技司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意見》的出臺是為扭轉當前科研評價中存在的SCI論文相關指標片面、過度、扭曲使用等現象，破除的是論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對發表論文。
上述負責人稱，SCI論文相關指標直接用於科研評價，具有很強的侷限性：其一，SCI的本質是文獻索引系統而非評價系統，SCI論文並不簡單等同於高水平論文。其二，SCI論文的引用數反映的是論文受關注情況，此所謂“學術研究熱點”，並不能直接說明研究的創新水平和實質貢獻。其三，SCI論文相關指標並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創新貢獻，不適用對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等工作的評價。
值得注意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這份文件也間接傳達出主管部門對疫情下科研工作、評價的態度。
權威科學雜誌《Nature》使用“coronavirus”、“ ncov”等關鍵詞檢索發現，截止當地時間2月4日，至少已有77篇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英文論文發表。在北京某高校醫學院工作近20年的教授王勇（化名）說，“過去10年的5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我們國家都不是主戰場。這次就科研來說，中國可能是發文最頻繁的，儘管不是所有研究都有助於疫情防控。”（注：5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分別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剛果埃博拉疫情）
北京一所985高校的病毒學教授告訴界面新聞，SARS疫情出現後，內地專家長期不能確定病毒基因序列，只能求助於香港專家。相比SARS期間中國科研認知的滯後，這次跟疫情有價值的、有分量、實質的東西都是中國學者發表的。
“我們在美國即便想做，也沒有病毒和病人供我們研究，相當於無米之炊，我們只能圍觀中國做研究。”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副研究員李懿澤說。
疾控系統相關人士同樣對界面新聞表示，國外學者對於新冠肺炎的發言權要弱一些，只要中國學者做出研究，發表出來就是最新的，權威期刊也更容易收錄，SCI影響因子自然更高。
不過，這些研究中真正稱得上“原創”的是基礎性研究，即分離病毒、基因序列測序等，其他一些學者發表的病例分析和理論模型，相對容易操作，也能在短時間內出成果。
何為SCI論文？SCI是美國創辦的科學引文索引，是一個分類數據庫，現涵蓋3300本科技期刊，呈現論文的研究領域、方向、被引頻次，被該數據庫收錄的期刊所刊登的論文即為SCI論文。近年來，SCI論文數量、被引次數、影響因子等相關指標，儼然成為學術評價、職稱評定、資源配置、學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標。
“作為一個做研究的人來說，你的文章就是你的子彈，或者是你的槍。沒有子彈、沒有槍怎麼去打仗？”前述病毒學教授表示，只有拿到經費才能做實驗，做實驗才可能出名，出名之後發表文章才會有更多經費投入下一個研究，如此循環。
《意見》雖提出“代表作制度”，但有學者擔心，代表作不是救命稻草，只是給sci換了外包裝。“代表作也好，全部論文也好，關鍵是要看評價的指標，如果仍然是看代表作的SCI發文數量、影響因子，那等於沒有改變。”王勇說。
《意見》還強調“同行評審”，王勇認為，這更需要對專家進行甄別，需要更認真負責、真正懂行的評審專家，而有些靠論文影響因子評選上的專家可能也會面臨淘汰。“SCI也要靠關係，如果你跟雜誌社或者某個評委關係好，那就容易發表論文。”王勇認為，在SCI分數包裝之下的學術關係其實更為隱蔽，如果SCI考核不再是最重要的指標，“起碼在同行評價時發現問題，作者還可以去申訴”。
“大學可以有研究機構研，但我們是大學老師，首先需要完成教育的任務。”王勇認為，學術評價還應重視學者的個人經歷和資歷，不過隨著多年來學術評價體系已經變成“SCI分數至上”，他擔心僅憑一紙文件難以使高校恢復到正常的學術生態。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界面新聞，如果評價主體仍然是行政部門，即便根據“破除唯論文”的要求調整評價指標，諸如實行分類評價、代表作評價等，很可能出現“領導說了算”的問題。
熊丙奇建議，要走出這一困境，就必須改革行政主導的評價機制，讓高校不再圍著行政指標辦學，追求成果的規模與數量，而是應該把本校師生髮表論文、申請專利數等，作為最重要的辦學政績，並把這些指標再分解給教師和學生。
此外他強調高校內行政權、教育權和學術權應該分離。
“學校內的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應該由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負責管理，堅持教育本位和學術本位。對於教師的教育能力與教育貢獻的評價，應該由教授委員會對教師進行同行評價，而不是用行政性指標進行評價；對於教師的學術能力與學術貢獻的評價，應該由學術委員會進行，如對論文的評價，不是看論文是否發表，發表在什麼期刊上，而是要看論文本身的創新價值和質量。”熊丙奇說。
閱讀更多 界面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