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在下头很硬

回答问题不要像老奶奶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因为不是谁的字多谁就正确，简洁最好，下面回答问题：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因为满清也是我中华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说满清误我中华。再者清朝之落后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你不能奢望封建君主突然大彻大悟，放弃专治而提倡民主。从封建社会进化到新民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或者进化到资本主义，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进化阶段，你无力反抗是必然的，凡事皆有因果，历史既然让我们经历，就一定有历史的道理。

東山客

满清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离我们最近，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最大，满清王朝时期，虽开创了“康乾盛世”，但也留下了“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的说法。

为何会有这么一说，我认为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叙述：

满清入主中原后，由于其是偏安在东北的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和长远性远远不如我汉民族，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对我中华落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伤。

一、文化压迫——文字狱

文字狱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过，但满清的最为有名，最具有代表性。

满清统治者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巩固其统治，疯狂推行文字狱，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涉及人数之广骇人听闻。

顺治年间，兴起文字狱七次；康熙年间，兴起文字狱十二次；雍正年间；兴起文字狱17次；乾隆年间，兴起文字狱高达130多次。而每兴起一次文字狱，涉及人员都是三到九族，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达几千人之多。

有些文字狱都是捕风捉影的，没有实际依据的，但满清统治者宁错杀也不放过的做好，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他们不允许民众在言语上、书面上有任何不满，造成了满清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为求自保，只好封闭了自己的思想，让人不敢有舆论可言，更不要说什么思想建议了。

根据现有史料显示，满清文字狱持续了二百五十余年，几乎贯穿了整个满清时期。极大的阻碍了文化发展的进程，更是对文人思想的一种极端摧残，使得整个社会思想禁锢、文化扭曲。

二、对外关系——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满清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此政策是在康熙时期形成，乾隆时期得到全面强化，直到末期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

其中最为突出表现是实行“海禁”，早期是为了针对南明和郑成功，但到了康熙时期，尤其是台湾归顺以后，则就主要为了制汉防夷。

到了乾隆时期，制定了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指定了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标志着满清彻底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除外，还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令，禁止外商在广州自由出入，禁止五谷、金银、丝绸等出洋，禁止华侨归国等等。

闭关锁国，不让国人走出去，也不让别然走进来，完全阻隔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也就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三、蔑视科技、宫锁西学

明末，“西学东渐”渐成气候，满清前期亦有延续，由于罗马教廷狂妄地传来禁止异端的教皇谕令，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便借此下令禁教，将西方的传教士连带西学一起拒之国门之外，“西学东渐”至此被掐断。

虽然康熙皇帝喜爱西学，也的确下功夫学过，还得到了西洋传教士的赞誉，可康熙皇帝却把西学锁在宫中自己学，禁止在宫外传播。有张成日记为证。

一代明君，本该倡导国人学习科学技术，却禁止洋教师在宫外翻译西学，这又该对康熙大帝怎么样的评价。

乾隆对西学的态度是盲目蔑视且带有敌意。乾隆帝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在乾隆主持编撰《四库全书》只收录农、医、天文、算法等少数科技外，对科技著作不收录。在此期间，更是有两部重要的科技著作被毁了。

• 1、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是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被外国学者称之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国内失传两百余年后从国外找回）。
  

• 2、明代毕懋康的《军器图说》，此书罗列了各种火器，图文并举；叙说制造、使用以及威力等。
  

这就是我们的康熙爷、乾隆爷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如此的糊涂、狭隘。

四、实行思想文化专制——奴化民众

自宋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都推崇程朱理学，到了满清康熙时期，更是把程朱理学推到了无可比拟的至高地位。

康熙皇帝为什么钟情程朱理学，是因为程朱理学使儒学走向了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特权统治提供了精细的理论指导。

这样的理论与康熙所推行满清一族专制和皇帝集权相得益彰，正符合他们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推行奴化教育的需要。

程朱理学在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加上他们腐儒奴化的理论，变成了毒性更强的专属于满清的“程朱理学”，在这种统治下，民众只能愚忠、愚孝。

五、倒行逆施——移植奴隶制且长期保留奴隶制

从上述资料可看出，满清贵族企图把奴隶制从满清发祥地——东北，移植到已实行封建制两千余年且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关内之地。

这种倒行逆施，虽因“逃人”问题（即汉族大量奴隶逃亡）未能得到推广。可已存在了京城周边的皇家田庄、王公贵族田庄、旗人田庄以及满清贵族家内。同时，东北大部分地区长期沿袭奴隶制。

而且，还为奴隶制制定了法律，让其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纵览我国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完成了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秦力扫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满清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无论从社会形态还是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历史的大倒退。

总结，虽然康熙、雍正、乾隆等满清统治者，有着一些历史功绩，但这并不是他们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因。整体来讲，满清入主中原，可以说是汉民族一次历史劫难，在思想、文化、科技等方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所以我认为“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没有一点错。

历史长河缓缓淌

我们在回望中国近代史时候，总对那些屈辱的条约，麻木的民众，无能的清廷感到叹息乃至愤慨。清廷的无能，的确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情况，满清是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其对内专制，对外软弱，不仅仅存在于那些不平等条约之上，同时也是史无前例地具有真实影像流传下来。这从历史痕迹上，就让我们造成了封建=无能=满清的概念

在阶级观念上来说，我们推翻的三座大山，其中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直接就是来源于清廷。但再往后溯源，这两座大山是千年积累而来，清朝，只是其中的一个堆砌者而已。

清朝作为封建王朝，的确对中国的近代化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民众思想得不到教育和发展，工业和商贸没有得到政府支持，愚昧和无知横流于整个社会。太平天国以宗教作为发起手段，义和拳和红灯照也是与迷信无知纠缠不清。这些都是清廷统治者所造成的。

社会缺少精英，民风愚钝民智蔽塞，庙堂无决断之人，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洋人可以横行无忌，这种情况，清朝都居然可以挺立70年才正式被推翻，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韧性所在。

其实再回溯到明朝，虽然明王朝天子死社稷，不朝贡，不求和，不割地，但是在更高的角度看，明王朝后期实质上比清朝更加腐败无能，再回看宋朝，唐朝，等等，都可以看到每个王朝开国时候都是天子英明无比，万民朝拜，天下臣服，但在王朝后期，都是在拆东墙补西墙，昏君辈出，权臣横行。

这便是封建王朝在历史发展中的局限性，如果我们今天说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那么清朝可以说明朝误了华夏一百年，明朝可以骂赵宋误了汉人二百年，赵宋可以骂李唐乱了神州二百年。历史是发展的，每一个王朝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卷入更庞大的历史地图中。清朝只是一个有局限的封建王朝，它不可能直接从封建社会转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来面对世界的发展。如果偏要说封建王朝导致中华文明停滞，那么我认为直接的责任在与赵宋软弱，不敌辽金蒙元，导致民间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掐断，次要责任在于朱元璋，各种不合经济发展的手段，令中华大地不再适合资本发展。清廷只是在这个发展线上，引爆了炸弹而已。

再说一句，清朝，最大的贡献便是把中华彻底融合成为多民族国家，打下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基础。

铁乌龙

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

轻信这种说法的人要么是容易被人误导，要么是民族主义者，要么就是不懂历史的人。

首先，纵观我国历史，每一个朝代都有兴盛到衰亡的过程，每一个朝代都有值得称赞的事迹，也有不堪回首的败笔。而清朝也是一样，同以前的朝代比并无特殊。

唯一的特殊的只有两点，一个是非汉人统治，另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是因为这两点，才会被许多人抨击。

我们线来看第一条，清朝统治者非汉人，这个没错，但却同样带表了中华文明。什么叫中华文明？难道是汉民族就代表中华文明了吗？非也。代表中华文明的是我们的文化，是几千年逐渐形成的东方文化，这种文化才叫中华文明。而我们的文化从三代之前就开始慢慢形成，几千年来融入了很多的周边民族的文化，最终才是现在的中华文化。

而清朝虽然是非汉族统治，但其采用的文化还是以汉文化为住，到最后完全融入到汉文化之中，与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没有区别。所以，有清一带，依然是汉文化，依然是华夏文明。那么，何来说清朝不是中华文明？

就像一个中国人出生在外国，长在外国，虽然他是中国人血统，但他代表的文化却是外国文化。同样，外国人或者非汉人，在中国成长学习，所以他代表的自然也是汉人文化。

再看第二条，如果最后一个朝代是明朝或者另外一个汉人王朝，难道就不会发生清末哪些情况了吗？那可不一定。

中国同西方文明的落后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始于明代中后期。明代前期的发展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大，可以说各有千秋，但到了中后期，受明初海禁影响，随着朝廷中各种势力之间的争斗，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的腐朽也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而就算明代后不是清朝，而是换另一个汉人朝代，那么根据历史的规律，这个汉人王朝在2，3百年后，依然会变得腐朽不堪。这里有很大的因素是与文明的文化有关，我们历来是重视维护统治阶级，而不重视经济和科技。这个不能让满清来背锅，因为他们实行的也是汉人文化，儒家文化。

最后再看下清朝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最明显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国土，虽然清末也损失了上百万的面积，但依然要比有明时期面积大很多。因为清朝对蒙，藏等族得政策，使得他们彻底融入了中华文明。

历史无法改变，也没有假设，但说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这完全是不负责任，推脱责任得说法。虽然清朝早期对汉人统治比较残酷，也屠戮过汉人，但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看，实事求是。如果非要说满清误我三百年，那就请拿出误我三百年的证据吧，不要臆想推测。

寒萧99

大清的江山是捡来的。如果明朝不是抗倭援朝，伤了自己的元气，国力耗尽，导致农民起义，如果不是李自成等人的农民起义军与明朝殊死搏斗，甚至攻入京城，如果不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的大门，那么割据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是没有机会入主中原的。

俗话说，优胜劣汰，但是王朝的更替一般都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的，“优”也仅仅是武力上的“优”，入关前的满清兵强马壮，通过武力摆平了朝鲜，通过联姻搞定了蒙古各部，虎视眈眈中原多年，终于等到了历史的垂青。

也许正是因为大清朝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给了满清统治者一种错觉，让他们养成了唯我独尊，自大固封的性格，并没有搭上世界性的工业革命列车，甚至被远远的甩到了后面。直到被狠狠的揍了，还没有觉悟呢。

国家没有了人才，只有奴才

明朝虽然也是封建社会，皇权至上，但是明朝时期的大臣是敢于说话。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日益高涨，思想空前活跃，言论也非常自由。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不仅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甚至还敢动辄说“不”。比如一代名臣海瑞上书大骂嘉靖皇帝。这种事要是搁到大清朝，早拉出去砍脑袋了，但是嘉靖却不敢。

反观大清朝，由于入关前的满清还处于半封建半农奴社会，所以入关后采取了极端的统治制度，视天下人为奴才。而八旗内的子弟，更是以奴才自居，以能当爱新觉罗的奴才为傲，甚至汉人大臣连自称奴才的份儿都没有。

文字狱，屠城，留头不留发，这一番操作下来，普通百姓是噤若寒蝉，没有人敢对大清说一个不字。朝廷内，雍正设军机处，皇权集中于皇帝一人，连军机大臣都是皇帝的大办事员，何况普通官员。

重用满洲贵族，排斥汉人大臣，而满洲大臣们不过是一群摇尾之人，坐享祖宗留下的基业。中国历朝历代总有名侯名将名留千史，但是提起清朝，你能想到谁？

闭关锁国，错过世界经济浪潮

提起闭关锁国，清朝就会甩锅明朝，说是承袭明制，但是两者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明朝海禁，主要是防止倭寇，是对国家领土的保护，而且这种政策是伴随着倭寇侵扰的力度不同而不断改变的，隆庆帝的时候，倭寇问题基本解决，海禁也就随之取消，明朝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向世界学习。

清朝海禁，主要是防止反清势力。清朝是少数民主入主中原，所以终其整个朝代都在提心吊胆，担心自己被赶回老家，所以清朝的海禁自始至终都没有放松。而且，清朝海禁，不仅禁的是地域，更重要的是禁锢了人心。

1793年，大清乾隆年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来访，他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榴弹炮、迫击炮以及卡宾枪等武器，他觉得这些先进武器一定能吸引清朝军官的兴趣，可惜让他失望了，清朝军官们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当时的军机大臣福康安拒绝参观马戈尔尼精心准备的军事训练。

难怪马戈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满洲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进步，或者更确切的说反而倒退了”。在马戈尔尼看来，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军人”，轻轻一碰就能把他打倒在地。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王朝的更替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是非功过，后人评说，满清结束统治已有100多年，自有公正的论断。

历史百小生

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这个说法先不论是不是正确，我们先推论一下这个说法为什么会出来。

这是因为近代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欺负，割地赔款，民族尊严被打到了谷底。

那我们应该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啊！

西方列强打到中国面前的时候，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落后，是全方位的。

• 军事上：西方是坚船利炮，我们是刀矛弓箭的原始组合；

• 体制上：西方是工业与商业立国，我们是农业立国小农经济限制商业；

• 社会氛围上：西方是基于自由社会的工业大生产，我们是专制主义下的人身限制。

那么请问：中国的专制主义、小农经济、大刀长矛弓箭，这些组合是满清原创的吗？都不是。

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明朝继承来的。

那明朝又是从哪里学来的？从元朝继承来的。

那元朝呢？是从宋朝学来的。

那......

哦，原来是秦始皇搞的这一整套落后的玩意。

好，找到根源了。原来满清只耽误我中华三百年，而秦始皇这个始作俑者却耽误了中华两千多年啊！

第一重逻辑推演到此。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明白：

满清所奉行的一整套制度，正是中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所形成的制度，不是满清凭空强加在中华头上的。

下面说说第二重逻辑。

有的人强调：满清入关打断了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否则中国也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甚至能搞出工业革命。

下面我分几点论述一下上述看法的错误。

首先，明代中后期的手工工场，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其规模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小家庭生产的规模，它仅仅是封建小农经济的补充，而不是新的生产关系。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应天巡抚曹时聘去考察了苏州的手工业情况，随后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郡城之东，皆习机业”，这个机业，就是丝织手工业。“家杼轴而户纂组”。 这是说城东大部分家庭都从事丝织手工业生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奏疏中接着说到：“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这里我们看到，当时机户是数千，而机房罢则织工失业者也是“数千人”，机户与织工的人数相当，平均每户雇佣的人数也就在1~2人左右，这种生产规模非常小。

而比这早100年的英国，就有在当时来讲规模巨大的集中手工工场。16世纪初伦敦西部纽伯利的商人约翰·温奇库姆，有首民谣这样唱颂他 : “一屋宽且长，织机二百张。织工二百人，排列成长行……旁有一巨室，女工共百人……附近 又一室，少女二百人……”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中古部分）

与曹时聘报告大约同时，17世纪初英国格洛斯特有207个呢绒商，他们向总数10.7倍于己的织呢工、漂呢工、染呢工、剪呢工及其他各类纺织工提供工作。（里普利：《村庄和城镇：1660-1700 年格洛斯特腹地的职业和财富》 ）

小结一下，明朝中后期的手工工场，规模极小，以小家庭生产为主，只是封建家庭生产的补充，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其次，明朝中后期的商人，赚钱的目的并是扩大再生产，而是买地、买官。

马克思在对西欧手工工场考察后，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商品与资本的处理方式：资本——商品——资本。资本家对于赚来的钱，都是继续投入扩大再生产，以制造更多的商品，赚取更多的利润，其最终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才是资本主义。

而明朝的商人呢，他们赚钱后是投入扩大再生产，还是拿钱干别的？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提到，商人资本对土地市场的介入日益积极，庶民地主大大增加。

富商置地，更多的是出于“以末求富，以本守之”的目的，而并非进一步追逐商业上的盈利。如红楼梦中秦可卿对王熙凤所说的那段话：

“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赶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红楼梦》，第十三回）

这里把商人赚钱之后爱买地的原因说的一清二楚。

除了买地之外，商人花钱另一个地方是买官。

整个明朝都提供捐纳入仕的途径。花钱可以买到散官、文官等，成为生员吏员之后，可以享受身份带来的特殊利益。

富商一般多捐纳冠带、散官。冠带即有官之资格，并无官之实任，即所谓“冠带听选”或“冠带未仕”是也。义官及冠带、散官虽是身份和社会名誉地位的象征，但对富民或商人来说，捐纳可以进入仕途、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官宦子弟纳粟授散官。

《嘉靖太康县志》记载，成化二年，通判张纪之子张播、骚压刘荣之孙刘纪、知县万贝族侄万渔等纳粟授七品冠带、散阶承事郎。

弘治《句容县志》载“张铭福，巨富，江彦玺，家富饶，勤于农商王道通，勤商俭以致富卢占廷，以商致饶。凌宗崇，家富”等，这些富商通过纳粟获得冠带。这些均纳粟为冠带义官等。

此外，社会地位及荣誉的吸引，也使得富人竞相捐纳。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户部刊发书册，内开通行省直义助东征银两，“生监儒吏军民人等助银五百两以上、粟一千石以上者，许领救书一道，抚按衙门转行，有司备羊酒导送，族表其门，仍许建坊，入志以传永久”。

至此小结一下，商人赚钱后，用来买地、买官，这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追求的是更多利润，赚钱之后会继续扩大再生产。

如果认为把钱投入土地、官位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第三，明朝中后期的手工工场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关系

嘉靖时，在苏州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资金量大、雇佣工人较多的机户。苏州府长洲人陆粲的《庚巳编》中记载其里人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换丝佣各数十人”。浙江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苏州富民潘璧成时说“潘氏以机房织手发家，始大富至百万。”

以当时眼光看，他们的手工工场规模不小，雇佣的工人数量也不少，资本也算雄厚。但是，依靠手工工场致富的富商潘璧成，命运多舛，最后被弄成牢狱之灾。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对所谓新兴的依靠手工工场发家的富商，是起约束性作用的，而不是鼓励。

当时手工工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但一般人感觉不到，连最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没有特意提出。

比如王守仁、李贽、徐光启、宋应星、张居正、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由此(即资本主义萌芽)而引起的社会变动。相反，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经济论述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减赋节役等其它方面。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手工工场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变化和影响，它只是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或者说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并非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今天我们所谓的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后代学者以西方观点套用回去的。

本段结论是：明朝中后期的手工工场，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而仍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补充。因此，明朝中后期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而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无法靠中国自己产生工业革命。

下面再说说第三重逻辑。

上面两点被否定之后，有人接着会说：

如果不是满清，而是汉人建立政权，那么汉人开放好学啊，即使自己产生不了工业革命，汉人政权也能很早就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

首先，汉人政权并不一定就天然开放。

明朝就是一个例子。立国不久就开始海禁，等到朱棣上台之后开始派郑和下西洋，搞了二十多年。但是，朱棣对海洋的理解是错误的。纯粹烧钱谁都会，但是要从海上把钱挣回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明朝没做到。

不但没做到，反而人亡政息。朱棣一死，航海事业停止，连郑和的航海图都被朝廷烧了。接下来就继续海禁。禁来禁去，禁出了一堆海盗。

好不容易有了隆庆开关，而实际情况呢？是仅仅开了一个福建月港，还每年限制船只的数量110艘。我记得一个数据，月港一年的海关关税收了2.9万两银子。接下来就这么耗到明朝灭亡。

谁说汉人政权天然就开放的？

其次，汉人政权也不一定好学。

还是以明朝为例。

西方的耶稣会士早在1565年就到了澳门，并请求进入明朝。耶稣会士在澳门有8名传教士，他们的会长弗朗西斯科·派瑞斯与1565年向广东巡抚衙门申请在中国正式开教，但被明朝拒绝了，3年后他们的申请再次失败。耶稣会士直到1583年才被允许在肇庆建一所天主教堂。

近20年时间过去了，才同意与耶稣会士进行认真的接触，这能算好学吗？

从那之后，进入明朝的知名耶稣会传教士有：利玛窦、范礼安、罗明坚、安文思、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汤若望等。1580-1640年间，有323条船载有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但其中有70条船失事，代价不菲。

后来，葡萄牙和耶稣会进行过两次抗清援明的努力。

第一次，澳门准备了30门红夷大炮和100人的火枪队，但未能成行

1621年，明朝与满清经过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开铁之战的接连失利后，沈阳与辽阳也丢了。当时明朝官员如徐光启等早已了解到葡萄牙大炮的威力，于是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

1621年，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朝廷同意向澳门寻求帮助。

当时的荷兰已经在东方海域开始威胁葡萄牙人。但澳门当局评估局势后认为，暂时无碍，因此就极力满足明朝的需要，同意提供30门红夷大炮以及炮手，另外还派出一支100名滑膛枪手组成的火枪队，队伍首领叫洛伦佐·李斯·韦利奥（Lorenzo de Lis Veglio)。

但是，这个行动很快就被人阻止了。

魏忠贤的老师、阉党干将沈㴶一直仇视耶稣会，而且对于不是阉党的徐光启等人处处排斥打击。此时的沈㴶，在魏忠贤的帮助下成为了大学士。他借口天主教的圣母画像与白莲教类似，说天主教就是白莲教的另一个名字，因此，澳门支援明朝的大炮和火枪队没能成行。

第二次，澳门200人的援明火枪队，依然未能成行。

1630年1月，崇祯帝命令徐光启和李之藻按照欧洲的模式训练军队。皇帝同意他们二人再次提出的寻求葡萄牙人帮助的事。澳门方面送来了2门红夷大炮和6名炮手，还有几支毛瑟枪，领队的葡萄牙人将领叫公沙的西劳（Gonzales Texeira Correa)，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ques)随军作为翻译。这支小队刚到涿州就大显身手，他们用大炮和火枪协助击退了满人。当时公沙的西劳感觉很好，就请求再调300名火枪手来，并信心十足地说：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让满人不敢再来中国。

朝廷同意了。

于是澳门方面有200名士兵整装待发，这些士兵大多数是在澳门的中国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每人还配有一名仆人。他们从澳门向北进发，一路到达了江西。

结果在江西出了问题。

因为广东商人担心葡萄牙人立功，之后会借势把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权从广州一地扩展到明朝的各个口岸，这样广东商人就失去了独占的利益。因此广东商人凑了一大笔钱，贿赂了京城的阉党残余官员。结果这些官员让崇祯帝相信，击退满人并不需要葡萄牙人的援助。崇祯帝优柔寡断的性格起了作用，就下诏让这支部队返回澳门了。（本段大意引自美国邓恩所著《一代巨人》第十三章）

小结一下本段：

明朝很有机会把握与西方的交流的，可以早早地就与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进行对接。但是可惜，明朝根本不愿意与耶稣会士深入交流，也注意不到其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力量。

从葡萄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到崇祯帝时期，已经近50年。这50年学到了什么？似乎没有。大炮、火枪等，并不比满清先进。至于欧洲的社会情况、政治制度等，统治者也没有兴趣了解（利玛窦求见万历，结果万历不见）。

耶稣会士和葡萄牙当局愿意帮忙抗清，但是两次都因为中国汉人的内斗而不能成行。

反倒是后来的康熙，虚心向耶稣会士学了很多东西。

因此，汉人政权一定开放好学也是个伪命题。

结束语

满清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社会形态的终极完成态。

它继承了中国2000多年专制王朝的经验和智慧，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扰乱政权的因素基本杜绝了，没有权臣、没有武将造反、没有外戚夺权、没有宦官干政。

看待满清，只能以中国古代王朝的标准看它，而不能以西方列强的标准要求他。中国与西方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环境不同，怎么能要求它与西方结出一样的工业果实呢？即使不是满清，而是汉人政权，其与满清相似的概率都是极大的。

现在归罪于满清，那是推卸责任，强求祖宗。

而且，满清奉行中国文化，比元朝要彻底得多，满清的皇帝们整体上也勤勉节制得多，按照中国儒家对帝王的要求，他们总体上做得更好。但只是对比对象变了，满清赶上了剧烈的“古今之变”，这是他们自己所无法左右的客观现实。

今天，中华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了，不要在中华内部搞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无谓纷争了。而且多数是发泄情绪的文字，并不能做到客观中立地看问题。

关于满清自身的功过是非，我在另一个问答里说了很多，欢迎围观（该回答目前点赞数223）：“满清误国三百年”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https://m.zjurl.cn/answer/6712300467470205198/?app=news_article&app_id=1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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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烟阁论史

一、文化的落后造成的极端自卑

与其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表面上看起来是满清军队的残忍，是对激烈抵抗他们的明朝军民进行的疯狂报复，不如说是源自他们文化的落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这也就衍生出来在他们稳坐统治地位之后而频频发生的文字狱——并且还是发生在所谓的康乾盛世。

极度的文化自卑使得他们在统治手段上近乎神经质，唯一比元朝时期开明的便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任命汉臣，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是尊重中原文化的，即便如此，汉人即便能够位居一品大员，但是他们却永远没有向满族人那样的爵位以及相应的待遇，也就是说，文化的自卑也导致了他们对汉人的极度不信任，所谓的百般打压、千般提防，无非是在他们的文化认识当中，他们自己就认为自己的文化是落后文化，但是这种自卑没有使得他们采取谦虚的态度去学习，而是在制度上采取了隔离的办法——既不得不承认中原文化的先进，又担忧他们被同化之后，民族文化徽记的消失。

与之固步自封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原文化的开放性，早在唐朝时期，西安就已经是国际大都市，众多文化掺杂在一起，却没有因此产生出任何排外的思想，虽然中后期对景教也就是基督教曾经有过驱逐，但这也是受到了佛教的波及，而灭佛行动也是由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不是佛教文化的问题。况且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事实上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佛中有儒道，儒道中有佛，相互交融、相互借鉴，虽然常有你来我往的辩论，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推进了文化的进步，这同满清文化成为文明桎梏是迥然不同的。若有人说康熙学习了许多西方的先进知识，这应该是开明的吧？如果在一国之君的位置上真正认识到文化的先进性，那么他会在全国推行，然而，康熙却仅仅作为了自己的爱好，使得西方先进学科只能是一代而终。这不是说康熙格局小，而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他的格局被局限在了民族的矛盾上，先进文化绝对不能覆盖到被统治的汉人当中，否则，居于少数的统治者民族将会岌岌可危。

所谓乾隆的十全老人，这个称号完全是极度自卑转成了极度自负，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止步不前，谁能比皇帝更进一步、更高明一些？所以，清朝能出《红楼梦》这样的悲剧小说，却难出《西游记》这样的颠覆性小说，清朝也不乏文人墨客，却只是卖弄风骚，“人生若只如初见”的你情我浓，悲悲戚戚，却没有出现一个像“知行合一”的王阳明。

二、制度政策的落后

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欧洲还是蒙昧时代，上千个小国家星罗在欧洲大陆。但是到了清朝时期，却是一个大反超。这其实本质仍旧是文化自卑所导致的，但这里不仅仅体现在文化本身的落后上，而是体现在了制度政策层面。有资料显示，当年英国使节希望和乾隆皇帝开展国际贸易时，乾隆并非是真的有着天朝上国的骄傲而拒绝，恰恰是企图通过把自己封锁起来，断绝和这些奇技淫巧的来往，保住自己的所谓高大上。

制度政策的落后，不得不提及闭关锁国所带来的极端破坏。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是当年清朝为数不多的开眼看世界的明臣之一，然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在他的观念里竟然有着和当时中国人普遍有着的荒谬认识——那就是外国人的膝盖不会打弯，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就再也不能自己起来了，而这种令人喷饭的错误观念甚至持续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果揣着火车、轮船是用牛拉的这种观念去和坚船利炮的外国人去战斗，结果可想而知。

三、国际事务敏感性过低

康乾盛世，一直被人所津津乐道，似乎是在说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打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前所未有或是说与汉唐不分伯仲的繁华鼎盛，果真如此吗？不得不承认的是，清朝在对现在中国的疆土上具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同样在国土上清朝也有许多失败的地方，在这里笔者不想就疆域论疆域，而是想说，清朝的统治者感知世界、对国际事务的敏感性太低。

其实应该在康熙朝和沙俄的历次战斗中应该发现，当时的清朝已经落后了，然而这些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反而是加以粉饰，大肆宣传康熙的文治武功，甚至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那么当时的清朝究竟有没有战胜沙俄？如果战胜了，为什么割地的反而是清朝？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同世界及时接轨，中国还不至于落后，因为明末时期，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从火炮的制造工艺上便可以看出，而明灭亡至康熙朝，为什么中国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入侵，笔者认为，当时的欧洲已经开始了殖民侵略，但是一方面他们的主要精力在印度、非洲、中亚、美洲，因为这些地方光是在疆域上就足以令他们笑话一个时期了；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之间的争霸，使得霸主交椅几易其手，而他们争霸的焦点也就是这些新开发的殖民地。等到这些列强基本上势均力敌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联合开发新殖民地的时候，特别是美国的独立，使得美洲这块曾经的殖民消失，列强的目光，自然就对准了还在天朝梦中的大清。

其实，中国即便已经落后于西方，但是只要及时跟上时代步伐，也绝对不会让人鱼肉，因为，泱泱中国有着同根且统一的文化，这与其他大陆小国林立的局势是不一样的。一家之言，抛砖引玉，也请高明读者留下您的观点。

我是文史墨客，不当之处，请多指教，期待与您的交流！

文史墨客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满清确实耽误了中华，但是至少在疆域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那么为什么经常有人说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呢？

一、奴化思想，将所有人都变成了满清贵族的奴隶，他们失去了思考行为能力，活着仅仅只是一具具傀儡。

二、文字狱兴起，形成了超级严重的文化桎梏。纵观历朝历代，基本上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化思想像清朝一样发展那么滞后，究其起因便是满清的文字狱，给国人以严重的桎梏。

三、闭关锁国，这是大家诟病满清政府对根本原因。久居贫瘠之地的满清贵族入关后，见到中原物产之丰富，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们觉得中原物产够丰富了，所以没有必要再与世界沟通。盲目自信之下，便产生了天朝上国之思想，切不知此时国外正在迅速的朝前发展，中国被远远的抛弃在了后方。

四、极不重视科技、商业、教育的发展，使得当时的中国和国际社会严重脱节。

史海钩沉

这问题怎么充斥着浓浓的民族主义味道？

假设

如果英国工业革命提早了三百年，那英国的坚船利炮正好打到了嘉靖皇帝的朝堂上，强迫其通商开岸，设领事，驻军队，划租界。那会不会有这样的言论“大明误我中华三百年？”

很明显不会嘛！汉人怎么误中华？对大明的态度最多就是“有感情地”挽额叹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仅此了。但绝不会是本题这样的态度——将历史车轮碾压过的痛苦，宣泄到统治阶层的一个异族人身份上。如果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认知，依旧是以这样思维在解释，那才是真正应了鲁迅先生的名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抬杠

少荃都想到了有人会反驳，而且理由很扎实“大明是汉人的骨气，不赔款，不割地的作风历代坚守不破，如果真要英国人打来，那迎接他们的必是神机营的火铳。”

确实，少荃也坚信会是这样的结果。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其根本是由坚决的禁海政策造成的。此时英国人要来通商，明显是撞大明朝的枪口，战争是一定不可避免的。

那么问题来了：

死战不和谈的大明，同一触即签约的晚清比较，哪种方式才是真正的“误我中华”呢？

大明的风格

纵观大明一朝的所有君王，在危难逼近时作风表现上的确“硬朗”——御驾亲征、死不投降、坚守都城。代表性的有永乐皇帝朱棣，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以及明思宗朱由检。尤其是朱由检，在清军南下入侵，大顺军（李自成）北上进犯的双重压力下，愣是没有南迁陪都金陵，最终导致了大明政权的崩毁（不南迁的原因，少荃不在此探讨）。

明朝对外的态度，基本上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逐渐成型且奠定的。

首先是通商海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明成祖朱棣主持操办的，但动机上更多的是宣扬国威，让万邦来朝，其次搜寻朱允炆的下落，最后才是同海外通商贸易。因此，在物力输出和财富收入上完全不成比例，完全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利国之策，最终被迫喊停。而造成的后果，则是历代皇帝对“片板不得下海”的祖训更加深信不疑——“海外通商，误国之谋。”

其次是面对危局的做法——面对北祸，朱棣雄才御驾亲征，朱瞻基英武御驾亲征，朱祁镇，不自量力御驾亲征，结果兵败土木堡被俘，京城陷入危机。面对瓦剌大军兵临城下，朝中出现了坚守和南迁两种声音。结果提议南迁的官员被打成了“奸臣派”，之后再无人敢提“迁都”一词，朝局氛围谈虎色变，一直蔓延到明朝末年。

大明朝持有这样的政治思维与态度，那面对英军会做和结果？

真正的悲剧

正如上面所说 ，大明朝势必和英国发动一场战争，在“不投降”政策下必然旷日持久。但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依旧是英法军舰从海上直扑京师，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绝对是悲剧的！因为不论皇帝是嘉靖还是万历，他们都不具有晚清时的朝局氛围，天子能在政治上更理性，决策上更圆滑，百官能够不重名节保皇室等。因此，面对英法的坚船利炮，清朝的咸丰皇帝能麻溜地跑热河去，把恭亲王推上去主持大局。但大明朝则没有这样的机会，王朝势必将如同北京保卫战一样，让当朝天子坐堂，死抗到底。

当高维度的文明打击低维度文明时，结果可想而知。全世界也没出现过封建统治打赢工业革命的“奇迹”，然而却有殖民统治将更低维度文明打入“濒临灭绝”的实例（参照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做法）。

战争的泥潭不会让追求财富的帝国文明轻易收手，而明朝统治系统的短浅战略思维更不会将战争拖入持久战。一旦大明中央朝廷被击垮，结果就会按照印度被殖民的结果发展下去。所以，面对蛮夷钢枪猛炮的入侵，由汉人执掌的大明王朝即使誓死抵抗，也难以从更高明的政治角度去剖析发现问题的根本，解决战争问题的实质。

说实话，晚清的外交手段与政治思维确实高明

当初，英法联军兵临城下，身为天子的咸丰能逃到热河去，这在老百姓看来是奇耻大辱呀，但对现实问题确实得以解决。一来蛮夷不直面天子，天子的权威并未被直接侵犯；二来交待一个“挡箭人”同洋人协商谈判，解决问题；三来是“最政治的手段”，一但协约引起天下万民和百官的积愤，挡箭人迅速可以转化为替罪羊平息事态。要知道，天子统治的不是洋人，是普天百姓，只要安抚住百姓对统治地位不动摇即可。

英法打入北京城时，远在安徽的李鸿章就和曾国藩说到：“英法夷人远道而来，目的只是为利，以利给予则无大碍……。”

晚清自始至终对帝国主义的进犯从来都是示好中以求相持，相持中谋求自强。

满清政府的示弱，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非常理性的。成熟的统治系统是十分清晰“鸡蛋撞石头”和“留的青山在”之间的界限的。

晚清的示弱，其做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晚清的合法统治性一直并未被动摇，它一直是同各帝国主义进行外交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鲜有帝国扶植傀儡政府来稀释大清的合法性。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央政府的合法唯一，则让同帝国签署的所有条约都有实际作用，同时相互联系起来的利益关系则也在各个帝国的关系中产生了制衡的作用，确保了自己不被推翻，确保了清廷一直对这片土地具有统治权。

而这样的政治思维，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到明思宗朱由检覆灭，整个近300年中都未有丁点展露。可想而知结果会怎样。

总结

再往前追溯，其实宋朝人的政治思维也同清朝几近类似，但不可取的是，他们在民族融合与统治力度上不能同清朝的满蒙联亲，满藏联谊，征战西北新疆方面相提并论。所以，满清政府无论是在疆土统一上，还是制度过渡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其说“满清误我中华三百年”，不如说“满清递过来的接力棒实属不易。”

少荃经史屋

满清时期，我中华人口繁衍，生活相对还好，这算是一利吧！但是从历史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满清确实误国！

也许到了历史的风口，满清正好在风口上，而他的表现又是不尽人意，所以他误国！

如果把明朝拉到这个风口，也许会比清朝好得多，从这个节骨眼上看，吴三桂才是我中华的大罪人！

当然如果把盛唐强汉放到风口，毋庸置疑，表现肯定良好；但如果是五胡时代呢？两晋时代呢？表现的也许还不如清朝！清朝的表现顶多是中下等！这是我的结论！

再来说，清朝康雍乾盛世，后期衰败，这是我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规律，怪不得别人！坏就坏在，风口出现在了清朝的衰败时期，如果事前期盛世，表现也许会更好！

西方人还提出过，侵略中国是传播近代文明；西方人确实传播了近代文明，但是方式确不是一般的不要脸！

对我中华来说，近代史很屈辱，但是也打醒了国人；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救亡图存！越是艰难困苦，越显我中国之民族凝聚力！祸兮福之所倚，这就是我中华老人的话，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因为现在的中国盛世，就是从苦难中化茧成碟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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