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安史之乱"被平定后,为什么唐王朝没有乘大胜之机治理各地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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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严格意义上来说安史之乱并没有彻底平定,只不过发动这场内乱的两个主要人物安禄山史思明死掉了,他们的势力并没有消融,而是由手下各个大将和派系接收,转变为了大大小小的藩镇和军阀,至此这些人无力再问鼎中原争夺天下,而唐王朝同样也无力彻底消灭他们,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唐王朝认可或者默认了这些割据势力范围,这些藩镇名义上也认同中央朝廷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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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中华民族的浩劫,唐王朝历经三代帝王,花费了长达八年时间才“宣告平定”,注意我用“平定”,没有说胜利;而随后“藩镇割据”灾难又接踵而来,一直伴随着中、晚唐政权的一百多年。


为什么唐王朝没有治理各地的“藩镇割据”呢?

安史之乱由公元755年唐玄宗时期开始,到公元763年唐代宗时期宣告平定,延续八年,期间李唐王室有多次完胜的机会,但是由于唐中央政策失误而延期,直打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国力凋敝,万般无奈,唐代宗才以“让步的胜利”方式,结束平叛!


安史之乱结束时,叛军实力没得到剿灭,只是有条件地暂时“投降”,没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各路军阀都迫于形式“貌恭而心不服”,平叛“胜利”之日已经为“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这种近乎荒唐的、“妥协”的方式平定,留下了巨大后患,河朔范阳、成德、魏博三镇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上早形成了“独立王国”,而各路参与平叛,并有成效的军队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唐王朝此时财政困乏,中央无精锐武装力量,纵使地方军阀暗中与中央政府“掰手腕”,唐中央只能假装包容。


由于安史之乱的教训,李唐王室不再信任边疆带兵的武将,而这些自恃平叛有功的将领,也经常给唐朝政府增加点“麻烦”,怪现象纷至沓来:平叛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突然发生叛乱,能征惯战的李光弼为避祸不上朝廷议事,以及后来的“泾源兵变”等等都说明唐中央政府已失去了对各个军阀的掌控!

其实,李唐王室曾经着重解决过“藩镇割据”问题,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见过成效,唐宪宗时,不可一世的“河北三镇”的骄兵悍将都曾归降过唐中央,但这样的现象在整个中晚唐时期属于昙花一现,而且一旦藩镇利益受损害,各军阀就决然翻脸。

雪上加霜的是,伴随着藩镇割据的,还有宦官专权和党争的出现,这三大痼疾严重削弱了唐中央的权力,所以,一直到唐朝灭亡,唐中央政府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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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王朝历经三代帝王花费八年时间才宣告平定。但是由此引发的藩镇割据一直困扰中晚唐的政局,甚至也深深影响了此后五代十国的乱世以及北宋高度抑制武官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没有彻底解决藩镇问题,为什么中晚唐多位皇帝认识到“藩镇割据”的危害却无力根治呢?

安史之乱是一场妥协的胜利

安史之乱由安禄山在公元755年发动到公元763年,唐代宗时期宣告平定,历时八年,期间唐王朝有过多次提前结束叛乱的机会,但是都被唐玄宗和唐肃宗父子错失,导致最终唐王朝耗尽国力,无法取得完胜,最终唐代宗只能用“妥协”的胜利方式来结束这场叛乱。

  • 公元761年,安史叛军的第三任领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弑杀。这一事件标志着安史之乱开始走向终结,此前唐王朝与安史叛军之间在战场上还互有胜负,甚至安史叛军还气势更盛。但是史朝义弑父自立后,安史叛军内部开始离心离德,逐步走向衰亡。

  • 公元762年10月,唐军收复洛阳,史朝义狼狈逃往老巢范阳。而此时安史叛军中的大将开始纷纷投降唐朝政府,安史之乱在这些将领的叛乱中以极快的速度结束。公元763年春,田承嗣投降开始,李怀仙、李宝臣、薛嵩等人相继投降,众叛亲离的史朝义自杀身亡。收复洛阳后不到半年,安史之乱宣告平定。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安史之乱是在安史叛军实力尚存却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得以平定的。唐王朝对安史叛军没有进行过摧毁性的打击。被安史之乱拖得精疲力竭的唐王朝不断的接受安史叛军的投降,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安史之乱的结束是一场妥协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史之乱的平定是消灭了叛乱的首领,没有消灭叛乱的根基或者没有消灭叛军的主体。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确保叛乱将领的权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如预料的那样。河北——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决办法来结束叛乱。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剑桥中国隋唐史》

妥协胜利的高昂代价

安史之乱以这种妥协的方式平定,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有着极其高昂的代价。“河北三镇”犹如独立王国,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参与平叛的主力军队都仿佛从这次叛乱中得到启发,渐渐也有尾大不掉之势。而连续错失机会的唐王朝却极度虚落,没有皇帝直属的常备中央军,或者没有皇帝直属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因而只能无奈的采用这种妥协的方式来结束叛乱。

  • 妥协使得唐王朝权威下降:唐王朝作为中央政府对全国尤其各军镇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安史之乱中只有发动叛乱的领袖被惩处,作为叛军骨干的田承畴、李怀仙等人却不仅免于处罚,而且保留的军权和官阶,更可笑的是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地盘,摇身一变纷纷出任一方节度。这些叛军骨干极其部下的结局让唐王朝的中央权威急剧下降,掌握军队的骄兵悍将已经不把唐王朝放在眼中,他们只是名义上服从而已。

  • “河北三镇”带来极坏示范作用:河北三镇是安史叛军的三位降将受封的三个军镇,他们分别是魏博节度使田承畴;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这三人控制着当时唐王朝最富庶的河北地区,也就是安史叛军的老巢。作为降将他们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自己署置将吏官员,各握强兵数万,租赋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他们成为后来困扰唐王朝的“藩镇割据”的最主要代表,后来的唐朝皇帝试图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大都针对“河北三镇”。

由于唐朝政府的权威下降,加上“河北三镇”的负面影响。中晚唐时期唐朝主要军事支柱各地军镇都有了这种“离心倾向”。这里倒不是说所有军镇都不服从中央,但是这些掌握军队的藩镇与唐朝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确变的非常微妙。唐朝政府不信任带兵的武将,而这些骄兵悍将也反过来经常与唐朝政府搞点“摩擦”。安史之乱中为平叛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的叛乱,李光弼的避祸不朝,以及德宗时期的“泾源兵变”等等都是这种离心倾向带来的恶果。

唐朝政府与“藩镇”的斗争

自唐代宗之后,唐朝政府也不止一次着手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虽然也有一些时期取的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唐宪宗时期连最桀骜不驯的河北三镇都归降中央,接受唐朝政府的人事安排。但是这样的情况仅仅是中晚唐为数不多的几个时期,大体上这些藩镇都是利益不受损害时接受中央管理,一旦触犯切身利益就断然翻脸。特别是“河北三镇”在宪宗死后很快又恢复到“独立王国”的状态。

  • 唐代宗之子唐德宗是中晚唐第一个开始向藩镇发起挑战的皇帝。但是很快他就被自己派往镇压藩镇的军队反叛,酿成“泾源兵变”。此后唐德宗一改对藩镇的强硬态度,恢复到姑息状态。

  • 唐德宗之后的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之后继位的唐宪宗是中晚唐对藩镇问题解决的最好的皇帝。他上台后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三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并且使藩镇相继降服。

  • 唐宪宗在位后期宠信宦官,使本已存在的宦官专权现象在之后急剧恶化。他死后继位的唐穆宗贪图玩乐,使唐宪宗在削弱藩镇割据问题上取得的成果重新丧失。后来的唐敬宗和唐穆宗一个德行,藩镇割据问题没有好转,宦官专权倒是日趋严重。

  • 此后继位的唐文宗试图振作革新,结果因为甘露事变直接成为宦官的傀儡。所幸之后的唐武宗和唐宣宗重新振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和藩镇的力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乘吐蕃和回鹘的衰落,收复了部分因安史之乱失去的国土。

  • 唐宣宗之后的唐朝皇帝大都昏庸无能,唐王朝也在这几位皇帝手中彻底走向衰亡。最终被藩镇割据的另一个版本,即黄巢起义的降将和镇压黄巢起义崛起的新藩镇军阀朱温等人彻底摧毁。

综上,唐朝政府不是没有为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进行过努力,但是都因为宦官、党争等等因素掣肘,导致功亏一篑,最终被新的藩镇军阀推翻。某种意义上来说,唐王朝是无兵、无钱、无力根治这些顽疾。

中晚唐的三大顽疾使唐王朝无力回天

“藩镇、宦官、党争”是困扰中晚唐的三大顽疾。藩镇的危害并非没有人认识到,中晚唐有多位皇帝都立志要解决这个痼疾。但是安史之乱后的其他两个问题开始出现并严重影响了唐朝政府的正常运转。使得唐朝始终无法全力解决“藩镇割据”这一问题。

  • 宦官专权:这是中晚唐困扰唐王朝的另一大顽疾,甚至在后来的危害性远远大于藩镇割据。但是这一问题的抬头实质上也是由于安史之乱以及由此引发的藩镇割据。在安史之乱中,唐肃宗灵武即位,组建新政府平定叛乱。他身边的宦官李辅国出力甚多,因此也在肃宗时期权势惊人,到了唐代宗时期甚至让身为皇帝的唐代宗都不得不叫他尚父。此后另一位宦官鱼朝恩更是控制了西北强军神策军,并使这支军队成为了唐朝皇帝的禁卫军,从此皇帝身边的宦官彻底掌握了这支禁卫军的军权。宦官通过掌握军权,在后来甚至可以废杀皇帝,中晚唐很多时期都是宦官掌握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

  • “党争”:虽然唐朝的党争最著名的是持续40年左右的“牛李党争”。但是由此带来的唐朝政府内官员的互相攻讦,结党斗争,给唐朝政府的统治带来极坏的影响。到了后期这些党争又依附与宦官,百官平日按宦官的政令推行政务,又依附不同宦官相互攻击夺权,导致后期唐王朝的政局日益混乱腐败。

伴随着藩镇割据问题的产生,宦官专权和党争两个问题也开始困扰唐朝政府,这使得唐朝政府内外交困,对外没有强兵遏制藩镇,对内宦官专权和党争又使得政局混乱,唐王朝即使有心解决藩镇割据,也陷入有心无力的困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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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12月开始,至公元763年2月结束,历时八年,结束时,唐玄宗、唐肃宗已经去世,唐代宗即位,历经三位皇帝才平息这场叛乱。

安史之乱平息了,却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叛将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是投降的,并不是军事剿灭的,仍握有军队。唐代宗为安抚他们,任命他们为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合称河北三镇。这三个藩镇地盘相连,彼此呼应。奉诏但不上缴赋税。

安史之乱打了八年,北方大部分地区沦为战场,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税收减少。战争打的是钱粮,物资器械、兵饷都耗费巨大。唐代宗时虽想武力剿灭河北三镇,但还需几年才能达到目的,而财政首先支持不住了。

安史之乱胜利了,平定叛乱的将领需要奖励,吐蕃、回纥需要防御,河北三镇需要驻军监视。刚打完仗的唐政府支付不起这庞大的开支,只能增设藩镇节度使,自行征收支配财税。

藩镇数量增多了,相对应的唐中央政府的税收就减少了,力量削弱了。唐政府和皇室的威信进一步受到打击,宦官掌握禁军,参与把持朝政,废立皇帝,更是让世人看到皇室的虚弱。

唐德宗时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开始实行削藩。到唐宪宗时,进一步武力削藩,成效显著,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

唐穆宗时觉得藩镇已经平底,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开始削减军队。武力威胁减弱的河北三镇再次叛乱,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唐穆宗之后的皇帝多为宦官废立,无暇顾及地方,到黄巢起义之后,藩镇割据彻底形成,唐政府再无力、无钱去解决了。

削藩靠的是刀把子,刀把子是否锋利,看的是钱袋子是否充裕。缺钱导致削藩时断时续,皇权威信在安史之乱后一再被人踩在脚下,藩镇渐渐的都不向中央上缴赋税,唐政府越来越没钱,更无力削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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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剿灭安史叛乱的主要力量也是藩镇!

自唐玄宗设置节度使制度以来,就注定会出现地方相较于中央的局面。先有安史之乱的爆发,后有困扰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余年的藩镇割据问题。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最终中央被地方给干趴下了!类似的矛盾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情况下,中央权力还是能压制住地方势力的。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之初,周天子的权威不断受到诸侯的挑战;西汉初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爆发;东汉末年,为了平定黄巾起义,地方刺史和宗室趁机崛起,从而才有了后来的三国时代。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也是如此的局面!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相同的规律出来,那就是中央的实力都受到严重的削弱,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地方的实力反而迅速崛起,具有了和中央叫板的实力。东周如此,东汉如此,盛唐的极盛而衰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唐玄宗初期的“开元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时期,但是盛世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当时于外部势力而言,没有哪一个势力能够威胁到大唐的安全,即使有也被大唐打趴下了或者暂时臣服于大唐。当时唐朝有60万左右的常备军力量,但是大部分的精锐兵力却都在边关前线继续为大唐开疆拓土。中央的禁军力量相比于边军力量非常有限,力量非常不平衡,可以说是外强中干!这就给一些野心家以机会,安禄山和史思明正是这样的野心家,他们在盛唐繁华之下给了大唐致命的一击。养尊处优的中央军完全不是身经百战,刀口舔血的边军的对手,叛军节节胜利,唐军节节败退,两京失陷,皇帝外逃,唐王朝从此威严扫地。



即使后来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平定,地方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这些地方势力大多是靠平叛而趁机崛起的,无奈唐王朝中央力量薄弱,只能依靠这些地方势力来平叛。因此,一大批地方藩镇产生了,唐王朝百般努力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直到灭亡!


亘古怀念说史


不是不想,而是实力不允许。

1.平乱本质。剿灭安史之乱的,并非唐王朝中央力量,而是以“郭子仪、李光弼”为首的西北藩镇集群,对决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北方藩镇集群的胜利(庆幸的是郭李二人是效忠唐王朝的)。

2.藩镇起源。由于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前期三朝,对经济(均田制)、军事(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的改革,才有了藩镇这个产物,为的是在减轻中央政府经济压力的前提下防卫边疆,始于开元年间。

3.藩镇分布。

安史之乱前,大致为四大集群:西北集群,由西往东依次为,北庭节度使(新疆)、安西节度使(甘肃西北)、陇右节度使(青海)、河西节度使(甘肃东南)、朔方节度使(宁夏);北方集群,与西北集群以黄河为界,由东往西依次为,平卢节度使(辽东)、范阳节度使(京冀)、河东节度使(山西);西南集群,剑南节度使(以及后面的西川节度使);南方集群,岭南节度使(以及后面的淮南、淮西节度使)。

战后至黄巢起义,又形成了中原集群,既拥有财力又拥有军力,这也是为什么五代均以汴梁为首都的原因之一,此处不做详细阐述分析。

4.藩镇意义:从分布可以看出来,可以防卫边疆,巩卫中央,如果统治模式不变,唐王朝的藩镇只能可减不可断(实际确实越来越泛滥,最终导致唐亡)。

结论,虽然平了安史之乱,但唐王朝为了自己安全,确实没办法也没有实力根断。


浮六大白


藩镇,又称方镇,藩岳,本来是形容地方机构能够保卫皇室,镇守一方的美称。可安史之乱自平定后,却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而且藩镇割据情况愈演愈烈日益严重。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的一场战争。由于叛军推进速度过快,没有多久攻下两京,玄宗皇帝失去统筹全局的能力,他在逃往四川的途中下诏,准许其他节度使可以自己募兵勤王,就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形成了藩镇林立的格局。

平定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藩镇稳定在五十个左右。按地理位置来看类型不同,功能也不一样。

  1. 中原藩镇。中原藩镇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拱卫性型藩镇。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以宣武,河东,河阳等藩镇为代表,这些藩镇大多由安史之乱期间临时设置的军镇发展而成,主要作用是设重兵拱卫京畿。第二种藩镇是真正的割据型藩镇。这种藩镇大多集中在河朔,由安史旧部组成,以河北三镇为代表。这种藩镇节度使不经唐朝任命,赋税财政军政大权都不归唐朝节制。只有这种藩镇是真正的割据势力。
  2. 边疆藩镇。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主要作用是防御外敌吐蕃和回纥,主要代表是原来的朔方军和后来的神策军。
  3. 东南藩镇。主要集中在浙东,浙西等地区,他们作为唐王朝的财税之地,主要作用就是给唐王朝提供财力。


可见这三种藩镇从武力到财力互相制约又互相依赖,而唐王朝此时又没有一支真正的掌控全国,威慑全大唐的军队。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基本只能依靠维持藩镇平衡关系才体面的又延续一百五十年的统治,直到黄巢起义打破了这种藩镇割据的平衡,唐朝才真正灭亡。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不是唐朝统治者不治理藩镇,而是不敢治理。再加上唐肃宗大肆派遣宦官干涉军务,又成一害,牛李党争令朝政不安,哪里还有什么精力去治理藩镇,唐朝灭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望风瑟瑟


这个问题涉及到唐朝的军制,真正讲起来要从府兵制开始讲,在这里只能简略说一下。

藩镇又称方镇、节镇。藩镇的主官就是节度使。节度使是高宗永徽年间开始设立的。

节度使的设立本质上是大唐军事战略从以对外扩张为主向国土防卫为主转型的产物。唐初一直对外用兵。太宗时期是唐朝对外用兵的一个高峰,唐军相继消灭了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打败了西突厥,在西域设置了安西四镇;东北部的契丹、奚等族也相继内附。但西突厥仍然是唐在西北部的劲敌。东部的高丽也与唐处于敌对状态。高宗即位,继续太宗的扩张战略,对西突厥和高丽用兵。唐王朝疆域极其广阔,东、南际大海,西至葱岭,北极大漠,幅员二万里。面对不断拉长的战线,事事都由中央直接指挥难免鞭长莫及。因此,必须提高方面军总指挥即行军大总管的权限,授予他战时代表朝廷全权处置军务的特权,以免贻误战机就非常必要。高宗永徽年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始设节度使的。

武则天晚年和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以及睿宗景云年 间,唐王朝政治混乱,宫廷内斗激烈,边疆控制松弛。因而边疆地区的突厥、契丹、靺鞨、奚等族不断滋事。西北、东北边疆形势紧张,战事频繁。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震国,自立为王,地方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对唐王朝东北地区形成严重威胁。帝国北部的突厥默啜兴起,于武周圣历元年攻陷妫、檀等州,深入河北,进陷定州、赵州。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突厥侵鸣沙,进掠原、会等州,掠牧马万匹。中宗景龙二年,原属西突厥五咄陆部的突骑施首领婆葛自立为可汗,陷安西。唐不得不册封其为十四姓可汗。唐王朝与突厥、契丹等族的战事互有胜负,处于对峙状态。临时总领各路兵马出征的节度使,只好率兵在边疆屯戍,等待战机。因此,睿宗景云年间以后,在东北、西北边地划分出军事防区,设置边防重镇,令节度使镇守。

军事战略的变化,使得唐初那种“事罢辄解”的基于府兵制的临时性的作战编成已无法满足后来的全面的、长期的、固定的国土防卫任务需求。故而,节度使这种具有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的制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府兵制也走向末路,代之而起的募兵制成为节度使体制下兵役制度的主流。

玄宗执政时期是节度使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沿边地区先后又设置了八个节度使,连同景云年间设立的范阳、河西两节度使,共有十个节度使(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五府经略)。据《旧唐书 地理志》记载,玄宗天宝年间:

凡节度使十,经略守捉使三。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疋。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疋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

这一时期京师长安宿卫的兵力有多少?六万。不到边境兵力的八分之一。所以一直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边境地区部署兵力大大超过京师周边兵力,中央“居重驭轻”之势的反转造成了安史之乱。

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军事部署是这样一个情况:全国绝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沿边地区,少部分兵力部署在首都长安,国内其他地区的兵力部署极少。这种情况非常不正常。所以,当安禄山在河北叛乱以后,各地根本就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使得安禄山势如破竹,很快就攻陷洛阳,兵临关中。

为了平息叛乱,唐朝不断从边境调动部队到内地平叛,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部队几乎被调空,这样也造成了西部边境兵力不足,吐蕃乘机东下,占领了河西、陇右,一直逼近到关中西部长武、陇县一线。

安史之乱期间,全国各地又建立了多个藩镇。安史之乱持续了近八年,最后以史朝义死亡、其他叛将宣布投降结束。实际上唐朝并没能把叛军彻底消灭。为了安抚投降的安史余部,唐代宗将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分别封为成德、魏博、卢龙节度使。这就是河朔三镇。然而河朔三镇名义上归属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官吏自己任命,财赋也不上交中央,招兵买马,逐渐形成地方割据。

为了应对河朔三镇,唐朝在中原地区设置众多藩镇,防止河朔三镇的扩张和反叛,同时保护东南财赋可以来供给中央。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中将唐代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藩镇四大类别。不同藩镇相互制约,而依靠藩镇之间的平衡维系着唐王朝的相对稳定。虽然各个藩镇之间冲突不断,但是一直没再有安史之乱那样大动乱发生。

其实换一种思路看待藩镇,就会发现藩镇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兵力配置是非常畸形的:边境屯有重兵,内地却非常空虚。通过安史之乱,唐朝的兵力配置更加合理了,每年朝廷从各个藩镇抽调兵力,到西北“防秋”(防御吐蕃入侵),既满足了国土防卫,又维护了内部稳定。中唐时期,唐朝一直在理顺与藩镇的关系。经过德宗、宪宗几代人的努力,藩镇绝大部分还是非常听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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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可以平定安史之乱,但是为何没有能力消除各地的割据武装呢?安史之乱完全是唐王朝盛转衰的转折点。虽然安史之乱只有八年,但是这八年,中央政府为平定这场叛乱经历了三代帝王。而且更令人无奈的是原本安史之乱是可以迅速平定的,但却由于中央以及地方的不作为和中央决策层的瘫痪,而导致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平定真的是中央政府对于叛军的胜利吗?其实并不是否则唐王朝在之后也不可能无法治理各地的藩镇。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在这期间唐朝有过多次可以结束叛乱的机会,但总是因为唐玄宗和唐肃的心急,导致整个唐王朝耗尽国力。



原本唐朝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军队镇压这场叛乱。但很可惜唐朝的领导层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前方军队阻挡叛军的进攻。甚至要求其主动出战,又没有必要的援助和策应,失败是必然。不得已又请了,很多外国军队,作为高昂的代价,准许这些外国雇佣兵在收复地区任意抢掠财货人口,作为报酬。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这也是为何在叛乱平定之后,唐王朝的势力彻底衰弱。具体而言,在公元761年安史之乱的叛军领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这也标志着这一场叛乱快要走向终结。因为在此之前叛军气焰更盛于中央军,但是在这之后叛军内部开始离心离德。



也正是在此时唐朝的军队才开始真正收复失地,安史叛军逃回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在中央政府的诱降下,多名武官选择投降,史朝义自杀身亡。我们可以看到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在叛军没有大伤元气的前提下,通过将领投降的方式解决的。唐王朝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奋战对于消灭叛军没有十足把握。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只能妥协。对安史叛军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安史之乱的平定只是消灭了当时的领头首领,还是因为叛军的内乱,并没有消灭任何判断的根基和主体,使得在战后唐王朝的重建过程当中,各地藩镇权力过大。



因为唐王朝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并不想要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同时大量的雇佣军也使得中原地区生灵涂炭。而安史叛军所掌握的河北是能联通中原的最富庶地区,如果依然要和外国雇佣军合作,彻底剿灭,那么在战后的税收要遭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央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准许叛将投降并且不追究任何责任。这种妥协使得中央王朝的权威下降,因为这场延续八年的全国性叛乱,所有人都免于惩罚,还保留军权。更为了给予妥协唐朝的中央政府还保留各自叛军的地盘,叛军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方节度使,手握地方军政大权。



这些骄兵悍将完全不把唐王朝放在眼中,只是在名义上服从唐王朝的领导,将自己合法化。其中的河北三个军镇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刚才说过唐朝为了保证战后的税收,在中原付出请雇佣兵的惨痛代价之后不愿意是河北这块距离地区再次被抢掠一空。因此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是这些富庶的地区最终也没有掌握在中央政权的手中,而是分给了安史叛军的三个降将,成为三镇节度史。而节度使又握有地方的军政大权。这三个叛将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合法化,而且还掌握了最富庶的河北地区名正言顺的成为地方首长。不仅可以自己训练军队而且大量的税收都被截流。



可以形成自身内循环,经济政治等等方面都不依赖于唐朝中央政权。骄兵悍将掌握了经济基础优良的河北成为唐朝的最大心病。当然此后100多年唐朝也一直想要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效果。比如说在唐宪宗时期,河北三镇都归想中央接受中央的人事安排。但是这一时间并不长,因为这么做的前提是中央不能够损害对方的利益。但是一旦触动了关切利益时,又会成为独立王国的状态。而河北这三个节度使也更给了唐朝各地节度榜样纷纷与中央教版。如果单是这一个问题,唐朝还是有实力解决的,但问题就在于唐朝的中央也出了问题,宦官,官僚阶层又分为牛李党,牛党,李党,皇帝和宦官在中央残酷厮杀。



导致朝内无法整肃内政,外无法镇压藩镇,拖到最后唐王朝无力回天,尤其是宦官专权到了中晚堂甚至危害比藩镇割据还要严重。唐朝的宦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不仅掌握国家政权而且还握有军队。可以随意废立和残杀皇帝。而党争更给唐王朝拖了很多后腿,持续40多年,使得唐朝的官僚阶层相互攻奸死斗。对唐王朝中后期的政治走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到最后党争变为依附宦官相互攻讦,还与地方割据势力纠缠的顽疾。最终唐王朝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而所有的问题都纠缠在一起,导致灭亡。


世界史图鉴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确实是被平定了。安史之乱的起因是于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问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节度使(藩镇的统治者)权力过大的问题,可谓由来已久。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安史之乱平叛最为得力的就是各地的节度使。当时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本钱。只能依靠藩镇的兵力。能让唐朝回血的郭子仪当时就是节度使。在复国以后,同样没有能力改变节度使兵权过大尾大不掉的局面。皇帝除了依靠节度使没有办法维持统治。

这就是为什么郭子仪的儿子醉《打金枝》却还能安然无恙。节度使入朝为相已成惯例,安史之乱之后,虽然地方节度使之间实力有很大的悬殊。但是实力强悍的节度使到朝廷任宰相成为一条不成文的传统。对于出身节度使的宰相来说,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被威胁才是首要的任务,又有谁会主动去革自己的命?朝廷出兵灭掉某个节度使更多的时候是对地方控制利益之争。即使某个宰相用武力消灭了其他势力,其目的也是增加自己的势力而已。

安史之乱为宦官崛起创造了条件,对于皇冠来讲强大而不可撼动的皇权是可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只能躲在幕后变成奴才。但是方正的存在成为他们走上前台创造了条件,毕竟反正都各怀鬼胎,只要进行利益交换,不管反正多强大,把他们控制在不威胁中央统治的范围内就行。

皇权和相权都需要藩镇的支持。宦官势力太大,如果没有翻认支持皇帝就会面临危险,甚至丧命。唐朝中后期,在宦官干政的严峻情况下,多位皇帝死于非命。

当初平息叛乱时,少数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战争之后不得不重赏这些少数民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逐渐发展到不健康的地方,这种喧宾夺主的感觉再晚堂成了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已经完全挣脱了唐王朝的控制,成为一种隐患,这样的情况导致了民族之间矛盾。

晚唐在这种民族之间的斗争、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斗争、宦官与朝中大臣之间的斗争。在这种统治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你让皇帝怎么去撤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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