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什麼是流行病——從當代生物倫理學來看》中，作者Jonny Anomaly指出：“對‘流行病’這一詞語的濫用已成為一種流行病。”作者研究了歷史上對於流行病的幾種解釋，探討了該詞語本身被過度延伸的可能動機，並解釋了為什麼人們應該更謹慎地使用它。
流行病的新與舊
“流行病”一詞可謂由來已久，其最早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的簡介書《流行病學》。而希波克拉底對於“流行病”的使用，主要是集中在醫學上的病例描述。希波克拉底使用該詞來描述爆發的季節性疾病，儘管他對感染的病因學知之甚少。”而在超過兩千年的時間裡，該術語被用於表示人口中疾病或疾病症狀的突然增加。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演變成指向單一疾病，但是其基本含義在兩千多年中基本保持一致”（Anomaly， 2014）。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的定義，流行病的主要定義仍然是“在特定時間在社區中廣泛傳播的傳染病。”儘管某些解釋仍稍顯模糊，但它很好地抓住了普遍認為的“流行病”與特定人群中的傳染病激增的關係。
作者在《牛津醫學同伴》第一版中找到了對流行病更為精確的解釋，該書將其定義為“某種疾病的突然爆發，使得在有限的一段時間內，社區或區域內遭受疾病折磨的人明顯增多。與通常情況相比……流行病的程度和持續時間是由諸如致病病原體的性質和傳染性、其傳播方式、已有免疫力和新獲得的免疫力等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然而，僅在15年之後，《牛津醫學同伴》的第三版反映了該術語的更新和較為寬泛的用法：“流行病是指明顯高於正常預期的疾病病例數。”（Anomaly， 2014）。這裡我們可以發現，詞條刪去了流行病傳染性和持續時間的特徵。而部分其他詞條則將其“疾病”的特徵也一併去除，導致了現在許多人也將流行病定義為“會對任何人群的健康或福祉產生負面影響”的不良事件。Anomaly強調，《牛津在線詞典》提出“流行病”的次要定義包括：“突然發生的，廣泛傳播的特定不良現象”，並列舉了“流行性暴力”作為這種術語的一個例子。對此，Anomaly認為，較新的 “流行病”的含義存在三個主要問題：缺乏精確性和解釋力，在政治上存在爭議，並且對流行病學（始於流行病學的研究）和公共衛生（負責治療和預防流行病的醫學分支）的普遍理解造成了負面影響，使得這兩項領域缺少了明確的任務或獨特性（Anomaly， 2014）。
“流行病”新定義的三個問題
首先，Anomaly提出，流行病新定義的第一個問題是，它太包容了，無法指出明確的問題。 例如，如果我們將流行病定義為“人口中異常多的人受到突發事件的不利影響”，那麼我們將不得不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截肢者的增加視作流行病。同樣的，由於季風導致的淹死在河中的印度兒童人數激增，以及在印度尼西亞2004年海嘯之後造成的傷亡同樣可以看作流行病。但是Anomaly指出，“這些並非是醫學上重要的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講，由此造成的傷害是出乎意料的，但是很少有人認為它們是流行病。主要原因似乎不是由傳染源引起的。在這三種情況下，都有明顯的常見傷害原因，但是並未發生人與人之間傳染的現象”（ Anomaly， 2014）。
關於流行病的新定義的第二個問題是，它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操縱。對於記者，政客和科學家來說，將全球性問題稱為“大流行病”（跨界流行病）變得越來越普遍，因為“公共衛生危機”等詞語更加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即使對於傳染病，是否將最近爆發的禽流感和豬流感都標記為“大流行病”也引起了爭議。部分人懷疑給他們貼上流行病的主要動機是提高公眾意識和政府資助”（Anomaly，2014）。 “因為由於傳染病引起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是可能造成重大損失的可怕事件，所以大多數人願意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重大犧牲。相關的犧牲包括：獲得前往某些地區的自由以及支付更高的稅金以資助疫苗接種和疾病監測計劃。如果人們願意為了減少傳統流行病的威脅而做出這些犧牲，也許活動家認為他們將更願意通過限制性法律或更高的稅收來解決看似並非流行病的問題，例如肥胖，自閉症和收入不平等等問題”（Anomaly，2014）。正如公共衛生教授Eileen O'Neil和Elena Naumova所爭論的那樣，當用“爆發”和“流行病”來描述肥胖和自閉症等問題時，其動機可能是操縱公眾輿論以證明後續的配套政策是正當的。這是一種危險的趨勢，科學家和科學術語應該避免這種趨勢。當醫師，科學家和公共衛生活動家聲稱“X是一種流行病”時，這些詞會讓人聯想到迅速傳播的傳染病的圖像。而在最近，網絡上也興起了關於世界衛生組織是否將中國列為“疫區國”的謠言。但是在事實上，“疫區國”這個說法並不存在，WHO從來沒有將整個國家劃為“疫區”。在這樣的謠言背後，是關於疫情是否會讓經濟倒退的恐懼，和相對的社會、政治變化的擔憂。在這種情況下，對該詞語的使用已經超越了病理性，轉而指向了其政治性和社會性。
關於流行病的更廣泛解釋的第三個問題是，流行病學家（主要工作是發現，描述和應對流行病）不一定適合解決其範圍之內的許多問題，例如貧困，強姦和失業。流行病學家對導致這些疾病的原因或如何最好地治療這些疾病沒有專門的專門知識。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通常更適合告訴我們如何改善就業前景，建立最大限度減少暴力的機構等等。當然，流行病學家應該從不同領域中尋找和綜合知識。但是，當我們被告知暴力犯罪是一種流行病時，我們並不應該向流行病學家尋求解決方案，因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去尋求與此更加相關的專家的建議。相對應，當我們討論傳染病傳播時，我們完全有充分的理由來聽聽傳統的流行病學家所提供的指導和建議（Anomaly，2014）。在前段時間，微博上也出現了許多由於疫情導致的群體性心理問題，比如在毫無症狀的情況下，懷疑自己是否已經感染了新冠型肺炎。對此，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陳雪峰給出了明確的心理學專業建議，並鼓勵若有“疑病狀態”者認真對待，去心理科、精神科進行診治；主動尋求心理援助。由單一傳染病引發的問題可能是多樣的，而只有將問題細分化，讓對應的專業人士給出專業意見，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新定義帶來的溝通風險
Anomaly強調，伴隨著流行病的新定義而來的，是在使用該詞語時的溝通不明確。例如，醫生和公共衛生從業人員可能難以向非專業人員解釋相關風險。 可以說，傳達與流行病相關的風險的最好方法是明確描述其特徵，例如傳播速度，新病例的數量以及症狀的性質和嚴重性。如果流行病的定義有了更新，更廣泛的定義，我們至少應該明確這種病是否確實具有傳染性，以及它是否對許多人造成負面影響。
事實上，Anomaly擔心過分寬泛地使用“流行病”一詞，可能降低人們對於專家意見的信任。以成人肥胖為例。肥胖被標記為“爆發”和“流行”，並且越來越被稱為“大流行”和“公共衛生危機”。但是，體重超重的人處於西班牙流感受害者的差異是巨大的。一方面，肥胖的行為方面往往是自願選擇所致；而感染傳染病往往是被動的。“更重要的是，成年人沒有像我們感染流感和其他傳染性疾病那樣感染肥胖，並且沒有單一的病因能導致人群中肥胖率的變化”（Anomaly，2014）。
但是，如果“流行病”和相關術語（如“爆發”和“大流行”）的定義繼續沿當前方向發展，“則公民和政策制定者很可能會以淡然和潛在的敵意向新的公共衛生警告致以回應” （Anomaly，2014）。隨著該詞的含義變得越來越模糊，許多人可能會忽略即將流行的警告。最近一篇有關流行病的文章的作者擔心，公眾信任可能會受到威脅：缺乏精確性是疾病監測的不確定基礎，會導致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因無法以適當方式制定合理的政策，同時面臨失去公眾信任的風險。
“真正的危險在於，當發生實際事件時，[流行病或爆發]一詞的作用力已被用盡，公共衛生專業人員之間以及與公眾之間有關災難性事件的交流都可能受到阻礙。由於過度使用和不精確，依賴公共行為改變的政策建議可能不會被認真對待” （Anomaly，2014）。我們可以隨意使用文字和部署概念，但是我們應該警惕以增加恐懼感的方式描述醫療狀況的風險，堅持準確地描述客觀上的問題（Anomaly，2014）。
同樣的，在面對嚴肅的公共衛生事件時，我們應該規避使用粗俗的、擬人化的、乃至訴諸情感的表達。儘量客觀、完整、準確地描述問題，給出實際的解決方案。在疫情面前，人們或許會顯得比平時更為脆弱、焦慮、敏感，然而越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越應該理性地去傳遞信息，並將其視作一種責任。公共衛生從業人員和新聞工作者應明智地聽取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與英語”中的禁令，以謹慎選擇我們的措辭：“人可能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而去喝酒，然後喝酒而更加徹底地失敗。這與在英語這門語言身上所發生的事情是完全一樣的。由於我們愚蠢的思想，這門語言變得醜陋而不準確；但是使用粗俗的語言，也使我們更容易擁有愚蠢的思想。”
引用文獻：
Anomaly， J. (2014). What is an Epidemic?: 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Bioethics.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42(3)， 389-391.
G. Orwell，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1946， available at < http:// www.npr.org/blogs/ombudsman/Politics_and_the_English_Language-1.pdf > (last visited August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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