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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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湘军创建者之一，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中国首任驻外公使，中国近代走向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和思想家。
鸦片战争资料图
1818年4月11日，郭嵩焘出生于湘阴县城西正街面榴轩一个儒商世家。1835年中秀才，1836年就读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曾国藩评价郭嵩焘有屈贾情怀，是“著述之才”。1837年，郭嵩焘中举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他亲赴浙江抗英前线，目睹英军坚船利炮和八旗、绿营军的不堪一击，见浙江海防之失，愤然言战守机宜。鸦片战争失败使他的内心受到很大震动，也使他开始与洋务结下不解之缘。1847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中进士，与同科进士李鸿章同授翰林院庶吉士。“十年磨一剑”，在京城，郭嵩焘仰天长啸，感叹终于能给家人撑起一片天空，但在他前面，却是一个陌生而纷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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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资料图
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为躲避战乱，丁忧在家的郭嵩焘与左宗棠相约隐居玉池山，郭嵩焘全家搬迁梓木洞周磜岭，左宗棠全家则入居相距不到十里的白水洞。湖南巡抚张亮基重金礼聘左宗棠入幕，左宗棠摆出名士架子，不肯答应，郭嵩焘以情理敦劝左宗棠出山。接着，他又用激将法劝曾国藩墨绖从戎，创建湘军。
1853年，郭嵩焘协助江忠源与太平军作战，建议江忠源创建湘军水师。朝廷以他援江西有功，授为翰林院编修。
曾国藩资料图
1853年至1856年，郭嵩焘担任曾国藩幕僚，献计献策，建军筹饷，人称湘军高参。
1858年8月，咸丰皇帝第一次召见郭嵩焘。次年1月，咸丰皇帝第二次召见他，命他在南书房行走，他开始成为天子近臣。接着，咸丰帝第三次召见郭嵩焘，鼓励他多读有用之书，做有用之人，为国效力，还向他打听左宗棠的情况，郭嵩焘借机盛赞左宗棠之才。
1859年，郭嵩焘奉命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赴天津办理海防。当时，英法联军炮袭大沽，军情危急，文臣武将独有郭嵩焘驰至阵中，拼死抵抗，僧格林沁大为感动，后来感叹：“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大沽口战役胜利，举国欢腾，唯独郭嵩焘不开心，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后来，僧格林沁借故弹劾郭嵩焘，郭嵩焘愤而辞官南归。这一年，湖广总督官文参劾左宗棠为湖南“劣幕”，郭嵩焘求权臣肃顺保奏，并请大理寺卿潘祖荫上奏：“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因祸得福，襄办曾国藩军务，并独创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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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他的新式军队——淮军，乘洋轮开往上海，极尽风光。李鸿章到上海的第一步，便考虑要抓住全省财政。他想到了理财高手郭嵩焘，于是保荐他任苏松粮道。1863年，浙江巡抚左宗棠邀请郭嵩焘兼督松浙盐务，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为湘军、淮军筹措饷银。
1863年6月，因郭嵩焘在两淮理财有方，又通晓洋务，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但他遭到两广总督毛鸿宾及继任总督瑞麟的掣肘，苦不堪言。1865年，左宗棠认为粤军会剿太平军余部不利，先后四次纠参郭嵩焘。1866年6月，郭嵩焘辞去广东巡抚之职，告假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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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海疆危急；同时，沙俄和英国利用阿古柏蚕食新疆，西北内陆危急；1875年，英国刺探云南，西南危急。洋患日深，国将不国，朝廷不得不于1875年再次起用精通洋务的郭嵩焘，任命他为福建按察使。就在这一年，云南发生“马嘉理案”，清廷被迫签订《烟台条约》，同时答应派一位一、二品大员到英国赔罪。远赴英国赔罪是个苦差，又担着骂名，重臣们纷纷后退，避之唯恐不及。这时，郭焘嵩挺身而出，主动请缨，他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他还说自己出使英国是为了能知详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
出使之前，郭嵩焘给总理衙门上了《条议海防事宜》，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他主张学习西方的一切长处，甚至经济、政治制度。郭嵩焘将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惋惜者有之，劝辞者有之，嘲笑者亦有之。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士大夫争相传播一副对联讥讽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参加乡试的考生在长沙集会，声讨郭嵩焘，扬言要捣毁郭嵩焘的家。湖南巡抚王文韶闻讯，不但不制止，反而夸奖考生们。郭嵩焘受到这样的打击，担任使臣的心渐渐冷却，但慈禧太后两次召见郭嵩焘，为他鼓劲打气，“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生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慈禧劝慰他：“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蒙此圣恩，郭嵩焘退无可退，决心矢志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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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出使欧洲资料图
1876年12月1日晚，郭嵩焘率随行人员共30余人从上海港冒雨登舟，踏上了赴英的漫长旅途。郭嵩焘使团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节团。
到伦敦后，他将从上海到伦敦途中51天两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次年，《使西纪程》出版。郭嵩焘在书中对所见所闻都作了客观真实的记述，并对西洋文明之美多有赞赏之意，结果在士大夫中又引起轩然大波。他俨然成了天地不容、万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名教罪人，清廷只得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
严复资料图
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抵达伦敦。在任期内，他广泛开展外交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他与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名人交往，深入考察和研究西方，勉励严复等留学生勤奋求学。他以好奇而理性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以清醒的头脑思考着中国的未来。
爱迪生资料图
在郭嵩焘递交国书当天，维多利亚女王表示，决定邀请郭嵩焘及随员，与她一同出席次日召开的议会。从此，郭嵩焘成为议员们熟悉的常客。郭嵩焘认为，英国日益强大的根本，就在于它源远流长的民主政治。1878年5月20日，他和发明家爱迪生一起试验了美国人贝尔发明的电话，叹为“神技”。为保护华侨利益，郭嵩焘奏请清政府在新加坡、旧金山等地设立领事馆。他和日本驻英公使交往密切，他大胆预言，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日本将成为中国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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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官僚为钳制郭嵩焘，选派思想保守的刘锡鸿作为副使监视郭嵩焘。因此，郭嵩焘出使西方确是一趟苦差，他既要与西方列强周旋，又要应付国内的保守派和刘锡鸿这样的小人。1878年2月，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但不久，他与刘锡鸿的关系再度恶化。刘锡鸿列举郭嵩焘所谓“十大罪状”，严词弹劾。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怀着抑郁、孤寂的心情，踏上了返航东归之路。5月5日，他回到长沙，湘江码头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这位钦差的归来，而大街小巷，却贴满了指责郭嵩焘勾结洋人的揭帖。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公使，就这样顶着千夫所指的舆论走出国门，又迎着国人的辱骂回归故里。1891年，衰病的郭嵩焘写下了《戏书小像》诗两首：
（一）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二）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逝于长沙，葬于湘阴县东70里老冲坡之飘峰（今汨罗市神鼎山镇飘峰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列举郭嵩焘军功、政绩、学识，为其请谥立传，清廷却降下一道冷酷的谕旨，驳回了李鸿章的请求：“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郭嵩焘，这个孤傲的先行者，以洋务之“罪”，负独醒之累，受娥眉谣诼，行吟于湘水、汨罗江畔，追逐着屈子的悱恻芬芳。今天，世人盛赞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更需要推崇郭嵩焘的清醒看世界。
陈文革，男，湘阴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湘阴县一中历史高级教师，湖湘文化研究会会员，左宗棠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智慧人生左宗棠》；论文《郭嵩焘的家教家风研究》刊载《纪念郭嵩焘诞辰200周年：郭嵩焘研究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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