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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儒家思想，汉武帝时期他重用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
也就是从汉武帝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家文化作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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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治国的思想路线是外儒内法，内圣外王。以道家为基础，以儒家为主体，并结合法家精华而积极的一面，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总体格局。
西汉初期，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上层政治的轻傜薄税，为民众带来了休养生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景之治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民间资本日益壮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盛世。随着地方诸侯的实力增强，中央政权受到威胁，面对外来匈奴的侵略也只是言和屈从，忍辱偷生。
汉武帝继位之后，深深意识到仅凭黄老治世，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不能达到中央政权大一统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一种新的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顺应历史的发展，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接爱董仲舒极力推荐的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实现思想意识的高度统一。作为老百姓的修身齐家，上层政治的治国平天下。从此儒家思想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体文化。
那么汉武帝的治国纲要完全是以儒家路线吗？肯定不是。当时的董仲舒把先秦的儒学作为参照物，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又再博采众长，融合法家道家的经世致用于一体，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路线。从此儒家终于取代黄老之学的主体地位，道家只是治国的一个基础，法家在治国上与儒家一样，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儒家法家相互对立，在汉武帝时期却是两者灵活运用。社会道德思想依靠儒家，治理国家依靠法制。儒法兼用，恩威并施，奖惩分明。
汉武帝时代的打击匈奴，开拓疆域，王权扩充，肯定是依靠法家的富国强兵，武力征战。只有严刑峻法，才能震慑天下。没有王权霸道，就没有国家强大的实力，又怎么抗击匈奴。
汉武时代的发展生产，经济活跃，文化繁荣，当然是依靠儒家的为政以德，以民为本。以德感化万民布施天下，才能民心所向，得民心得天下。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依靠一家之思想，能做到一个国家的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大秦帝国的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就是一个血的教训。那么汉武帝实施儒家治天下，又兼用法家治国，实在是文韬武略，英明盖世。正因为这样，才有大汉王朝四百年的辉煌盛世。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汉武大帝，开儒家治国平天下之先河，创外儒内法儒法并用，居功至伟。一代天骄，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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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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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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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话概括汉武帝的治国路线——儒表法里，其实就是儒家和法家的结合。
儒家倡导仁政、倡导以德治国、倡导无为而治，而法家则是政府控制，政府干预，集中力量做大事。汉武帝的做法是用儒家统一思想，用法家富国强兵。
先说汉武帝掌权之后社会所面临的的问题：
1、民营资本控制了国家经济。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税制度至文景之治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民间资本发展迅速，形成了新兴的民间富贵阶层，几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整体是小政府大国民的一种状态。
2、诸侯国挑战中央政权。经济的发展促使了诸侯国的强大，强势的诸侯国不断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比如汉景帝末期的削藩而导致七王之乱。强势的诸侯存在直接威胁着王权。
3、外敌匈奴的威胁。汉初对于匈奴的政策是忍辱负重，避其锋芒，潜下心来发展经济。至汉武帝时强大的匈奴威胁依然存在。
汉武帝的改革在思想的统一上选择了大儒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用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只有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才能做到高度的中央集权。
而在国家具体的治理上选择的却是法家的思想，在政治改革中汉武帝推出《推恩令》以达到削藩的目的而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采用的是国有经济主导，国家命脉的产业收归国有，攫取文景之治留下来的大量民间财富。
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致使国家力量空前强大，在这种实力的自信中汉武帝一举击溃匈奴，扫平边境威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主导了中国人的思想两千年，但历届政府均没有放弃国家管控的法家思想，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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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西汉王朝时期，堪称雄才大略，开疆拓土，为中国的版图扩展，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不朽的功绩。那么他对西汉的治国理念，究竟是遵循的法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这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分析。
汉武帝晚年，曾与大将军卫青谈及自己一生的事业时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战，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儒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内兴外伐，内圣外王，以儒为主，内法外儒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
儒家学说作为西汉中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将西汉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推向了极盛时期，为后世历朝历代所延袭，历时久远。
西汉中期，董仲舒应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统治需要，进一步发挥了儒家学说，提出“大一统”思想，“罢黜百家，独尊懦术”，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从而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而此时的儒家思想却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不同，它汲取了法、道等诸家思想的精髓，尤其强调法。把儒法两家思想融为一体，更有利于封建专制的统治。
由上可知，汉武帝在运用一儒法两家思想的理念上，其实是互为依存的。没有教条地单单用儒家思想，也没有一味地用法家思想，实际上是将两家思想柔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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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有名的武帝，他的治国，统民，驭人，治军可以说是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手段。
1.他以儒家思想体系为支撑，装点门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然尊崇的是"术“，那么也只是一种手段，提倡的仁义忠孝悌，只不过是自己愚民统冶一套理论而已。
2.他以法家思想体系为利剑，守卫统治。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万多种。法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足见其法律多严格，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3.他以道家法术为自己长生不老寻找籍慰。汉武帝一生在寻仙求神，四处寻找长生不老药，相信东方朔道术，大建宫殿，充实美女，以求与神仙交流，以达到长生不老。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汉武帝拓展疆土，武功治国，所谓的儒道法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是服务于他的统治和雄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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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登基之初，汉朝建立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朝廷大臣们都希望天子举行祭祀泰山和梁父山的封禅大典，改换确定各种制度。 而皇上也崇尚儒家的学说，就通过贤良方正的科目招纳贤士。赵绾、王臧等人靠文章博学而做官，达到公卿的高位。他们想要建议天子按古制在城南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作为朝会诸侯的地方。 他们所草拟的天子出巡、封禅和改换历法服色制度的计划尚未完成，正赶上窦太后还在推崇信奉黄帝、老子的道家学说，不喜欢儒术，于是派人私下里察访赵绾等人所干的非法谋利之类的事情，传讯审查赵绾、王臧，赵绾、王臧自杀， 他们所建议兴办的那些事情也就废止了。
直至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权。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yǎn）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王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为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长安创立专门的儒学教育——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
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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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大多是因為漢武時董仲舒搞獨尊儒術，就覺得儒家學術從此是帝王道，淺薄者屢屢詬病中國歷史歸罪儒家，亦是因此而來。
董仲舒搞獨尊儒術沒錯，但他那個“儒”卻不是先秦時代以孔子或孟子為代表的儒——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其實也是兩家不同，不是一路，後人以孔孟之道稱儒家，是宋儒搞出來的——而是“雑合百家，統稱為儒”，是諸子百家的混合體，冠以“儒”的名稱罷了，這個時候的儒術，雑以陰陽五行，皆為孔孟所無，卻是方術士之學。之前的儒生，是讀書人的統稱，不是指什麽儒家人物，董仲舒之後，才指専治儒術（董儒）的讀書人。
漢武雖然讓董仲舒獨尊儒術，但自己卻不行儒道，行的是霸王之術。從後來漢宣帝訓誡時為太子的元帝中一段話看，就很明白了，“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雑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再說法家。法家其實不是一家獨立的學術派系，而是専門研究組織管理理論方法論的，不論是王道或是霸道，都需要組織管理架構和方法，法家“法、術、勢”三字宗旨，都圍繞如何管理臣屬而來，那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所以看起來，歷史上底層總是離不開法家的影子，被後世總結為“外儒内法”，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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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第一个扬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简直成了炽手可热的香饽饽，谁见到的都会拍个马屁，毕竟汉武帝重用啊！儒家大行其道，不少人都开始学习儒术，因为只有学习儒术，才能在官场横行无忌。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汉武帝时期，一共有13位丞相，12个人都没在丞相位上善终，只有一个公孙弘是在丞相位置上善终的。那么他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其实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他本人是一位儒学大师，此刻又畅行儒家，公孙弘自然是吃香的。可是汉武帝不需要你丞相掌权，你就没必要做什么事情了，所以公孙弘是深入了解了汉武帝的意图后，选择了这种为官之道。那么汉武帝是真正的儒家信仰者吗？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他虽然向官场之中注入了儒家思想，却在背地里用法家治理国家。而法家在当时最重要的代表那就是酷吏。我们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看到酷吏传，这里面详细讲述了11个酷吏的故事，其中有10个就出自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酷吏大家都认识，那就是汉宣帝时期大司马张安世的老爸张汤。张汤是出了名的酷吏，也正是因此，汉武帝才会重用张汤，甚至将他升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他将当时的丞相李蔡架空后，基本掌握了朝中所有大权。如果不是经济改革失败的话，张汤也不会自尽。其实张汤就是汉武帝的一把剑，用来实行法家治国的一把利剑。当然了汉武帝本人远不止这一把利剑，张汤去世以后，酷吏依旧层出不穷，法家治国的思想早就在汉武帝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知道如果宽以待人，没有形成按照制度办事的话，大汉朝将会混乱不堪。儒家思想确实好，可以教会臣子们如何报效国家，中心于自己的君王。这些是臣子们必
君王不需要学，跟秦始皇一样，汉武帝只需要利用好这一点，管理好手里的臣子和天下子民。而管理天下子民和臣子，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手段，那就是法家思想。这是不可更改的现实，只有法家思想才能够将大范围的人罗列到同一个制度当中去，大家按照制度来办事，不按制度的人，就会受到惩罚，澓中翁在这里传授他儒学思想，并且教他读《诗经》、《论语》、《孝经》等。当时任何一个想要做官的富家子弟，都在争着学习儒家典籍，许光汉之所以赞成汉宣帝刘询学习儒学，其实是在为他出去做官做准备。毕竟他是汉皇之后，而且戾太子的事情汉武帝也平反了，所以汉宣帝刘询早晚都是要去做官的。汉宣帝的法家思想不可能凭空得来，他也没有学习过任何法家思想的东西。那么这一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是从霍光这里学来的。霍光掌权这么多年，汉宣帝一直在旁边看着，他虽然不管，但是他可以学啊。霍光能够把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本事，是儒家做不到的。所以汉宣帝觉得对就继承了下来可是等到霍光去世以后，汉宣帝正式掌握了皇权，他居然开始使用法家治理国家，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尤其是当时的儒生，他们认为自己出头之日来了，却依旧等不到明天的太阳。
汉宣帝的法家思想不可能凭空得来，他也没有学习过任何法家思想的东西。那么这一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是从霍光这里学来的。霍光掌权这么多年，汉宣帝一直在旁边看着，他虽然不管，但是他可以学啊。霍光能够把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本事，是儒家做不到的。所以汉宣帝觉得对就继承了下来，其实汉宣帝不知道，霍光的这一套法家思想，那是跟汉武帝学
不过奇怪的是，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奭，对法家思想非常排斥，他劝说汉宣帝要按照儒家思想治国，对犯罪之人刑罚不能太苛刻。汉宣帝严厉地对刘奭强调：治国应该以霸
汉元帝并不理解父亲所谓的霸道和王道杂治的道理，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儒家思想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崇拜。其实这是没什么错的，错就错在他不仅是太子，他将来也要做皇帝，一旦成为皇帝以后，如果只用儒家思想治国，汉武帝和汉宣帝对儒家都比较推崇，可都在用法制治理国家，其实这本身就证明了一点，法制治理国家才是正道，而儒家学术，只适合让臣子们学习罢了。帝王如果只用儒家治理国家，那对西汉来说，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