婲瓣
電影《大話西遊》在世紀末引發了一場時尚文化浪潮，它曲折的傳播過程也恰似見證了大眾文化在當今時代的發展途徑。以大眾文化的種種特徵來分析此片便能把握這場時尚浪潮生髮的根源與因素。
《大話西遊》作為一部香港的偶像電影，在青年文化圈內迅速走紅，成為世紀末風雲一時的文化時尚。如果將這種“大話熱”看作一個事件或者革命，是因為它走紅的方式奇特而反常，它不同於西方純市場化的商業操作模式，也不同於國內的主旋律電影，經由強大的國家傳播機器而家喻戶曉。它在特定的轉型時期，經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曲折”的傳播過程，代表了大眾文化的興起，以及對現行的文化權利和秩序的挑戰。
《大話西遊》是對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的大膽拆解和重構，加入浪漫愛情、無厘頭的幽默、時空變換、對香港電影的戲仿等現代以及後現代元素。該片1995年投放到大陸市場，觀眾反應寥寥，票房慘敗。“大話熱”滯後幾年的出現，是藝術與娛樂的承載媒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通過盜版VCD以及網絡傳播，《大話西遊》率先在年輕人群體中傳播開來，經過了新形式的人際傳播、最後進入主流媒體。
文化產業運作系統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就是現代傳媒。當代社會，以聲光電為主體的現代高科技傳播媒介早已超越了時空界限，滲透到當下生活的各個領域，他們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神話，將以往很難到達大眾的文化產品迅速廣泛地傳播到各個時空領域。這種廣泛傳播的文化產品一方面滿足了人們文化消費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引導、製造，甚至規定了這種需求，控制和規範著文化消費者的消費趣味和消費方式。《大話西遊》的先冷後熱，正是當代中國高科技傳媒（包括網絡、VCD、DVD、甚至盜版VCD、DVD等）編寫的現代神話。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文化產品的網絡兼容性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成功與否。而《大話西遊》的網絡親和性就在於它具有模仿、拼貼和可重複性。它是對經典的戲擬，是對一個重生和變形故事的變形。
解構：經典的再敘述與變形
依託於現代電子媒介的大眾文化必然是跨國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緣的和社群的。作為公共空間，它是不同意識形態彙集、交流、溝通、共享、對立、衝突的公共場域，又是社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和邊緣話語的表達場域。目前的大眾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研究、後殖民主義研究等等都在堅持以邊緣顛覆中心的立場與策略。
當傳統的經典敘述《西遊記》被解構，唐僧、孫悟空師徒四人去西天取經的故事，便被演繹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個故事。原先的經典被改編，戲說中有戲謔、荒誕和噱頭，也有對某種既成規範的挑戰、反叛和批判，有一種加入時尚的先鋒感，還有一種惡作劇的狂歡化的效果。誠然，它不是在努力試圖縮小經典文字與影像的鴻溝，而是利用和進一步凸現這些鴻溝，以此來形成特殊的效果。
在《大話西遊》中，除了愛情沒被完全解構外，其他一切也都被解構了，像時空關係、人神關係、師徒關係、生死關係等等。在該片中，師父不像師父，而是一個喋喋不休、不分時間不分地點、不斷說教的 “饒舌老太太”；徒弟不像徒弟，竟敢教訓師父，毆打師父，甚至因為不堪忍受師父的囉嗦而把他送給牛魔王；神仙也不再是神仙，竟因尋找愛情而私自下凡間.....人們很容易會把唐僧視為傳統的或權威的聲音的象徵，語言就是其壓制的手段。同樣，也很容易把至尊寶和紫霞看作在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反邏輯、反傳統的做法，嘲笑和摧毀了權威，同時也嘲笑了道德的虛偽。
當我們說屏幕上的影像既是對原作文字的背叛，又是對文字的進一步揭示時，便涉及到不同媒介之間差異與聯繫的問題。在《大話西遊》中，紫霞為了弄明白意中人至尊寶的真心，一頭扎進至尊寶的體內，對一顆包圍著軟組織、纖維和血管的巨大心臟進行審問。精神和象徵意義上的心臟，從前是神聖而不可具象化的，而如今卻在電影特技的幫助下，伴隨著陌生化的形象，向我們展示著視覺的勝利。電影即是現代藝術媒介通過鮮活逼真的視覺化效果達到直接身臨現場效果的代表。這是一種媒介的非媒介性或曰直接性日益增長的代表，源自於因真實感的喪失而帶來的對“真實”的進一步迷戀。如“心臟場面”可以視為現代人以一種圖像或“直接的”方式對真相的追求。
另一方面，電影的這種“直接的”表現方式導致了一種“媚俗”。媚俗是任何大眾文化產品都具備的特徵。這是大眾文化的本質決定的。於是，《大話西遊》中，首先解構的就是混淆雅俗文化的界限，賦予“俗”以一種內涵，然後在“俗”的新世界裡流連忘返，而意義、神聖、超越等概念也逐漸被淡化。
無疑，當今的大眾文化已不具有社會階層的屬性，而只代表一種文化態度。大眾文化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是以都市大眾為消費對象，通過大眾傳媒的服從市場需求的一種商業化製作，具有無深度、模式化的、易複製的等諸多特點。大眾文化只代表著一種文化態度，這一點是它與傳統的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不同的。精英文化孜孜於終極關懷與未來構想，更注重一種理想境界的嚮往與構造。從這一點上來看，精英文化無疑是可敬的，但其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品性又難以滿足現實世界的諸多悲慘。大眾文化則只是滿足於個人膚淺的文化消費，藉助於高效的現代傳播媒介，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式無可比擬的廣泛性、平等性和參與性。快樂是大眾文化的最高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種輕鬆愉悅。因此，所有會給它的讀者帶來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令大眾感到沉重和壓抑的東西都會被排斥，這實際上是它具有所謂解構功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它是因為它的排他性選擇自然帶來了解構的“副產品”。
話語：碎片化的斷裂
說到《大話西遊》，不可不說它的語言。《大話西遊》的一個重要成功是它的無厘頭語言所引起的日常話語方式的變革。而它所帶來的新一輪的文字生產的熱潮又藉助互聯網得以充分實現。
“無厘頭”是指廣東俗語，帶有某種貶義，意為一個人做事說話沒中心，沒規程，沒頭腦，說話辦事粗俗隨意，亂髮牢騷，令人難以理解。這種對話在影片中比比皆是：
“你要是想要的話你就說話嘛，你不說我怎麼知道你想要呢？雖然你很有誠意地看著我，可是你還是要跟我說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嗎？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難道你真的想要嗎？...... ”
“打雷了，下雨了，收衣服了。原來是悟空，我以為是片雨雲。”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嗎？你說句話啊，我只是想在臨死之前多交一個朋友而已啊。所以說做妖就象做人一樣，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了，是人妖。”
周星馳的無厘頭搞笑技巧，實際上是一種腦筋急轉彎式的“包袱”，所有的喜劇效果在最後一個多此一舉的提問中達到高潮，喜劇效果引起的是一種荒誕感。它們實則非線性和非對話性質的，不是以語言學的組合方式存在，而是以聚合方式生成，具有碎片化的效果。
再細看這種碎片化的語言，如果從內部結構中找尋依託，那麼值得一提的便是該片“空間跳躍”的發展形式已經傾向於瓦解語言的內在連續性，這樣就挫敗讀者習以為常的對次序的期待，迫使他們以空間配置、而不是時間上的展開的方式，來感受內容的要素。這便體現了一種現代化的變奏，歷史與因果律的鏈條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破碎的、被公眾快樂的窺視目光所穿透的私人空間。
空間性的轉向也是全力向讀者/觀眾者的轉移，而空間化的結構為他們提供了自由創造的主體性空間。在《大話西遊》的所有臺詞中，人們最津津樂道的是至尊寶的愛情告白：“曾經有一份真誠的愛情放在我面前，我沒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時候我才後悔莫及，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這句臺詞本身就是對王家衛的《重慶森林》中經典句子的戲擬，在網上它又被戲擬於各種場合，甚至形成了一種表達遺憾的套語，這類似於一種填字遊戲，而讀者變成了某種程度的作家和玩家。
愛情：解構背後的深意
《大話西遊》雖然以至尊寶領悟出人間正道、踏上西天取經之途為背景，但實際上是通過他的愛情由萌生到幻滅作為線索展開敘事的。在看似平庸的情節與對白裡，包含了許多當代人對愛情的真知灼見。如果說《大話西遊》在解構經典的同時又建構了一個新的世界，那麼在這個世界裡，愛情佔有絕對的比重。在那裡，愛情始終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是人類心靈中最脆弱也是最尊嚴的東西，它甚至成了至尊寶捨棄人間享樂，重獲新生的唯一理由。
“那一天，我的意中人他會駕這七彩霞雲來接我......”這句話從電影一開始就縈繞在觀眾的心頭，並隨著劇情的發展愈益強烈。最後，當人群騷動的廣場上突然大風揚起，所有觀眾的心頭都引發了強烈的震撼，一個潛埋於此的伏線終於露頭：紅的雲，紅的天空，紅的衣服，紅的光，紅的火球，紅的天地與愛情......《大話西遊》背後的表達至此和盤托出。
“曾經有一份真誠的愛情放在我面前，我沒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時候我才後悔莫及，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如果上天能夠給我一個再來一次的機會，我會對那個女孩子說三個字：我愛你。如果非要在這份愛上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這段臺詞在電影裡一共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至尊寶對紫霞說謊，它的效應是半真半假，喜劇中含有悲劇。但第二次卻完全是悲劇的，至尊寶跪在地上，手託緊箍，喃喃自語，悲傷的音樂再次響起，過往的經歷流過至尊寶的心底，同時也感動了所有觀眾的心。至尊寶將緊箍高舉過頭頂，閉上雙眼，緩緩把它戴向頭頂。
“愛一個人需要理由嗎？”“不需要嗎？”“需要嗎？”“不需要嗎？”
可以說，這段出自菩提與至尊寶的對話是唯一能夠和“愛你一萬年”的引用媲美的經典臺詞。“需要理由嗎？不需要嗎？需要嗎？不需要嗎？”乍一看，這是一種缺乏指向、扭曲邏輯的對話，實際上已經將行為背後的某種深層次的東西輕輕鬆鬆的解構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意義，行為本身作為一個沒有前因後果的存在凸現了出來。《大話西遊》用得是最俗的語言，最平凡的套路，但反映的內涵卻是現實種存在的那種令人炫目的愛情，愛得短暫而又陶醉，最後還是要心碎地分手。
當然，《大話》不是傳統類型的言情片。曾經在瓊瑤小說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大話一代”，已經開始厭倦烏托邦式的愛情和海誓山盟的宏大敘事，對於他們，平民化的愛情方式是更可接受的，一臉壞笑的面具下躲藏著的無可奈何的真誠也許是更值得信賴的。而且，即使是真誠，也不要用那種一本正經的方式來表達，而至尊寶這種調侃搞笑的真誠似乎更能讓他們接受和效法，也符合他們在當下生活中展示半是先鋒挑釁半是戲仿搞笑的故作瀟灑。
對於《大話西遊》的觀眾來說，《大話西遊》是意義和快感的觸發者。這種快感和意義是他們自己生產、自己需要的。費斯克說：“逃避和對抗是相互聯繫的，二者互不可缺。”兩者都包含著快感和意義的相互作用，逃避中快感多於意義，對抗中則意義較之於快感更為重要。”事實上，意義和快感在大眾文化中並不矛盾，快感不僅是逃避，它自身就是一種新的意義的探索和詮釋，這是對某種強制性的社會意義的抵抗。《大話西遊》中的許多地方都觸發了年輕一代反叛的快感，並且它開創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不再採用平緩的直線敘述，而是一連串意向的拼貼與跳躍，以及更大的狂歡化的傾向，它讓觀眾參與其中，不刻意解釋、標榜，它留下了大量的“空缺”、間隙和留白，。這種拼貼與跳躍使文本獲得了一種張力，讓人的思維獲得了延伸的空間，在思維中人們對歷史和自我的認同又一次得到強化，當然，以更加靈活的姿態。
逆旅修行
《大話西遊》作為一部香港的偶像電影，在青年文化圈內迅速走紅，成為世紀末風雲一時的文化時尚。如果將這種“大話熱”看作一個事件或者革命，是因為它走紅的方式奇特而反常，它不同於西方純市場化的商業操作模式，也不同於國內的主旋律電影，經由強大的國家傳播機器而家喻戶曉。它在特定的轉型時期，經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曲折”的傳播過程，代表了大眾文化的興起，以及對現行的文化權利和秩序的挑戰。
《大話西遊》是對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的大膽拆解和重構，加入浪漫愛情、無厘頭的幽默、時空變換、對香港電影的戲仿等現代以及後現代元素。該片1995年投放到大陸市場，觀眾反應寥寥，票房慘敗。“大話熱”滯後幾年的出現，是藝術與娛樂的承載媒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通過盜版VCD以及網絡傳播，《大話西遊》率先在年輕人群體中傳播開來，經過了新形式的人際傳播、最後進入主流媒體。
文化產業運作系統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就是現代傳媒。當代社會，以聲光電為主體的現代高科技傳播媒介早已超越了時空界限，滲透到當下生活的各個領域，他們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神話，將以往很難到達大眾的文化產品迅速廣泛地傳播到各個時空領域。這種廣泛傳播的文化產品一方面滿足了人們文化消費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引導、製造，甚至規定了這種需求，控制和規範著文化消費者的消費趣味和消費方式。《大話西遊》的先冷後熱，正是當代中國高科技傳媒（包括網絡、VCD、DVD、甚至盜版VCD、DVD等）編寫的現代神話。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文化產品的網絡兼容性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成功與否。而《大話西遊》的網絡親和性就在於它具有模仿、拼貼和可重複性。它是對經典的戲擬，是對一個重生和變形故事的變形。
解構：經典的再敘述與變形
依託於現代電子媒介的大眾文化必然是跨國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緣的和社群的。作為公共空間，它是不同意識形態彙集、交流、溝通、共享、對立、衝突的公共場域，又是社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和邊緣話語的表達場域。目前的大眾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研究、後殖民主義研究等等都在堅持以邊緣顛覆中心的立場與策略。
當傳統的經典敘述《西遊記》被解構，唐僧、孫悟空師徒四人去西天取經的故事，便被演繹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個故事。原先的經典被改編，戲說中有戲謔、荒誕和噱頭，也有對某種既成規範的挑戰、反叛和批判，有一種加入時尚的先鋒感，還有一種惡作劇的狂歡化的效果。誠然，它不是在努力試圖縮小經典文字與影像的鴻溝，而是利用和進一步凸現這些鴻溝，以此來形成特殊的效果。
在《大話西遊》中，除了愛情沒被完全解構外，其他一切也都被解構了，像時空關係、人神關係、師徒關係、生死關係等等。在該片中，師父不像師父，而是一個喋喋不休、不分時間不分地點、不斷說教的 “饒舌老太太”；徒弟不像徒弟，竟敢教訓師父，毆打師父，甚至因為不堪忍受師父的囉嗦而把他送給牛魔王；神仙也不再是神仙，竟因尋找愛情而私自下凡間.....人們很容易會把唐僧視為傳統的或權威的聲音的象徵，語言就是其壓制的手段。同樣，也很容易把至尊寶和紫霞看作在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反邏輯、反傳統的做法，嘲笑和摧毀了權威，同時也嘲笑了道德的虛偽。
當我們說屏幕上的影像既是對原作文字的背叛，又是對文字的進一步揭示時，便涉及到不同媒介之間差異與聯繫的問題。在《大話西遊》中，紫霞為了弄明白意中人至尊寶的真心，一頭扎進至尊寶的體內，對一顆包圍著軟組織、纖維和血管的巨大心臟進行審問。精神和象徵意義上的心臟，從前是神聖而不可具象化的，而如今卻在電影特技的幫助下，伴隨著陌生化的形象，向我們展示著視覺的勝利。電影即是現代藝術媒介通過鮮活逼真的視覺化效果達到直接身臨現場效果的代表。這是一種媒介的非媒介性或曰直接性日益增長的代表，源自於因真實感的喪失而帶來的對“真實”的進一步迷戀。如“心臟場面”可以視為現代人以一種圖像或“直接的”方式對真相的追求。
另一方面，電影的這種“直接的”表現方式導致了一種“媚俗”。媚俗是任何大眾文化產品都具備的特徵。這是大眾文化的本質決定的。於是，《大話西遊》中，首先解構的就是混淆雅俗文化的界限，賦予“俗”以一種內涵，然後在“俗”的新世界裡流連忘返，而意義、神聖、超越等概念也逐漸被淡化。
無疑，當今的大眾文化已不具有社會階層的屬性，而只代表一種文化態度。大眾文化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是以都市大眾為消費對象，通過大眾傳媒的服從市場需求的一種商業化製作，具有無深度、模式化的、易複製的等諸多特點。大眾文化只代表著一種文化態度，這一點是它與傳統的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不同的。精英文化孜孜於終極關懷與未來構想，更注重一種理想境界的嚮往與構造。從這一點上來看，精英文化無疑是可敬的，但其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品性又難以滿足現實世界的諸多悲慘。大眾文化則只是滿足於個人膚淺的文化消費，藉助於高效的現代傳播媒介，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式無可比擬的廣泛性、平等性和參與性。快樂是大眾文化的最高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種輕鬆愉悅。因此，所有會給它的讀者帶來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令大眾感到沉重和壓抑的東西都會被排斥，這實際上是它具有所謂解構功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它是因為它的排他性選擇自然帶來了解構的“副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