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的人
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是北宋兩次變法改革運動，前後相差不過二十多年。 慶曆新政發生於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主持者是范仲淹，熙寧變法始行於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主持者是王安石。慶曆新政以整頓吏治為主，反對者多為當時所謂的小人，熙寧變法以理財為重，反對者多為當時所謂的君子如司馬光，蘇軾等名人，也包括二十幾年前支持慶曆新政的哪些人如韓琦，歐陽修，當時這些改革阻力對北宋的社會政治產生不同的影響。
宋仁宗在慶曆三年，分別任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擔任重要職務主持變法就是慶曆新政。當時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即當時所謂的小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改革派一一被貶出京，改革所實行的新法也隨後一一被罷黜。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宋神宗（公元1069年）在熙寧二年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並提議變法，宋神宗很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新法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宋神宗將其貶為地方官；韓琦上疏規勸宋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宋神宗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後，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因韓絳等規勸，宋神宗挽留王安石；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熙寧三年，司馬光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並向宋神宗複議廢止新法，宋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蘇軾也曾反對王安石變法。
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到此為止轟轟烈烈，前後歷時十六年的“熙寧變法”，終歸於人亡政息，失敗了。
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這兩次北宋的變法改革運動在實施過程中都受到了很大了阻力，之所以很多小人反對范仲淹是由於變法觸動了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之所以很多君子如韓琦，司馬光等反對王安石，是因為改革一方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問題，沒有切實考慮到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另一面在實施過程中又急功近利，如果不澄清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也便不足以穩定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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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是中國北宋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改革。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罷相，參政知事范仲淹和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在仁宗的支持下，施行新政。因新政觸及官僚貴族集團利益，引發“朋黨”之議，最終僅推行一年零四月，范仲淹等先後被貶出朝廷，新政即告失敗。
王安石變法，亦稱熙寧變法，是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一場全面的社會改革運動。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朝廷政治危機為目的，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
無論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變法，究其本質，皆為封建官僚集團為調和社會矛盾轉移社會危機的而進行的一種自我調整方式，也在客觀上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慶曆新政雖然提出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主要以整頓吏治為核心，其他很少程度落實;而王安石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全面深入，歷時持久，雖然最終都以失敗而終，但不啻為慶曆新政精神和實踐的延續。可是，慶曆新政中的堅定支持者和力行者諸如富弼、歐陽修、蘇軾等人，在王安石變法時期竟然成為頑固激烈的反對派，箇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慶曆新政其表面上改革實施者為范仲淹等朝廷大員，但根本主導者仍為仁宗皇帝本人。當政者認為新政未能達其目的時，必然會遭到廢止。王安石變法在當初固有神宗的強力支持，但在其隨後的實施中，更多突出了個人意志和立場，一定程度上游離出皇帝掌控，這也為反對派的攻訐奠定了政治基礎。
二、王安石變法是一場著眼於現實戰略的自上而下的經濟、軍事、政治、教育的全面變革，帶有濃重的法家色彩，被垢以“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等弊，這與當時正統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必然為富弼歐陽修等諸“大儒”所激烈反對。
三、王安石辦法以經濟的手段實現富國強兵之目的，諸多新法被垢於“與民爭利”，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其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四、改革究其本質而言，是利益的調整與重新分配。改革最先調整的，大抵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佔據上層地位的這個群體，是不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他們會集體對抗改革。這是任何改革面對的最大阻力。諸如王安石變法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取代原三司財政管理權，統籌全國全國財政，驚三司百官，勢必令原權力和利益持有者強力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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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有三：
一、熙寧變法自身缺乏合理完整的實施辦法，脫離客觀社會實際要求，許多人看不到變法的希望和"亮點"，進而失去信心，導致變"支持"為"反對"，這是根本原因。
（1）變法的超前性與基礎社會的落後性，二者反差太大，變法沒有適應實施的土壤。許多原來變法的支持者，因此由"亮燈變黑燈"。
（2）變法脫離客觀社會要求的，"斂財"導致社會基礎喪失。在推行的同時，也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了變法的基礎喪失。其中包括司馬光、蘇軾以及皇室重要人物，這些人對變法的看法或多或少都產生了懷疑和新的看法。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實施中的複雜問題。忽略了人們的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隨情況變化，變法支持者也發生態度上的變化，也有它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二、變法團隊內部的"分裂"，"離心"反作用的擴散，是導致許多人從"支持"到"反對"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由於王安石的固執己見，擅作主張，一意孤行，急功近利等工作方式方法，嚴重損傷了核心團隊同事的感情，釀成了組織灘渙的禍根，埋下了決裂的伏筆。
另一方面用人不當，嚴重失察。其中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卡、呂嘉問、蔡京、鄧綰、薛向等人都是變法的小人，
再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由於王安石不通氣少溝通的原因，宋神宗對他的態度產生了變化，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為此對整體團隊，影響極大，靠山不牢，人心分離。
離開團隊的人，他們的能量很大，都成為變法反對派的重要力量。
三、變法實施的策略不正確，"統戰"觀念差，"樹敵多"，變法派力量弱，支持者力不從及，是由支持變反對的關健因素。
在強大的反變法派和保守派勢力下，以弱小的變法勢力來組織實施新變法，非同小可。必須用分拆的方法，科學策略地去理順各種關係，找出它們之間或內部的內在聯繫，因情而施，分層對待，按步推進，決不能盲目實施。
力量弱，要講究工作策略，想方設法壯大變法的力量，用"統戰"的觀念，化敵為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比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鎮、蘇軾等保守派，另外包括反對派內部的消極及中間態度的人，結成最為堅實牢固的變法同盟，只要形成了隊伍，就擴大了變法力量。力量堅實強大了，支持的人就會有了信心，有了信心變法的決心才能得以實施，變革的潮流才能不斷推進。而王安石正是缺乏了這一點，偏要去觸動那些幾乎掌控社會各個領域巨大權益的特權階層的利益，一味求全好廣。不會巧妙利用各層，分步推進，籠絡和團結所有力量。急功近利，孤軍作戰，不注重變法隊伍這個根本性的建設，這是支持的人也來越少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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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改革，改革側重點不同。
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的最根本的主軸是反腐倡廉，整肅吏制，是體制上的一種改革 。當時，韓琦、富弼、文彥博，是推行新政的支持者。
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偏重財政收入，強調稅收，求富國強兵之局面。很多法律制定，賺錢的買賣“國有”。如“均輸發”就是動用公權力，強制收購運銷。壟斷經營，違背了市場規律，等於與民爭利，造成了國富民窮的局面。這與變法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變法初衷背道而馳。
慶曆新政時期，韓琦、富弼算是改革派，到了熙寧變法時期 ，二人已是保守派的中間力量。
世界上萬事萬物不是一成不變的。
改革和保守永遠都是對立的。
沒有永遠朋友，只有永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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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施政綱領和變革程度不同，王安石的思想太過另類。王安石主張行事不必按老祖宗那套來，在財政問題上強調開源的重要性，這就觸碰到了不少保守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底線。儒家強調重義輕利，王安石張口閉口就是開源尋利，雙方爭論本質上和鹽鐵之議差不多，也和保守派重量級人物司馬光“天下財富是固定的”的觀點有關。
而且，王安石主張丈量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按土地質量好壞繳稅（方田均稅法）。這雖然為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但導致隱瞞土地逃稅的地主利益受損。這一舉動和慶曆新政得罪一部分統治階級不同，王安石光是方田均稅法幾乎就得罪了大半個階級，因此統治階級內部也有人反對熙寧變法。
其次是用人因素。熙寧變法中主力改革派除王安石外，大多數人品都受質疑，例如蘇轍曾評論變法派二號人物呂惠卿：
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奸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
加之變法派有的措施的確無意中傷害了民眾，所以變法派在當時的名聲其實並不好，遭群臣反對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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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說說“慶曆新政”：北宋仁宗授命范仲淹進行的一項政治改革。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權，實行時遇到強烈反對和阻撓，最終失敗。積極作用在於：提高了當時的行政效率，改善了當時的政治腐敗。但也有不足之處；它減弱了吏治能力，使當時的社會問題更加嚴峻；失敗的結果也間接導致了王安石變法失敗。
再來說說“熙寧變法”，又叫王安石變法，因為在熙寧年間發生。熙寧元年，神宗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欲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為什麼會轉變，根本在於當時情況讓他們不得不轉變自己的立場從而求得安身立命。
了塵138346227
因為風向變了，識時務者為俊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