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司马迁怎么知道赵高与李斯的密谋的,还有司马迁怎么知道项羽在垓下与虞姬的对话?

用户2230426010438


历史就是一个大概,所以不尽可信,这就涉及到历史评价标准,千万别信那个五千年和马马扁子的!


来了6079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通过查阅资料,走访民间,深入调查,忍着被施宫型的屈辱,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完成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史记》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很多记述经过证实是真实可靠的。


赵赵高
和李斯的对话,司马迁是怎么听到的?按理说,李斯是扶苏的岳父,他应该支持扶苏才对,可问题是扶苏和蒙恬的关系相当好,扶苏继位后,不可能要李斯当丞相,而李斯习惯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赵高洞悉他的软胁之后,将利害关系说与李斯,诱骗他成为沙丘之谋的同盟军。想必司马迁对李斯临阵倒戈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一定做了相当严瑾的调查,当得到合理的解释后,把他们的对话还原给读者。

项羽在垓下与虞姬的对话,有两种可能被记录下来。第一,被部下看到听到,然后口口相传,被司马迁整理收录;第二,调查走访知情者后人,根据项羽的性格,以及他俩相亲相爱的故事整理出来。垓下之战,四面楚歌,英雄末路,项羽知道大势已去,自已的生命尚不足惜,只是辜负了痴情虞姬,发出了“虞姬虞姬奈若何?”的悲叹。
项羽不比刘邦,视女人为衣服,视女人为玩物,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刘邦为了逃命能狠心将儿女踹下马车,项羽不忍祸及父老乡亲而选择自刎。既使司马迁沒有亲自听到这对患难夫妻的离别之言,他作为推理性描写也是合理的。虞姬临死前的唱和起舞,应该为部下所看见,虞姬自杀也应该为周围所知道,只不过,虞姬是慷慨赴死的,因为她至死爱着项羽,不忍项羽有任何后顾之忧。

说到司马迁以上两段话的真实性,顺便说一说司马迁的身份关系。司马迁是史官,有其查阅资料和调查研究的优越性,另外,其父亲也是史官,对司马迁准确记述历史提供更多可能。还有一个渊源值得一说。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而将人头借与老故人吕马童去领赏。在分抢的人中,有一个叫杨喜的人是司马迁女婿的曾祖。这是不是为喜欢刨根问底的司马迁,提供了便利和第一手资料呢?
杨喜是秦国杜县人,因痛恨项羽屠杀秦军,而于公元前205年投靠刘帮。其它分抢尸体的四人也是秦国人。《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记载:(项羽)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我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相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吕马童为水中侯,王翳为杜衍侯,杨喜为赤泉侯,杨武为吴防侯,吕胜为涅阳侯。

在这段记述中,司马迁不以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思想丑化项羽,也不以女婿的曾祖之敌蔑视项羽。相反,他把项羽写成了大仁大义的英雄,把杨喜等人写得很卑劣,这就是史学家的胸怀,这就是真正的公正的史家。当然,他对项羽形象的准确把握,来自于他的敌人对他的传扬,对他的敬佩。


春秋风云


《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之外,基本上都是后一朝为前一朝修史,除了少数短命王朝和某王朝末期的历史事件能够找到当事人,其他历史事件不可能从当事人嘴里得到答案!即便是《史记》,除了文景武时期的历史事件还有可能找到的当事人,高祖、惠帝、高后时期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除了极少数长寿者,恐怕早已入土多年、化作白骨了。换言之,修史不是记实,更加不是新闻采访。



那么,修史者有从哪里得知的具体历史事件真相的呢?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或许也并不是真相,仅仅是接近历史真相而已,甚至背离历史真相的情况也是事实存在的。拙荆就是从事修志工作的,因此本人对修史勉强算是略知一二吧。史料的搜集无非几个途径:一、官方文字、实物档案,这是最主要的原材料来源,如中国古代的帝王实录以及历史档案、人事档案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二、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这个主要针对于时间比较近的、有当事人存世的事件。同时,也包括一些以前留下的采访记录。三、当事人的回忆录或者同时期其他人对于相关事件的记录,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四、对历史事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后代、继任者等等的采访。五、民间记录、野史传闻的整理和去伪存真……



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史料堆,接下来便是修史者需要进行的“大工程”了。对来源不一、真假难辨的第一手、第二手、甚至第N手史料进行重新整理和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系统性的文字记录。之后再根据需要进行补充、增减,形成一个相对更加完备的文字记录。接下来便是文字方面的润色、修改、校对等等工作了,经历多轮讨论、修改才能最终定稿。因此,一部史书往往要耗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才能最终定稿。修史、尤其是修王朝断代史是极其浩大的一项工程,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是很难完成的,因此便有了“盛世修史”的说法。



书归正传,太史公是如何知道赵高与李斯的密谋以及项羽与虞姬的对话的?彼时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太史公不可能拥有第一手资料。而且,即便是现在,这类密谋、夫妻间的私话也不太可能留下录音、录像!太史公能够得到的基本上都是二手史料,诸如当事者或者见证者私下文字的记录,知情者留下的文字记录以及根据其回忆留下的文字转记记录,当事者、知情者对自己后代的口述等等。再就是官方记录了,像项羽这样的人,应当是会有史官负责记录其言行的,大致就类似于后世的帝王实录那样。而李斯、赵高拥立秦二世即位,史官也应当会留下相关记录的。虽然这类东西未必就是真实再现,但多少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历史真相的端倪。



接下来便是太史公的去伪存真和发挥了!面对这一大堆相同的、相似的、乃至相背的史料,太史公必须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出自己认为不正确的,留下认为正确的。之后,对于这些残篇断句,太史公还必须将其整理形成系统的文字记录,这就需要太史公进行一定程度地发挥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赵高和李斯密谋,第一手史料或许只说了他们密谋杀掉扶苏、扶秦二世上位。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密谋的、说了哪些话,恐怕就要靠太史公根据手里的史料进行合理性想象和发挥了。如果手里有关于扶苏被诏书赐死的回忆或文字记录,那么太史公就可以合理化推测,是赵高和李斯伪造了秦始皇遗诏等。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修史是极其专业化的工作,本人是外行,所说的未必就完全是历史事实。



但是,无论怎么说,修史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记实,也不是新闻采访,只是相对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记录而已。这里面有史官的认识局限、有时代的局限、还有政治的需要。因此,《二十四史》中无论哪一步断代史都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们只能说,它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史记》中与现代考古结论想背离的史实并不少,诸如为了政治需要的为尊者讳及“造神”更是事实存在的。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中的他居然是他妈和龙配种生的,这显然是“造神”的政治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定《史记》是伪历史,因为其绝大部分篇目还是相对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太史公对于存疑的史料也是相当谨慎的,有时候甚至将存疑的两种或几种说法都作出了记录,因此《史记》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农民工歪说历史


“史记”中关于“赵高与李斯的密谋”也好,“项羽与虞姬之间的对话”也罢,太史公司马迁之所以能把这些场景和对话,描绘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主要就靠两条:

第一、靠民间传说收集史实。司马迁所处的年代,距离秦末汉初并不久远,也就100来年的时间,社会上很多民间传说在流传,这些传说都距离真实的历史不远。就拿“赵高与李斯的密谋”来说吧:两人之间的对话,司马迁虽然听不见,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正如他俩所密谋的一模一样,俗话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种事情,民间肯定会有传言的。



第二、用春秋笔法描绘细节。“史记”虽然是一部讲述历史的大作,但是,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如“鸿门宴”,当时刘邦、项羽等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那就得靠司马迁发挥想象力来描述了。由于是根据真实史实来描绘的细节,当然不会相去甚远。因此,民间才会有一种说法: “太史公写史—— 春秋笔法”。


临时客


\t其实《史记》本身就跟那个年代的小说一样,之所以畅销两千年之久,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准确无误,主要是因为它开创性的作用,以及文笔优美。司马迁写史记,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民间寻访,再结合自己合理的推测,以文学的笔法来创作的。所以对话的真实性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对话的合理性是比较高的。<strong>

\t赵高和李斯的密谋,恰好说明了当时李斯的处境。

秦始皇天天在家嗑药,所以导致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所以50岁的时候,就不幸去见上帝了。赵高拿到了玉玺和诏书,就跑去问李斯的意见。其实不是去问,而是想要说服李斯跟他合伙改立胡亥为皇帝。李斯是手握重权的丞相,不过他跟扶苏的关系,并没有蒙恬跟扶苏的关系铁。

\t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於心而诎於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史记》

\t一旦扶苏上位成为皇帝,那李斯的丞相职位,说不定就被蒙恬给夺走了。这是李斯当时的处境,所以这段对话是相当合理的。赵高又详细地夸了一番胡亥的人品,简直就是说瞎话的高手啊!胡亥还有人品,这不是瞎话是什么?赵高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最终使得李斯上钩,从而逼死了扶苏和蒙恬,从而掌握了秦国的朝政。



\t项羽在垓下跟虞姬的对话,也体现出了项羽失败前的悲壮。

项羽是深爱虞姬的,没听说他还有什么其他女人。刘邦就不同了,身边一大群女人,一边大天下,一边娶老婆。项羽这个时候已经被困在了垓下,原本可以一统天下的局势,现在也被他给毁了。他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再翻盘,所以这个时候的项羽是绝望的。当他看到对自己充满期待的虞姬时,自然会潸然泪下。

\t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

他给不了她任何承诺和未来了,所以只能唱出了内心的悲痛。而虞姬此刻只是想好好安危一下项羽,其他的什么都不想说。她绝对不会抛弃项羽独自苟活,所以只是一味地迎合着项羽的歌声,翩然起舞。周围听到项羽歌声的士兵们无不伤感落泪,也是当时十分真切的情形,司马迁推测的相当合理。

\t司马迁距离秦朝不过七十多年,完全有机会从老人嘴里听到这些故事。

  • \t很多故事是司马迁走访各地的时候,从那些老人家嘴里听到的。司马迁将这些故事的各个版本都记录了下来,最终选择了比较合理的一个版本,将这个版本结合现有的历史资料,通过艺术加工,使得单薄的故事,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对话。
  • 司马迁明白,只有通过对话的描写,《史记》里面的人物才会变成活的。单纯记录事件的始末,并不足以让读者们感受到当时人物的心境。我觉得司马迁这一点做的非常到位,因为他的文采斐然,所以描写起这些对话来更是惟妙惟肖。
  • 将李斯的犹豫和胆怯通过对话描写了出来,也将赵高的阴毒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项羽和虞姬的对话描写,通过一首歌谣,把当时整个楚军的状况完全展现了出来,这是普通描写完全达不到的境界,我为司马迁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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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小晓生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既是优秀的史官(太史令),又是出色的文学家,因此,他呕心沥血写出的《史记》考证严谨,语言优美,许多历史事件的描述脍炙人口,引人入胜,素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史记》是一部优秀的史书,更让人对《史记》感兴趣的是,该书文笔优美,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司马迁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让人感觉生动形象信服。比如说司马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赵高和李斯的密谋,对垓下之战时项羽与虞姬临别前的对话也是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司马迁主要是生活在西汉第五位皇帝汉武帝时期,距离秦末时期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司马迁是怎么知道上述对话呢?

一是博览皇室藏书史料和实地走访了解相关故事。这主要得益于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承袭其父司马谈担任太史令,有机会博览皇室藏书特别是西汉之前的典籍史料,了解了当时对相关人物时间的记载。此外,司马迁年轻的时候,曾花了数年时间到各地去游历,体验各地风土人情,向当地人了解各种历史传说和故事,因为秦末时距离司马迁所在的时代还不过几十年,有些当时的亲历者通过著书或口口相传的形式把当时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司马迁予以记录收集,为日后撰写《史记》细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在揣摩透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形势和性格后,展开合理的推测和想象。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司马迁对赵高李斯矫诏、项羽虞姬别离大致有了了解,再结合历史人物的性格,利用瑰丽丰富的想象力,描述了上述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形象地勾勒出历史人物的特点。


沧海拾遗录



《史记》中,秦朝历史的作者不是司马迁。而是秦国的历任史官。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金帛财物,萧何独先入收秦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

可见,《史记》中的秦史,就是司马迁抄录自秦史,而秦史就是萧何所收,汉室所藏。

赵高与李斯的密谋。当为赵高被秦王子婴诛杀后。拘捕了赵高的心腹。从赵高心腹口中得知。

《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未记载项羽与虞姬的对话。只有如下内容:

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几人皆被封侯。



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并非出自《史记》。而是出自项羽所做之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杨朱学派


是我想象的,司马迁说。



问题问的十分有意思。仔细想一想也是的,司马迁是怎么知道赵高与李斯的密谋的。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罗万象,而又融汇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之所以说《史记》有个再创作过程,我们来看看书名的演化。《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大概从三国的时候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近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开展对《太史公书》研究,也就说明了,大家是把《史记》和《太史公书》作为同一个研究对象的。

正因为司马迁是在严格遵循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再创作,可以说,《史记》就是人物传记。所以,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说明《史记》是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优秀的文学著作。


看看《二十四史》,又有哪一部不是进行了艺术加工。否则,你我皆凡人,又有谁能够知道前人之间的讲话呢?又有谁能够记录下陈胜说“苟富贵勿相忘”。


一株吊兰


司马迁《史记》中赵高与李斯密谋,项羽与虞姬对话写的是那么详细,司马迁是如何得知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渠道。

首先,参考前史官记录。

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既然每个朝代都有史官记录,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肯定会对之前文献加以参考,司马迁本人是西汉时期的人物,距离秦国灭亡时间不算太长,加上秦国的太史记录,在对照赵高与李斯在秦始皇驾崩后的表现,不管是推论还是杜撰,其发展轨迹还是比较贴合的。


其次,参考身边的人。

这个身边的人不是说司马迁身边的人,而是李斯,赵高,项羽事件的亲历者的反馈。比如子婴杀掉赵高投降刘邦,帮助子婴的这些人,甚至是子婴本人都有可能,于项羽与虞姬,身边的随侍的人,写个回忆录笔记什么的,这些都可以构成素材。例如项羽乌江自刎,其见证者就太多了,他们是史实材料的见证。

《项羽本纪》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最后,坊间的传说。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所以在书写具体细节时,除了参考前史官的记载,当事人身边的亲历者外,还会大量走访调查在坊间的一些传说,再将这其中形形色色的传说,加以整理,在分析后在对照其他素材加以选择,最后形成比较合理的对话内容。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


农夫说历史


《史记》里面的对话,20%靠文献,30%靠采访当事人(或收集民间传说),50%靠脑补。

我一直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也一直说过读史去伪存真的方法。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不能说太史公如何如何权威不容置疑,司马迁也是人,人就会出错,但是也不能说提出错误就是全面否定,有些人就是容易走极端,要么全对要么全错,这种思想要不得。

我们读书,特别是史书,要根据现有的物理、化学、心理学、数学等等知识,以及其他资料对照,对其中记录的事件进行判断,甚至还要考虑作者的身份经历,著作流通可能产生的阻碍篡改,综合判断,取其可信的(概率大者),去其不可信的(概率小的),对真假难辨的,保留多种说法,经辨别后吸收。

假设说《史记》的真实性是80%,经判断提炼后产生的结果是90%,有人就会说你那么厉害连太史公都否定,你什么东西啊……前面已经说过了,走极端是不正确的,说到底如果没有司马迁,连最初的80%都不会有。

那么具体而言,关于对话的真实性,其实对话相比起事件,其真实性是比较低的,去伪存真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根据大的事实去判断小的细节的真伪,比如说【楚汉之争以刘邦胜利告终】,这就是大的事实,这个大的事实是很难作假的,他不可能说刘邦这个人压根不存在,其实是项羽建立了楚朝,不可能这样作假,也就是说越是大的背景越难作假,反而小的战役失真相对大,对话的真实性更是最小。

对话的来源按时间远近分两种,一个是当事人在世的时间,另一个是更遥远的古代。

对话的来源按媒介分两种,一种是口述,另一种是文字。

结合起来就是四种来源。

由于楚汉之争相距司马迁的时代也就50年左右,事件亲历者在世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赵高矫召之说,司马迁也没说资料来源出处,我们可能永远不能知道答案,只能说猜测而已。

有一种说法是,赵高身边还有其他亲信小太监之类的,他们活到汉朝建立以后,所以事件的发生过程他们知道,并通过口述或文字遗留下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始皇帝突然暴病,打乱了他的计划,皇帝并没有想过死亡来得那么突然,所以并没有立太子,而为了帝国的稳定,立留在身边的胡亥为帝,也就是说胡亥是正常继位的,并非矫召,这种说法合理性也很大。矫召说说不定是司马迁采纳怨恨秦朝的人口述而来。

至于项羽和虞姬的故事,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君王身边是有一些列侍从人员,把君王的言行记录下来,但项羽在战败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还会带着一大帮没有战斗力的侍从,这一部分的内容,想象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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