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蒙古國鄂爾渾河（Orkhon）鄂爾渾河流域留下了許多碑銘。一些近代探險家注意到這裡一種形體與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過的如尼文（Runic）模樣相似的石刻銘文。1889年，以雅德林採夫為首的俄國考察隊又在鄂爾渾流域的和碩柴達木湖畔發現了兩通刻有這種文字的巨大碑銘。
古代突厥文
雅德林採夫因此興奮地寫道，“非常堅固結實的花崗石千百年來被侵蝕的情況表明，它們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碑上刻有在西伯利亞其他地方也曾發現過的、謎一樣的如尼文，在邊上和背面並刻有契丹字（指漢文）。如果是漢文的話，很可能就是解讀（另一種）文字的鑰匙。”從漢字碑文上，研究者得知，這兩塊名為《闕特勤碑》與《毗伽可汗碑》的巨大石碑的建立者屬於後突厥汗國（682-745年），其中的《闕特勤碑》還明確寫出了建碑年代——大唐開元二年（732年）。因此，這種類似如尼文的文字，就應當是古代突厥文。順便提一句，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上，這件碑文的複製品也是土耳其展館的“鎮館之寶”。
闕特勤碑
問題在於，古代突厥文與北歐的“真”如尼文完全是貌合神離的關係，後者在釋讀《闕特勤碑》與《毗伽可汗碑》時完全排不上用場。直到丹麥語言學家魏·湯姆森（Vilhelm Thomsen，1842-1927年）靈光閃現，才在1893年獲得了成功，這一年也被後世看作古代突厥文破譯之年。
首先，湯姆森根據這種文字的符號多達38個這一點，認為它不是常見的字母文字，而是類似日語假名的音節文字。他又根據突厥語族“元音和諧（若詞的第一音節為前元音時，它後面所有的音節也必須為前元音，後元音情況亦然）”的規律，確定了表示8個元音的4個元音符號。
接下來，他開始尋找與漢文碑文中出現的某些專名（人名或者地名）相對應的突厥文名字。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終於，湯姆森注意到了一個詞，“它經常以一種突出的方式出現在碑銘中新部分的開始處或非常可能是可汗稱號的詞組中”。由於這個詞的最後一個字母已被湯姆森判斷為元音符號“i”，所以他斷定，這就是在蒙古語和所有突厥語中都很常見，表示“上天”或“神”的“tengri”（“騰格里”）一詞。
另外，一個在《闕特勤碑》裡經常出現卻並未出現在《毗伽可汗碑》的詞也引起了湯姆森的注意。經過長時期的猶豫，他最終確定，這個詞的唯一意思就是該碑銘所紀念的突厥貴族的全名——也就是“闕特勤”。
他是對的。這是整個破譯的關鍵一步。毫無疑問，漢字“闕特勤”是對突厥人名的音譯，而語言學家也擬構出了“闕特勤”三字在中古漢語的發音——“*k‘iuet dek gien”。湯姆森進一步猜想，“闕”字的韻尾“-t”其實是用來表示突厥語中的近似發音“-l”。結果他又“中獎”了——現實中類似的例子就是朝鮮語（韓語）就用“-l”來讀中古“-t”韻尾的漢字。這樣一來，“闕特勤”對應的突厥文就應該寫作“Kül tigin”或“Köl tigin”。“上天”與“闕特勤”兩詞的破譯，又為釋讀碑文中經常出現的另一重要專名“突厥”（türk）打開了大門。
2010年上海世博會土耳其展館的仿製闕特勤碑
就這樣，通過用已弄清的字母音值對剩餘碑文進行替換，數量越來越多的古突厥文詞語在湯姆森的眼前變得清晰和可以理解。在1893年12月15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湯姆森在丹麥皇家科學院會議上報告了他的勝利宣言——《鄂爾渾和葉尼塞碑文的解讀———初步成果》。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歷史語言學的巨大成就。
與此同時，隨著文字的破譯，隱藏在《闕特勤碑》之中的另一個千年前的秘密也隨之浮出了水面。闕特勤是毗伽可汗的弟弟，他於公元731年去世後，唐玄宗派人弔祭，還派遣工匠協助製作了《闕特勤碑》。其中的一面就是唐玄宗親自撰寫的漢字銘文，訴說了東突厥汗廷和唐朝“爾無我虞，我無爾詐”的友好關係，並且希望這種關係“千古之下，休光日新”。總之都是褒揚之語，溢美之詞。但如今已被破譯的突厥文碑文卻顯露出了另一個畫風。其中除去緬懷闕特勤、記載其功績外，還特別訓誡突厥子民，認為唐朝是突厥的敵人。關於公元七世紀中期東突厥汗國的滅亡，《闕特勤碑》直指“唐家從中施用詐術及陰謀”。關於突厥人臣服唐朝的那段，《闕特勤碑》更痛心疾首：“原來的老爺們成了唐人的奴僕，原來的太太們成了唐人的婢女”，“人不讓真正的智者和真正勇者有晉升的機會”……如此過於無理的說法，實在與漢文碑文大異其趣了。
後突厥汗國
難道是突厥方面自以為唐人不識己方文字因此肆無忌憚？但玄宗一朝，在唐為官的突厥人多矣（譬如哥舒翰），就連大唐盛世的終結者安祿山也是精通突厥語的。或許唐廷亦只是隱忍不發裝作糊塗也未可知。隨著闕特勤與毗伽可汗相繼去世，後突厥汗國迅速衰弱。唐玄宗也似乎忘記了書寫《闕特勤碑》碑文時的感情，派兵聯合草原上的回紇等部夾擊突厥。745年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殺厥白眉可汗，獻首級於長安。後突厥汗國滅亡，回紇取而代之成為草原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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