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蒙古国鄂尔浑河（Orkhon）鄂尔浑河流域留下了许多碑铭。一些近代探险家注意到这里一种形体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过的如尼文（Runic）模样相似的石刻铭文。1889年，以雅德林采夫为首的俄国考察队又在鄂尔浑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两通刻有这种文字的巨大碑铭。
古代突厥文
雅德林采夫因此兴奋地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在西伯利亚其他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指汉文）。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从汉字碑文上，研究者得知，这两块名为《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的巨大石碑的建立者属于后突厥汗国（682-745年），其中的《阙特勤碑》还明确写出了建碑年代——大唐开元二年（732年）。因此，这种类似如尼文的文字，就应当是古代突厥文。顺便提一句，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这件碑文的复制品也是土耳其展馆的“镇馆之宝”。
阙特勤碑
问题在于，古代突厥文与北欧的“真”如尼文完全是貌合神离的关系，后者在释读《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时完全排不上用场。直到丹麦语言学家魏·汤姆森（Vilhelm Thomsen，1842-1927年）灵光闪现，才在1893年获得了成功，这一年也被后世看作古代突厥文破译之年。
首先，汤姆森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38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常见的字母文字，而是类似日语假名的音节文字。他又根据突厥语族“元音和谐（若词的第一音节为前元音时，它后面所有的音节也必须为前元音，后元音情况亦然）”的规律，确定了表示8个元音的4个元音符号。
接下来，他开始寻找与汉文碑文中出现的某些专名（人名或者地名）相对应的突厥文名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于，汤姆森注意到了一个词，“它经常以一种突出的方式出现在碑铭中新部分的开始处或非常可能是可汗称号的词组中”。由于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已被汤姆森判断为元音符号“i”，所以他断定，这就是在蒙古语和所有突厥语中都很常见，表示“上天”或“神”的“tengri”（“腾格里”）一词。
另外，一个在《阙特勤碑》里经常出现却并未出现在《毗伽可汗碑》的词也引起了汤姆森的注意。经过长时期的犹豫，他最终确定，这个词的唯一意思就是该碑铭所纪念的突厥贵族的全名——也就是“阙特勤”。
他是对的。这是整个破译的关键一步。毫无疑问，汉字“阙特勤”是对突厥人名的音译，而语言学家也拟构出了“阙特勤”三字在中古汉语的发音——“*k‘iuet dek gien”。汤姆森进一步猜想，“阙”字的韵尾“-t”其实是用来表示突厥语中的近似发音“-l”。结果他又“中奖”了——现实中类似的例子就是朝鲜语（韩语）就用“-l”来读中古“-t”韵尾的汉字。这样一来，“阙特勤”对应的突厥文就应该写作“Kül tigin”或“Köl tigin”。“上天”与“阙特勤”两词的破译，又为释读碑文中经常出现的另一重要专名“突厥”（türk）打开了大门。
2010年上海世博会土耳其展馆的仿制阙特勤碑
就这样，通过用已弄清的字母音值对剩余碑文进行替换，数量越来越多的古突厥文词语在汤姆森的眼前变得清晰和可以理解。在1893年12月15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的胜利宣言——《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语言学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随着文字的破译，隐藏在《阙特勤碑》之中的另一个千年前的秘密也随之浮出了水面。阙特勤是毗伽可汗的弟弟，他于公元731年去世后，唐玄宗派人吊祭，还派遣工匠协助制作了《阙特勤碑》。其中的一面就是唐玄宗亲自撰写的汉字铭文，诉说了东突厥汗廷和唐朝“尔无我虞，我无尔诈”的友好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千古之下，休光日新”。总之都是褒扬之语，溢美之词。但如今已被破译的突厥文碑文却显露出了另一个画风。其中除去缅怀阙特勤、记载其功绩外，还特别训诫突厥子民，认为唐朝是突厥的敌人。关于公元七世纪中期东突厥汗国的灭亡，《阙特勤碑》直指“唐家从中施用诈术及阴谋”。关于突厥人臣服唐朝的那段，《阙特勤碑》更痛心疾首：“原来的老爷们成了唐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们成了唐人的婢女”，“人不让真正的智者和真正勇者有晋升的机会”……如此过于无理的说法，实在与汉文碑文大异其趣了。
后突厥汗国
难道是突厥方面自以为唐人不识己方文字因此肆无忌惮？但玄宗一朝，在唐为官的突厥人多矣（譬如哥舒翰），就连大唐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也是精通突厥语的。或许唐廷亦只是隐忍不发装作糊涂也未可知。随着阙特勤与毗伽可汗相继去世，后突厥汗国迅速衰弱。唐玄宗也似乎忘记了书写《阙特勤碑》碑文时的感情，派兵联合草原上的回纥等部夹击突厥。745年正月，回纥怀仁可汗击杀厥白眉可汗，献首级于长安。后突厥汗国灭亡，回纥取而代之成为草原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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