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治疫」免疫


「规划治疫」免疫


当2020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一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在神州大地爆发,严重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及身心健康。自1月23日武汉正式“封城”至今已30天的时间,无疑,疫情对我国城镇化及人居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规划该如何为城市提高“免疫力”?

本刊特召开笔谈会,邀请规划各领域的专家,从专业的视角,针对此次疫情中突显出来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建设中被忽略、需反思、必应对的学术问题或实践话题进行讨论。健康城市,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以规划人的担当,建言献策,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code>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城市规划》杂志执行主编,《中国城市规划(英文版)》副主编,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code>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注定成为大家记忆中最难忘的节日。在新冠肺炎肆虐的阴影下,有人被不安、焦虑甚至恐慌的氛围包围,有人被不解、无聊甚至是愤懑的情绪折磨,同时,更多的人理性思考、积极行动、共克时艰。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型疾病,一时难有特效药和疫苗面市,客观上考验着每一个人的免疫力,同时,也在考验着城市的免疫力。作为一种流行病疫情,引发人们对于城市如何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话题,大家不约而同回想起 17 年前的非典。<strong>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是:我们从那场事件中学到了什么?改进了什么?其实更重要的是,非典或新冠作为新型传染病,对于城市发展、城市社会治理和城市规划有什么启发?

流行病医生出身的武汉作家池莉说了一句话:人类尽可以忽视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会忽视人类,我们欺骗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的确,虽然人类成功地战胜了鼠疫、霍乱、天花、麻风等,依靠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进步,我们已经可以成功控制其传播扩散,但当艾滋病、非典、中东呼吸综合症,以及本次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出现时,还是给人类巨大挑战,即便是国人不太当回事的流感,一旦大流行也可能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并摧毁 1% 以上 GDP。流行病的表现是人得了病,但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病了,而自然界得病的一个重要致病因子, 是人的行为。我们对于大自然缺少应有的敬畏和善意,更多的是肆意的掠夺与破坏,为了自身的需求,像病毒一 样不断复制错误的模式,破坏大自然的免疫系统——生态平衡。可正如恩格斯说的,每一次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还是应该少一些人定胜天的狂妄,多一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潮中,人们容易沉溺于统计数字的辉煌,疏于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关注;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洪流中,容易忘却灾害、疫情等隐形风险的存在。一旦大难来临,基础保障的短板暴露无遗,医疗卫生服务全线供不应求、民众缺乏防疫防灾意识。人们习惯于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不愿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每次灾害带来的伤痛很容易被战胜灾害的喜悦冲淡,而防范各类天灾人祸的安全意识,却远未根植于意识底层,风险评估、 健康评估、危机管理等基础技术措施没有得到普遍应用。殊不知流行病就像其他自然灾害一样,总伴随着文明存在,小小的流感已经肆虐一百多年,即便最强的大国,也难逃一年感染千万人、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厄运。<strong>联合国将建设健康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作为 2030 年全球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人居署、世界卫生组织更提出要特别关注那些脆弱人群抵御疫情的能力,要通过规划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地球不需要人,人类需要地球。热爱地球不仅要接受它的好,也要包容它的灾,要学会与狼共舞、与风险共存。

<strong>本次疫情的挑战不仅来自病毒,也有社会治理问题。如何在应急状态下保障城市基本功能,要充分认识城市社会高度流动性和多元性特征,物质空间安排和人的城镇化要更加适应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全面小康后人们对公 共空间、空间品质、健康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平时或许矛盾不太明显,战时难免捉襟见肘。温饱前随地吐痰或许不是大问题,疫情来了戴口罩就不仅保护了自己,更是为了防止传染他人,这些细节中蕴含着人口素质和公德良序。应急预案和战略储备不是画画挂挂的文件,在疫情面前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稳定压舱石。所谓治理现代化,应该包含人与社会的和谐、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平时与战时的统筹。规划不仅要助推经济增长、保护自然资源,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strong>岁月静好,平安是福,城市发展要遵循规律,规划要为提高城市免疫力有所担当。


本文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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