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在任命官員時，朱高熾特別重視儒家道德和個人品德
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八月，朱棣在最後一次遠征蒙古的回師途中去世了，這標誌著強有力的軍事擴張的結束和一個內部改造的時代的開始。這些新的為政的態度被繼位的朱高熾制度化了，雖然他在位不到一年，但他的儒家理想主義的影響，在以後整整一個世紀中仍能感覺得到。
朱高熾在位不到一年，有人對他的貢獻提出了質疑，但是，朱棣在位期間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北征，朝中的政務一直是交給朱高熾來掌管，因此，他有充分的時間來推行自己政策，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果加上這段時間，朱高熾對明朝做出的貢獻就毋庸置疑了。
朱高熾通過改組內閣，授予他的心腹顧問顯貴的品級，以著名的翰林學士和幹練的官員充實行政官署，開始他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員中，許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攝政時，已經為他效勞了；有的人在他與朱棣有分歧時，支持過他，為此還受到了懲處。因此，在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事件中，被撤職的黃淮和在同一時期被監禁的楊溥，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兼大學士。他原來的老師及最親密的顧問楊士奇成了首輔大學士和少傅；楊榮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學士。為了補償他們以前所受的屈辱，每個人被封為一品的高官，並有兼職。例如楊士奇兼任兵部尚書，楊榮兼工部尚書，黃淮兼戶部尚書。這樣，他們就能直接過問在職大臣們的行政事務和施加政治影響。
朱高熾由於他的背景，與這些重要的朝廷官員有一種親密的關係；他與其後繼者們不同，經常召見他們進行正式會議，要求在他對重要事務作出決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見或建議。這樣，內閣不再是明初統治者之下的不能負責的諮詢機構，大學士參加了決策。
對朱高熾取消他父親的不得人心的計劃，在全國建立正規的文官政府的行動來說，這種集體領導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餘下幾個月中，朱高熾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無的官員被解職，其他的官員在七十歲就奉命退隱；失職的官員降職，有突出才能的官員升任更重要的職務。為了取得直率的評價和揭露貪汙腐化，朱高熾在十月十八日給予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夏元吉每人一顆銀印，上刻“繩愆糾繆”的格言。他命令他們用此印密奏關於貴族，甚至皇族胡作非為的案件。監察御史被派往全國各地去調查官員的政績，併為官僚機構的任命尋求合適的人選。朱高熾常常要求他的大臣們直言不諱，不必擔心報復，雖然他有時在激動之下，訓斥或懲處少數官員，但是，常常後悔並要求原諒。
在任命官員時，朱高熾特別重視儒家道德和個人品德。權謹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級官員，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他進入內閣完全是因為他極為孝順。
同樣，朱高熾任命有才能和守紀律的人，擔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職務。但是，務實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剛被免去指揮職務的宦官操江提督鄭和，被任命為南京守備。歷史學家認定，此舉標誌著宦官勢力的崛起。但是，在整個朱高熾統治時期，宦官實際上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為了使官僚機器更有效率，朱高熾對文官科舉制度作了一些改變。朱高熾認為，這個制度偏袒南方人。於是，朱高熾規定了份額，以保證北方人佔全部進士的40%；這個政策經稍加修改，在明、清兩朝一直貫徹執行。
作為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朱高熾試圖糾正朱棣時期司法的弊病。他關心的是，許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十一月，他命令內閣會同司法官員複查案件。後來，他宣稱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決，也可以不顧或推翻，如果它們是在憤怒或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的。
此外，在他統治時期，他兩次恕免諸如齊泰、黃子澄等官員的家屬，這些官員因忠於建文帝被處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屬為奴，併發還沒收的財產。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頒佈一份詔令，進一步告誡司法當局要根據法律判決，並在宣判前，特別在宣判死刑前，要複查對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對犯人濫用肉刑，和在懲處時株連犯人的親屬（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斷言，這些做法嚴重地違背了儒家的仁愛原則和孝道倫理。
朱高熾選用賢臣，削汰冗官，任命楊榮、楊士奇、楊溥三人（史稱“三楊”）輔政。廢除了古代的宮刑，停止寶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採辦珠寶；處處以唐太宗為楷模，修明綱紀，愛民如子，他下令減免賦稅，對於受災的地區無償給以賑濟，開放一些山澤，供農民漁獵，對於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罰，採取妥善安置的做法，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養生息，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明朝進入了一個穩定、強盛的時期，也是史稱“仁宣之治”的開端。
（本篇完）
閱讀更多 蕭家老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