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這樣一個劇烈動盪的年代，費穆先生的
《小城春天》就這樣安靜地出現在中國的電影史上，與當時高歌猛進的主旋律格格不入，卻成了年代越久，光芒越耀眼的經典之作。1995年，《小城之春》被評選為中國電影90年曆史上10部經典作品之一; 2005年，被金像獎評為百年百大電影第一名; 同時也被英國電影雜誌《視與聽》846位影評人評為影史TOP250的127名。它開創了中國電影史上的心理寫實主義、詩化電影的先河。
張藝謀說，“就中國的電影而言，我最喜歡1948年的《小城之春》，我覺得這部影片在當時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我們今天看來，覺得還是不能跟它比較”。
哪怕用現代的眼光看待，這部電影依然是值得引以為鑑的經典作品。
散文式的結構，意境深遠
南城之春，一座破落的宅子，五個人，三段感情糾葛在女主角娓娓道來的旁白聲中展開。
電影講述了抗戰勝利後，戴禮言一家回到了被戰爭摧殘的斷壁殘垣的家，蝸居其中。因為抱病在身又鬱郁不得志，於是他對生活失去了熱情，整日將自己封閉起來緬懷昔日輝煌。妻子周玉紋對這樣的丈夫和生活也沒了興趣，每天例行公事般過著生活：買菜抓藥、城牆散步、悶不做聲獨自繡花。家裡只有年幼活潑的妹妹和忠誠的管家略顯得有生氣些。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時光，就是買菜往返時在小城城牆上走著......
她想離開這個世界，逃離這痛苦不堪的生活。直到戴禮言昔日的同學、周玉紋曾經的戀人章志忱的到來，讓這個陰沉的家起了漣漪。故人相見，百般情緒湧上心頭。一個失望的妻子，一個愧疚的丈夫，一個遺憾的前任，面臨著心裡搖搖欲墜的感情……
整個電影雖然採用了順序敘述的方式，但並沒有明顯的開端、高潮、結尾等故事節點，也沒有矛盾伏筆之類的元素，更側重的是意境的表達。近乎散亂中蘊含了悠長綿軟的情感，深沉、真實，猶如散文。
《小城之春》中場景與場景之間並沒有明顯的聯繫，比如周玉紋或在城牆上走來走去，或坐在欄杆上靜靜刺繡，而章志忱有時安靜地躲在廢墟里等場景。看似凌散，卻從細節上烘托了主角們憂鬱、糾結的心理。沒有明顯的劇情推動作用，卻將觀眾代入到電影的主題裡，塑造了人物性格，也展現了曲折隱晦的意境。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據編劇李濟說，費穆是按照蘇東坡的《蝶戀花·春景》一詞的韻境來構思整個電影框架的。原本春天到來，萬物應該復甦生長，回到燕回綠水流的生機，然而戰火剛過，殘垣上的芳草萋萋無人問津，四處可見的斷壁略顯蕭條。
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消，多情卻被無情惱。牆裡牆外，原本應該有佳人少年嬉笑的聲音，而今卻漸漸消散，有情人相互分別，再見已物是人非。
“色淡而隱然可見內裡顏色，味苦如離亂年代坎坷人生”，費穆先生如是說。他將電影中的人物與環境相互融合，這種獨特的敘事產生了其他敘事方式所沒有的韻味。
以小見大的寓意，凸顯現實
臺灣戲劇導演賴聲川說：“人有人的命，戲也有戲的命”。《小城之春》剛上映的時候被認為是一種散發著“頹廢萎靡”的“不良品”，與主流上奔騰不息的時代脈搏不符，一度遭到批評。但是也有評論說，這小情愛中包含了大環境的現實問題，透出東方文化的雅典。
在當時的環境裡，全國有許許多多的戴家，他們為了活下去舉家遷徙躲避戰火，而戰亂結束後回到家鄉面臨的是已經破碎的家園和不知何去何從的抱負。戴禮言喜歡躲在花園裡讓人找不到，他說他有肺病，而周玉紋想他是神經病吧。“逃避”也許不是一種有效的方式，但卻是還沒緩過來的民眾普遍的情緒。死亡曾經令人如驚弓之鳥，好不容易停歇又出現了一無所有的狀況——這個小家的難，是整個國家的痛。
“我走的那年，你不也十六歲嗎？”這是章志忱在城牆上對周玉紋說的話，那時的她正在談論自己的小姑子戴秀。
當年正值豆蔻年華的少女，面對心上人想出去闖蕩一番的豪情不知所措時，炮火就先一步給他們作出了決定。再見時，她已盤起長髮做了溫婉賢惠的人婦。還能再次相見也許是最大的幸運了，很多花一樣年紀的姑娘再也沒能等到春天，都消逝在連綿的烽煙裡。
從開頭到結尾，鏡頭都沒有將觀眾的視線帶到過小城之外，除了戴家頹敗的庭院，就是蕭瑟的城牆附近，最遠的地方就是幾個人划船的湖面。似乎很封閉，但又沒有完全閉塞，與初解放的社會十分相似。周玉紋一天幾番來到城牆上遠望，她也渴望出去看看這個世界，但總被那個衰敗的家束縛著，一如被壓抑了幾十年的國人的精神。還好，始終都有章志忱這樣的人，敢於擺脫桎梏，去追求新世界。
現實是無奈的，可春天到底還是來了，給人帶去新的曙光。
東方特色的愛情故事
周玉紋和韓志忱都沒有想到，分別十年竟以這種身份重逢。這一見心裡就翻了天，他們竟還是戀著對方！可是早已失去了相愛下去的身份，她已是戴禮言的妻子。
他們努力地學著像普通朋友一樣相處，可還是忍不住用目光去追隨對方。在城牆上韓志忱忍不住和周玉紋大聊特聊起當初的感情來，甚至衝動地攬過她的肩膀，周玉紋也順著自己的心意短暫地靠了上去。在回去的路上，他們先是並肩而行，隨後又慢慢分開，猶豫了一會兒韓志忱拉過玉紋的手勾在自己的胳膊上，相視而笑還沒到三秒鐘就又落寞地分開，玉紋忍不住往前快步走去，韓志忱愣了一下也隨著飛奔而去……短短的一段路，幾次分合將“
發乎情止於禮”詮釋得淋漓盡致。
丈夫戴禮言並不似表面上的對周玉紋那麼不在乎，十年生死相許間，他的內心對她有著深深的依戀。他感受到了妻子的苦痛，卻不知為何。玉紋對他盡責任般的相處方式和人後偷偷哭泣的行為，讓他更是痛心和愧疚。戴秀對章志忱心懷愛意，可敏感的女人如何不能發現他和周玉紋之間情愫，傷心之餘也擔心哥哥的處境。
最後，戴禮言試圖犧牲自己成全玉紋，卻意外地讓玉紋下定決心結束這段不該發生的情感糾葛，正視與丈夫的感情。韓志忱在戴秀的相送下離開，玉紋和禮言站在城牆上遙望他遠去的身影，他們彼此微笑地談論著遠方的天地。
這段感情一改當時熒幕上的民族英雄主義大愛，讓純粹的男女之情於寂靜中展現著張力，它並不激烈，卻因為真摯和剋制而顯得格外動人，揪心。 東方的感情並不像西方那樣直白熱情，但是也有自己的醇厚柔美。迷而不亂，恨而不惘，正視人慾，找到規矩和情愛之間的平衡點，相得益彰。
《小城之春》裡，韓志忱問周玉紋“假如我現在說跟我走，你也會說隨便我嗎？”玉紋不語；《花樣年華》裡，周慕雲問蘇麗珍“如果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一起走？”麗珍不語。含蓄的東方愛情總是相似的，平緩如一池死水，卻道盡了意味深長的深情。
《小城之春》這個作品，超越當時的電影思維，有評論者認為它是中國的先鋒電影，這種“細膩而詩化的心理片傳統”是由費穆開創的。即使身處二十一世紀，聽慣了鏗鏘有力的誓言，這種關照人們生存現狀，不吝嗇與主流文化相逆也要挖掘人性的精神，是對中國電影最大的鼓勵。
在歷史的洪流中，費穆先生不徐不疾地穩步向前，擇善而固搪，最終在深受意識形態干擾的中國電影史上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電影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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