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點靈自除夕開始組織抗擊疫情公益心理援助，目前已為16008人提供心理援助服務，累計服務時長8360小時，參與公益諮詢的心理諮詢師超過七百人。
在這16008位求助者中，有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及患者的家屬，一線工作人員，以及自覺隔離在家的普通民眾。其中一線醫護工作者佔比10%，工作環境導致群體焦慮，這些一線工作者更需要心理援助。
他們無法獨自消受的焦慮恐慌、迷茫無助、絕望孤獨等等負面情緒通過一次次熱線電話，傳輸到壹點靈心理諮詢師的耳裡與心裡。
“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那裡，就變成了一座山。”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只有波浪起伏，還有生與死的較量。
“我要快點好起來，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張智涵是最早一批加入“微光行動”的心理諮詢師，在2月初，她接到了一位來自武漢的醫護人員的求助電話。
電話剛接通時，那邊鴉雀無聲。張智涵溫柔地對她說，“我們能為你做點什麼？”話音剛落，她一下子哭了起來。她拘謹、語無倫次，不知該如何表達此時此刻滿溢出來的恐懼與害怕。
大概在7天前，這位醫護人員出現了乏力和發熱的情況，最高溫度達到38.7℃。她曾與新型冠狀肺炎患者有過接觸史，並且，她所在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也都接二連三被感染，所以當她出現身體發熱的情況時，她高度懷疑自己被感染了。
她在第一時間去了當地的三甲醫院診治，但當時武漢的醫療物資極度匱乏，即使她是醫護工作者，也沒有辦法進行核酸檢測，診治醫生就給她開了一些藥物，讓她在家隔離。
她在家裡隔離第三天的時候，發熱情況有所好轉。但到第5天時，她再一次出現空虛乏力，食慾減退，於是去醫院再次複診。CT複診結果顯示“雙肺下葉部感染”，但因她症狀較輕，所以醫生還是建議她回家吃藥隔離恢復。
“她才22歲啊！”張智涵在和我們分享的時候，語氣中帶著心疼與無奈，“不敢告訴父母，怕父母擔心。她一個人在出租房裡，一人吃藥，一人做飯，極度孤獨。”曾有過肺結核史，這無疑又給她的恐懼色再抹了一層黑，另外醫院也無法收治她，在這場與病魔的抗爭中，只有她自己一人在扛。
“自我懷疑、否定，孤單無助與深深恐懼，這些負面情緒逐漸把她淹沒，她每天在哭，時時刻刻在情緒崩塌的邊緣。”
張智涵說，“我們傾聽，再與她共情，給予她鼓勵。想讓她知道，我們十分願意陪伴她，來面對現在的困境。她不是一個人在孤軍奮戰。”
在她情緒緩和後，張智涵又對她進行一個催眠花園的導入。先幫助她放鬆肌肉，然後藉助聲音的安撫，語言的引導，讓她進入潛意識打開的狀態。這個過程的目的，是讓她看到自己可以利用的資源，喚醒她很多內在的力量、身體裡的能量，讓她知道自己並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樣無助。
“諮詢結束後，她說自己感到溫暖，寧靜與力量。”張智涵補充說，“我希望她快點好起來，就像她告訴我的，‘我要加油快點好起來，然後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你40多了，我們希望你早日找對象結婚”
心理諮詢師陳建接待了一位來自上海的求助者。這位來訪者是40多歲的單身男性，與父母住在一起。平日早出晚歸，週末與朋友聚會，與父母相處時間比較少。
疫情突來，被迫家裡待著的他，與父母的矛盾激發。
“他的父母年紀大了，疫情引發了他父母對於他未來的擔憂以及死亡焦慮。”陳建說，“父母的焦慮點在於他們年歲已高，而孩子還沒成家，如果以後還出現如疫情的突然事件，他們擔心孩子壓力大，一人照料不過來。”
但這位求助者的觀念和父母存在差異，如果沒有喜歡的，他不願意將就。擇偶標準也有所區別，他希望結婚對象離自己家不要太近，和他條件差距不能太大。但父母卻認為離家近好，互相有照應。他曾經有一個女朋友帶回家，但父母不喜歡，就不了了之。
與父母的爭吵僵持，讓他情緒崩潰。沒法出門，又讓他避無可避。
這次疫情，就像一個放大鏡，把一直不太和諧的家庭關係，推到了岌岌可危的風口浪尖上。陳建說：“這些家庭關係，本就有矛盾衝突的種子，但以往會有一些替代性緩衝的時間，比如把關注點轉移到工作上，家庭矛盾就被迴避了。
而疫情期間，代際相處時間變多，過去的應對模式無效化，矛盾就發生了激化。”
硬幣效應告訴我們，一些不良現象發生的同時，也伴隨著一些事物的良性發展。網絡上也有許多報道出來的親子、伴侶關係，在這次危難中，給我們上演了動人一幕，賺足了眼淚。
陳建解釋說，“這些本就溫暖和諧的親密關係，現在有這個“機會”，有更多的時間與行動，來表達彼此的愛。”他們會因為疫情的考驗，而產生共同、特殊的記憶，這個記憶就像一個紐帶，把彼此拉得更近，更緊密。
突然想起魯迅說的一句話，“能做事的做事，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就如螢火蟲一樣，不必等候火炬。”
在那些身先士卒的一線戰士的背後，還有許多如張智涵、陳建這樣時刻準備著的“螢火蟲”，在黑暗當中，散發出一道道微光，給那些深受困擾的人，照亮前方走向希望的通道。
不止有他們，還有14億人正在默默努力，這其中的每一個“你”都算數，正如點滴星辰的匯聚，也能照亮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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