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英國導演肯·洛奇憑藉《我是布萊克》捧回生涯第二枚金棕櫚。
當這位84歲高齡的導演再度迴歸，並且順利入圍72屆戛納影節主競賽單元時，恐怕任誰都會想誇上一句“影壇老炮兒名不虛傳”。
既為他堅守創作一線的精神，也為他數十年如一日替底層發聲的人文關懷。
尤記得，當初放出“肯·洛奇或將三封金棕櫚”風聲的媒體不在少數，影片最後卻顆粒無收。
惋惜之餘，也不免心生“英雄生不逢時”的嗟嘆。
綜合各方讚譽和影片素質來看，肯·洛奇可謂穩定發揮。
奈何這次同臺競技的選手實在太強——奉俊昊、昆汀·塔倫蒂諾、吉姆·賈木許、佩德羅·阿莫多瓦、達內兄弟。
要想殺出重圍，實非易事。
話又說回來，“勝者為王”的論調本就不可取。
一部影片能否獲獎，除了取決於評委會口味、競爭對手水平，有時也會受政治風向影響，因此“獎項歸屬”向來是個爭議話題。
落選，並不代表影片的質量被否定。
為了不留遺憾，我決定真心實意地向你推薦這顆“戛納遺珠”——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
01.
反高潮的敘事手法、返璞歸真的鏡頭語言、樸素清冷的色調，是本片帶給觀眾最直觀的感受。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不僅是肯·洛奇式美學的延續，同時也是向外界釋放的信號：
如果想找部隨意打發時間的商業片，那麼它大概率會令你失望。
故事，要從主角轉行這天說起。
剛搬來紐卡斯爾時，瑞奇（克里斯·希欽飾）定下了新的發展方向——轉投快遞行業。
雖然心有疑慮，但為了支持丈夫的決定，妻子艾比（黛比·哈尼伍德飾）還是答應賣掉她的代步車，換來一筆啟動資金。
於是，信心滿滿的瑞奇就帶著按揭買下的貨車，加入了快遞承包商的隊伍。
一開始，工作進展還挺順利。
他每天的任務就是按部就班地裝貨、開車、卸貨、送貨，其餘諸如規劃路線、簽收快遞的“腦力活”都交由掃描儀完成。
我猜，你大概會想說“這不就是快遞小哥的日常。”
話雖如此，每天高達14小時的工時也足以榨乾人的全部精力。
但看在200英鎊日薪的份上，瑞奇咬咬牙，忍了。
按照他的計劃，只要熬過兩年然後攢夠首付，一家人就不必再靠租房度日。
殊不知，在瑞奇疲於奔命的這段時間裡，危機早已拉響警報。
被父母冷落的“留守兒童”塞巴越來越叛逆，翹課、逃學、闖禍，結果被罰停課觀察。
因為忍受不了繁瑣的護理工作和長時間奔波，身心俱疲的艾比在車站裡崩潰大哭。
就連年紀尚幼的莉莎也因為獨自在家而整夜失眠。
而瑞奇本人呢？
他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好像掉進了某個陷阱。
送貨的工資確實高，但前提是必須保持全勤，否則會被扣100磅/天的罰金。
萬一想請假？沒門，冷麵工頭馬朗尼不允許任何人破壞他的業績記錄。
這下，瑞奇成了一塊“夾心餅乾”，被“家庭”和“工作”壓得喘不過氣。
要是放下工作去陪兒子，那分分鐘就會被開除。
要是選工作，就等於放任兒子變成問題少年。
總之，顧此失彼。
瀕臨破碎的家庭關係、嚴苛刻板的工作環境、渺茫的前途、滾雪球般累積的債務。
這些無解的難題擰成了一根上吊繩，隨時要把他逼上絕路。
直到兒子用一副破罐破摔的語氣，來諷刺父親在做無用功時，瑞奇終於憋不住了。
他怒喊：“我已經盡力，難道這還不夠好？！”
可他等來的，卻只有家人的沉默。
02.
試著拆解瑞奇一家的困境，你會發現每個角落裡都寫滿了四個字：無能為力。
而這種對自身命運掌控的無力感，又遠比普通的不幸更顯致命。
大到決定未來方向的發展計劃，小到一次家庭聚餐、請假的權利，他們始終處於被動。
因為掏不出首付，只能賣掉妻子的代步車，導致艾比心態崩潰；
偶爾載著家人出趟門，轉眼就被上司警告“不許違規用車”；
試圖化解家庭矛盾，換來的卻是加速彼此走向對立——女兒莉莎偷偷藏起車鑰匙，以為這樣就能讓家人和好，結果害父子大吵一架。
最關鍵的是，明明夫妻倆都忙到腳不沾地，他們一家的生活卻不見起色。
從什麼時候起，“天道酬勤”竟成了偽命題？
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瑞奇一家人，或者說整個英國底層社會陷入了“越拼越慘”的死循環？
從最淺顯的角度出發，是“唯績效論”的工頭把瑞奇推進了火坑。
馬朗尼先是用高薪引誘他入夥，讓對方以為很快就能攢夠錢。
再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來變相壓榨：“連續兩天破壞我的業績，你從好孩子變成了混蛋！”
都說患難見真情，對於馬朗尼來說恰恰相反。
他在瑞奇因傷入院的情況下，依然三句話不離賠償金和罰款。
而這一連串冰冷的數字，則成了壓垮瑞奇家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說到底，馬朗尼只是經濟鏈條上的一環。
在他背後，矗立著名為“
新自由主義”的龐然大物。在這套換湯不換藥的資本主義制度中，還隱含著另一種剝削形式：自僱制。
據BBC報道，英國現有大約500W自僱者，而自僱者所構成的經濟領域，又被稱作“零工經濟”（gig economy）。
與瑞奇相似，自僱者們大多從事建築、理髮、服務、信息技術等行業，而且以低收入人群為主。
問題來了，為何要把“自僱制”與“剝削”掛鉤？
理由有兩點。
其一，它在打破傳統勞資關係的同時，也等於巧妙規避了勞工法附加的權益：八小時工作制、節假日、養老金、勞動底薪等等。
簡單地說，公司負責出錢購買勞動力，僅此而已。
正是由於缺乏勞動法的權益保障，對於零底薪的自僱者而言就又被套上了“手停口停”的束縛。
就算情緒崩潰、遍體鱗傷，只要還剩一口氣，就得繼續這場趕工遊戲。
此外，自僱制還被賦予了欺騙性。
從表面上看，它為自由職業者提供了靈活的就業方式和更寬鬆的工作時間，美其名曰“做自己的老闆”。
實際上，所謂自由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就像護工艾比，但凡客戶有需要，哪怕下班後也得有應必答。
日復一日，工作和生活的邊界被無限模糊，超時加班成了常態。
相比之下，瑞奇更慘。
他被漸漸“異化”成了一臺送貨機器。
而證據，就是片中兩個關鍵道具：掃描儀和尿瓶。
在瑞奇眼中，掃描儀就像隨身攜帶的智能助手：精簡配送路線、計算配送時間、聯絡客戶、掃描包裹，無所不能。
但有時候，掃描儀更像全天候待命的電子監工。
它能夠牢牢鎖定司機的行蹤，判斷其是否將包裹放入指定地點。
甚至能精準到一旦離開貨車超過2分鐘，就自動發出警報。
至於尿瓶則見證了這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上班第一天，當工友遞來撒尿用的水瓶，瑞奇第一反應就是丟進車廂，然後滿臉嫌棄地罵道：“你他媽的在逗我？”
等到觀眾幾乎快把這個小細節忘記的時候，他卻趁著送貨間隙掏出水瓶，熟練地解決了生理問題。
看得出來，瑞奇已經知道工友那句“絕不可少”到底是玩笑話還是真心建議。
不許偷懶，不許請假曠工，不許隨意離開貨車，甚至就連區區幾分鐘的零碎時間都被剝奪。
在這等高壓制度下，何談自由？
不妨再補充幾句。
這種藉由科技手段實施的隱秘剝削，絕不僅僅存在於英國社會，在我們身邊照樣有它的影子。
在一篇名為《外賣時速》的文章中，作者深入剖析了懸在外賣騎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以大數據為支撐的獎懲制度。
“不斷壓縮的成本之下，超時會扣錢、投訴要罰款，違規會被拉黑，這個年輕人不得已頻繁地逆行、搶綠燈、調頭。”
現在你總該明白，為何大街上的外賣小哥總是風馳電掣了吧？
眾所周知，外賣行業的薪酬水平不低，只要肯拼肯幹，月入上萬不是夢。
但很少有人會在意，每筆五星好評和每次逆行的背後，居然隱藏著如此殘酷的秘密。
▲文章出自冰點週刊
反觀鏈條另一頭的資本家。
對他們來說，這套制度可謂百利而無一害。
一方面，用於福利支出和人力資源的成本被大幅縮減；
另一方面，通過“高薪激勵”和“高額懲罰”雙管齊下，勞動者就像是在磨盤前狂奔的驢子，日復一日地為大公司的業績添磚加瓦。
透過這段對話，新自由主義的真面目暴露無遺：
在資本面前，“瑞奇們”不過是隨用隨換的勞動機器與被數字馴服的奴隸。
至於他們的死活？無人在意。
批判完萬惡的新自由主義制度，導演並未停下腳步。
他把矛頭指向另一個罪魁禍首：金融危機。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這塊多米諾骨牌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而這場風暴中的一陣餘波，便足以摧毀上萬個工薪家庭，包括瑞奇一家。
從宏觀上看，所有歷史事件背後不過是或長或短的文字描述和一串抽象數字。
但從微觀上看，卻是一段段在生存線上掙扎的心酸歲月和分崩離析的家庭。
正如作家方方所說：
“時代落下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不論古今中外，歷史曾無數次地證明，渺小個體在時代浪潮面前永遠顯得脆弱不堪。
電影拍攝之初，“脫歐疑雲”仍籠罩在英國上空，陰晴未定。
直到前不久，大不列顛總算走完了這條艱難脫歐路。
毫無疑問，新的時代浪潮又將席捲重來。
到時候“瑞奇們”又會被裹挾至哪個角落，遭遇怎樣的不幸，who knows.
03.
一直以來，底層社會都是現實主義電影創作的源泉與沃土。
但對於肯·洛奇來說，這裡不亞於他的“第二故鄉”，而批判資本主義、為“賤民”發聲則是他一生的創作追求。
作為社會紀實派導演，他的電影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原汁原味”：素人演員、方言對白、實景拍攝、寫實濾鏡。
甚至於有人評價，“電影就像現實生活中截取了100分鐘的片段。”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Sorry We Missed You”這個一語三關的片名。它先是巧妙揭示了主人公的職業——這句話一般寫在快遞單上，表示延遲送貨。
接著又表達了瑞奇對家庭成員的歉意，因為他忽略了家人的感受。
最後一層含義，最為隱蔽，也最深刻：
“We”指代社會大眾，而“You”則是那些被忽視、被剝奪話語權的邊緣人物。
他們長年累月地在社會的夾縫裡生存，有的神志不清、癱瘓在床，也有人大小便失禁，要靠紙尿褲過活；
還有些勉強能維持表面光鮮，平素裡衣著得體，可一旦離開護工的照料就寸步難行。
別說掌控命運，他們連自己的肌肉和神經都無法自如掌控。
事實上，像這類以“
底層殘酷物語”為焦點並且高度寫實的作品，往往與商業價值無緣。有時還會招來審查制度的另眼相看與外界嘲諷。
不過導演本就無意討好，他只想戳破那層假象，再把血淋淋的真相捧到大眾面前：
無論再努力，底層人民還是活得這麼狼狽不堪。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導演堪稱新時代的雨果。
他以鏡頭代替文字，如實記錄著“新悲慘世界”裡的貧民史詩。
與此同時，看待底層人物的視角與態度，就決定了肯·洛奇與其他導演有著本質區別。
這裡就拿去年最熱門的《寄生蟲》來說。
故事裡的窮人都是什麼樣的？
為了混進別墅，金司機一家想方設法趕走了原來的司機和管家；
等到賺了錢，又成天只想著吃喝玩樂，不為日後做打算。
在互相傾軋中，雙方最後爭到頭破血流、魚死網破。
總之，愚蠢、自私、目光短淺，脫離不了“底層思維”的支配。
在奉俊昊的鏡頭下，底層社會就宛如一座充斥著困獸互斗的競技場，而特權階級則是那群高高在上的看客。
坦誠地說，《寄生蟲》仍是一部服務於中產階級的電影，它不曾對底層階級抱有真正意義上的同情和憐憫。
與之相比，肯·洛奇從不俯瞰弱勢者，他認為挖掘“愛”與“救贖”才更有價值。
在《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中，即使是素不相識的路人，也會對艾比輕聲說上一句“保重”。
相識多年的老太太會在她大哭時，會一邊為她梳頭，一邊安撫情緒。
女兒莉莎堅持要在週末陪父親送快遞，兩人在樓道里一起奔跑，在暖陽下共享午餐，讓人體會到什麼叫“相濡以沫”。
在《我是布萊克》中，老木匠布萊克與凱蒂建立起了父女般的情感羈絆，在彼此最艱難的時刻抱團取暖。
即使患有心臟病，布萊克也陪著凱蒂把那個破舊的救濟房改造成溫馨港灣，為惦記學業的她親手做了書架；
在《天使的一份》裡，老社工哈利為無家可歸的羅比提供住處，幫助他發掘“聞香識酒”的天賦，也鼓勵他去承擔父親的責任。
看得出來，即使目睹過再多人間悲劇，肯·洛奇依然對世上的美好情愫深信不疑。
又或許，僅僅抱有對苦難的同情、為失語者呼喊的執念還不夠。
必須再加上這份發自內心的眷戀與關懷，才足以構成肯導重出江湖的動力。
最後，再說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
街道旁，白髮蒼蒼的老人正帶著一隻瘸腿狗散步。
一人一狗，相伴而行，雖然步伐緩慢卻很沉穩。
轉念一想，這大抵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
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相互扶持，總能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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