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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2期
1，抑鬱患者每週接受一次或兩次會面對心理治療結果的影響
關鍵詞 ：認知行 為療法；個人心理治療；隨機對照試驗；非住院治療
背景：目前尚不清楚何種會面頻率對於抑鬱症的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和人際心理療法（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IPT）最有效。
目的：對比每週一次和兩次CBT和IPT對抑鬱症的療效。
結果：與每週接受一次治療的患者相比，每週兩次的患者的抑鬱症狀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降低（估計第6個月每週一次與兩次之間的平均差為：3.85，效應量 d = 0.55），退出率 (attrition rates) 更低（每週兩次 n = 16，一次 n = 32），治療響應率提高（風險比 1.48，95％CI 1.00–2.18）。
結論：在臨床實踐中，每週接受兩次CBT和IPT治療是改善抑鬱症療效的一種方法。
隨時間變化的每種實驗條件的貝克抑鬱量表II（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 BDI-II）估計均值
參考文獻：Bruijniks, Lemmens, Hollon, Peeters, Cuijpers, Arntz, Dingemanse, Willems, van Oppen, Twisk, van den Boogaard, Spijker, Bosmans, Huibers (2020) The effects of once- versus twice-weekly sessions on psychotherapy outcomes in depressed patient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 the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doi: dx.doi.org/10.1192/bjp.2019.265
2，實驗性腦損傷後很長一段時間，持續的神經元和小膠質細胞改變與各種神經行為功能障礙有關
關鍵詞：腦損傷；小膠質細胞；抑鬱；記憶
顱腦外傷（TBI）可能導致進行性神經變性，持續性神經炎症和慢性神經功能障礙。很少有實驗研究腦損傷數月後的長期神經行為和功能性細胞變化。本研究探索了單次中度水平TBI受傷8個月後功能的改變情況。雄性C57BL / 6小鼠受到可控的皮層撞擊損傷，然後觀察其運動表現，學習和記憶以及抑鬱和社交行為的變化。我們還使用了一種新穎的流式細胞術方法來評估受損組織中新鮮分離的神經元和小膠質細胞的細胞功能。
結果表明受傷小鼠的神經行為發生了明顯而多樣的持續變化。與假手術對照組相比，慢性TBI小鼠在步態動力學，築巢，空間工作記憶和識別記憶方面表現出長期缺陷。懸尾，強迫游泳和蔗糖偏好測試顯示出明顯的抑鬱樣表型，與社交能力受損有關。在細胞水平上，Thy1 + Tuj1 +神經元的數量較少，而活化的CD45loCD11b +小膠質細胞的數量較高。
在功能上，神經元和小膠質細胞在損傷後均表現出明顯更高的氧化應激水平。小膠質細胞在大腸桿菌的吞噬作用中表現出慢性缺陷，並增加了髓磷脂和垂死神經元的攝取。活著的神經元顯示出突觸素和突觸後密度（PSD）-95的表達減少，以及微管相關蛋白輕鏈3（LC3）陽性自噬體的數量增加，線粒體質量增加，提示自噬失調。總之，小鼠TBI後發現的晚期神經行為改變與中度重度人頭部損傷後長期發現的相似。重要的是，這種變化與小膠質細胞功能障礙和神經元活動的變化有關。
TBI會長期改變小膠質細胞的功能
參考文獻：Rodney M. Ritzel, Yun Li, Junyun He, Niaz Khan, Sarah J. Doran, Alan I. Faden, Junfang Wu,Sustained neuronal and microglial alter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diverse neurobehavioral dysfunction long after experimental brain injury, Neurobiology of Disease, Volume 136, 2020
3，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的預測因子研究
關鍵詞 ：流行病學；情緒障礙；自殺/自殘
背景：大學生抑鬱症（MDD）與沉重精神負擔有關。
目的：評估入學學生樣本中一年MDD發生率和MDD發生率的預測因子。
方法：對一年級大學生進行前瞻性隊列研究（基線：n = 2,519，1年隨訪：n = 958）。
結果：大學第一年內MDD的發生率為6.9％（SE = 0.8）。個體水平最重要的發病預測因素是先前存在的自殺計劃和/或自殺嘗試（OR = 9.5）。最強的人群水平基線預測因子是兒童-青少年創傷史、過去12個月的壓力經歷、父母精神病理學和其他12個月的精神障礙。多變量交叉驗證預測表明，在一個複製樣本中，36.1%的MDD事件發生在預測風險最高的10%的學生中(24.5%的預測風險發生在這個最高風險的亞組中)。
結論：在大學入學時進行篩查是一種有效的策略，用於識別有MDD發病風險的學生，這可能會改善針對性預防措施的開發和部署。
兒童-青少年創傷經歷和12個月的壓力作為抑鬱發作的基線預測因子
參考文獻：David D. Ebert et al. Prediction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onset i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 Anxiety. 2019;36:294–304.
4，躁鬱症和重度抑鬱症患者血清中微生物組組成的比較
關鍵詞：細胞凋 亡；抗壞血酸；躁鬱症；抑鬱症；微生物組
躁鬱症和重度抑鬱症是兩種使人衰弱、難以分辨的精神類疾病，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組組成可能是區分這兩種疾病的潛在工具。
本研究旨在比較躁鬱症，重度抑鬱症和健康對照者之間的血清中的微生物組組成。本研究的樣本來自於從42名躁鬱症患者，30名重度抑鬱症患者和36名健康對照者收集的血清樣本。從血清中的細胞外小泡中分離細菌DNA，然後使用對16S rDNA基因V3-V4高變區特異的引物進行擴增和定量。然後將序列reads聚類為可操作的分類單位，並使用SILVA進行分類。另外，基於門和屬的個體分類群分析以及功能途徑，比較Alpha和Beta多樣性。
結果發現，躁鬱症和重度抑鬱症患者的Alpha或Beta多樣性之間無統計學差異；但是，重度抑鬱症患者中Prevotella 2和Ruminococcaceae UCG-002屬明顯高於雙相情感障礙患者或健康對照者。通路的功能分析表明，細胞凋亡功能在三組之間均不同。
總之，Prevotella 2和Ruminococcaceae UCG-002屬被鑑定為可區分雙相情感障礙和重度抑鬱症的潛在候選者。以後需要使用更大的樣本量進行縱向設計，並控制其他各種混雜因素來做進一步研究。
三組中的五個最富集的微生物門類
參考文獻：Rhee SJ, Kim H, Lee Y, Lee HJ, Keun Park CH, Yang J, Kim Y-K, Kym S, Ahn YM, Comparison of serum microbiome composition in bipolar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20.01.004.
5，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對於重度抑鬱症患者甲狀腺功能的影響：一項系統性研究以及元分析
關鍵詞: ：重度抑鬱症；甲狀腺功能減退；元分析；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
目前有研究認為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對於甲狀腺功能有著負面影響，但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不夠充分還有著一定爭議性。本項研究關注於，在重度抑鬱症患者服用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之前或之後均有檢測甲狀腺功能參數（TSH（促甲狀腺激素）, T4（甲狀腺素）, Free T4（遊離甲狀腺素）, or T3（三碘甲腺原氨酸））的研究實驗數據。
本項研究搜索了MEDLINE，Embase以及Web of Science電子數據庫中自2018年4月4日開始的數據。研究使用隨機效應元分析方法（random-effects meta-analyses）評估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對每種激素的影響。共有1791項數據記錄以及14項觀察性臨床研究被包含在本項分析內。所有的研究至少具有中度誤差風險（moderate risk of bias）並被視作低質量數據進行分析。
分析結果表明，一系列的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治療會造成T4變化-6.58 nmol/L（95%置信區間，-12.17— -0.99, p = 0.005, I2=97%; Cohen's d = 0.50），Free T4變化-0.91 pmol/L（95%置信區間，-1.65— -0.16, p =0.017, I2=96%; Cohen's d = 0.66），T3變化-0.10 nmol/L（95%置信區間，-0.18 t— -0.03, p =0.007, I2=96%; Cohen's d = 0.45），而TSH變化則不明顯（0.06 microIU/L, 95% 置信區間為-0.05 — 0.17, p = 0.285, I2=98%; Cohen's d =0.17）。
對於四項元分析中的發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本項研究並沒有進行檢測。本項研究認為目前有初步的證據表明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會輕微地減少甲狀腺功能，但是證據質量較低。而這種影響對於臨床症狀的效應還並不明確。
不同研究中甲狀腺激素在重度抑鬱症患者中服用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入抑制劑後的變化量
參考文獻：Caye, A., Pilz, L. K., Maia, A. L., Hidalgo, M. P., Furukawa, T. A., & Kieling, C. (2020). The impact of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on the thyroid func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https://doi.org/10.1016/j.euroneuro.2020.01.011
6，四大洲消極認知、情緒調節和抑鬱症症狀的關聯：抑鬱症認知模型的國際支持
關鍵詞 ：抑鬱症；消極自動化思維；功能失調的態度
背景:認知行為療法（CBT）是得到最廣泛的測試及經驗性支持的抑鬱症心理治療方法。Beck和其他學者在北美人群中建立了CBT的理論基礎，但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研究就非西方地區的抑鬱症患者的認知模型進行其中心假設的檢驗。
方法: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對齊的方法來使測量偏差最小化，以檢驗生活在四大洲（n=752）的成年人認知模型的幾個中心假設：北美（n=103；女性=29.1%）、歐洲（n=404；女性=36.4%）、南美洲（n=108；女性=18.5%）和亞洲（n=136；女性=19.9%）。
結果:抑鬱症狀與患者關於其自身的負性自動化思維（ATQ-N）呈顯著正相關，與生活在四大洲的人的功能障礙態度（DAS）呈中度正相關。此外，在四大洲的人群中，使用情緒抑制策略來調節情緒（ERQ抑制）與抑鬱症狀中度正相關，而使用認知再評價策略（ERQ再評價）與抑鬱症狀沒有系統性關聯。結論:這項研究的結果提供了初步的跨大陸支持的關於抑鬱症認知模型的基本假設。消極思維似乎與世界上所有地區的抑鬱症聯繫在一起，鞏固了這一認知模型結構，使其成為了抑鬱症的一個特徵。
不同組在不同壓力環境下對於獎賞提示的紋狀體腦區域激活程度
參考文獻：Mahali S C, Beshai S,Feeney J R, et al. Associations of negative cognitio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cross four continents: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J]. BMC psychiatry, 2020, 20(1): 18.
校審/編輯：Simon/小時（brainnews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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