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根据高山大学导师余新忠教授2020年2月6日在高山大学和更新学堂联合出品的“科学问疫"公益直播的课程整理而成。
※全文4522字丨5分钟阅读
授课老师：余新忠，高山大学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史和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
△余新忠教授
大家好，我是高山大学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和中国史社会中心的教授余新忠。首先我要对战斗在抗议第一线的诸多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我崇高的敬意，也祈愿这场战斗能够尽快的平息，患者得以尽快康复，大家都可以开启正常的生活。
在多年前，哲学家陈来教授曾经在反思非典的时候说过:
人文学科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的意义，本来也不在于对于某种突发的自然灾疫提供直接的对策，而在于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长远地促进社会的进步、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发展、精神的提升。
今天看这句话，仍然心有戚戚焉。所以今天大家别太多的指望从我的报告中，或者说从历史中获得什么现在能直接用的经验，我的演讲，更重要的可能是希望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刺激我们去思考，从中获得启益。
历史上，疫病肆虐，但人类也打败过疫病。疫病与人类一直是共存的，并不存在谁打败谁的讨论。
先于初民就也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说，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与决定因素之一。
瘟疫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瘟疫不只是天灾，亦是人祸。
一方面，人的过度活动导致生态失衡才产生了瘟疫。
比如埃博拉病毒、艾滋病、黑死病等等。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人去了美洲，给印第安人带去了致命的瘟疫，这就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后果。
另一方面，人类的生活习惯和应对疫病的方式也容易造成瘟疫的流行。
比如古时瘟疫发生时道路施粥，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相比于日本人，中国人生病更不爱戴口罩。
所以面对瘟疫，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是自我反省。
瘟疫对社会的危害
《中国传染病史料》这本书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瘟疫做了一个大概统计：
从这个趋势来看，从古代一直到民国瘟疫发生的频率是在不断增长的。我认为这个增长是合理的，因为瘟疫的发生必然是跟人口的密度联系在一起。
所以现代化对于瘟疫来讲，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现代化发展提升了我们防控疫病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了人口人流、物流持续增长，给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就我自己的研究来看，从明代中后期到现在，疫病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一个趋势。
接下来，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主要疫病：
从这些梳理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什么？
整个20世纪以来，疾病模式其实在发生一些变化。早期更多的是烈性传染病，像鼠疫、霍乱、天花等等；到了后半期不断出现一些新的传染病，同时有一些慢性疾病出现。
从这样一个大概的梳理中，我们还应该去思考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瘟疫的流行，一定是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带来最大影响的不见得说对人的生命带来的危害最大。比如说SARS，当时全中国就死了300多人，这个数字与整个中国社会上其他烈性传染病来说，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的影响极大今天我们只要听到SARS，还会对当时的恐慌记忆犹新。
所以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的应对，主要不仅仅是因为它对生命和健康产生伤害，同时也很重要是对社会影响力，对人们心理造成的这种危害。
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传染病
No. 1 鼠疫
鼠疫是主要在小动物及其跳蚤中间传播的一种动物源性疾病，主要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如果不给予治疗，腺鼠疫病死率为30%-60%， 肺鼠疫死亡率达到80%以上。
△清末年间鼠疫肆虐
清末年间，由于国际的皮毛价格上升，关内的民众都跑到了东北的草原上去抓土拨鼠，这些土拨鼠身上很多都带有鼠疫杆菌，因此有大量的人感染了鼠疫。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救疫活动，但是当时中国并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这件事，虽然设立了卫生科，但是力量都是有限的。
但是在国外，已经初步有了一套现代的卫生检疫举措，所以当时中国政府开始重用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伍连德冒天下之大不韪，集中焚烧染病患者的尸体、用车厢进行隔离，几个月的斗争，这场鼠疫就慢慢平息了。
这次鼠疫之后，伍连德在奉天（现在的沈阳）主持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全世界性的学术大会，中国政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鼠疫对中国公共卫生机构的创设和卫生行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过应该看到，这种促动作用只有出现在以下的背景下才可能发生，即：
一方面列强势力不断以卫生防疫为理由，侵蚀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面对民族危机，在追求强国保种的过程中，也将卫生视为科学、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而颇为自觉加以追求。
实际上，真正推动卫生建设乃是当时特定的局势和中国人对自强进步不懈的追求，鼠疫或者瘟疫不是只是一个契机而已。
No. 2 霍乱
霍乱也是一个烈性的传染病，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肠胃道传染病。
△霍乱弧菌
在全球范围内，霍乱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染病，每年大概有将近300万的新发感染患者，同时有将近10万的死亡患者，这些死亡患者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霍乱世界性的传播开来以后，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影响是不一样。
因为霍乱主要通过水来传播，所以霍乱在欧洲的传播促进了近代的公共卫生的发展，也加快了上下水道的建设。同时全球性的霍乱大流行也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卫生防控机制。
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医学家观察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认为苍蝇会导致疾病。所以也促进了我们做了很多的思考。
自1820年霍乱之后，中国很多地方也反复发生过多次霍乱，这也促进了晚晴到民国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
No. 3 天花
中国很早就有天花，而且中国最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种人痘，而到了晚清，又把牛痘从英国引进来了。但由于疫苗的种类有限，并没有普遍进行推广。
1949年以后，这一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首先推行免费牛痘接种，此后预防接种的疫苗种类不断增加，普及程度也日趋加深。到1978年，开始在全国推行计划免疫，至1991年，在全国实现了普及儿童免疫的目标。
消灭了天花，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征服瘟疫过程中一个巨大的胜利。
No. 4 血吸虫病
在预防疫病的过程中，中国有个很重要的事件，那就是血防运动。
根据初步的记载来看，血吸虫病不是一个新的疾病，血吸虫病是有地域性的，主要发生在南方，特别是有江河湖海的地区，它其实算是一种慢性病。
这个传染病之所以会引起国家的重视，应该是在共产党政权从南到北，后来再从北向南推进的过程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后来毛泽东写了《送瘟神》这样的诗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宏大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防治的作用。
但是不计成本，追求不切实际目标也导致了劳民伤财的问题。在当时，我们没有专业的人员，能力也不够，只好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仍然要思考问题在哪里。
动员性的卫生运动其实不太容易把注意公共卫生这样的观念内化，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是把人民都调动起来了，但往往缺乏卫生素养的教育，流于形式，人们只是简单地把它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任务来完成，并内有把讲究卫生内化成我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No. 5 艾滋病
艾滋病的传染性没那么强，但是一谈到艾滋病，所谓的污名化的感觉是非常强的。造成这种疾病污名化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一方面是我们今天还不能很有效的治疗艾滋病，即使人类能够与它长期共存，代价也是很大的；另一个方面大家都认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而造成联想。所以我们今天一谈到艾滋病就谈“艾”色变。
其实艾滋病在人群中的感染力其实是非常低的，大概千分之一不到。之所以是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政府一开始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
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5-1988年，是一个传染期；
第二个阶段是1989-1993，为扩散期；
第三个阶段是1994年以后，基本上是一个快速的增长期。
国家在治理艾滋病的时候，甚至把它当做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兴亡的这样一个认识的角度来进行防治。
但尽管当时国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首先是因为污名化，很多人得病了不愿意承认，所以疾病的防控一定要信息公开透明，这样才能进行有效准确的治疗。
另外，当代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以及公共卫生监管的严重不力。也是影响艾滋病防控效果的原因之一。
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仅仅从生物医学模式和公共卫生层面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是具有局限性的，很容易掉入困境，这就促进了学者、中国防疫卫生部门的人开始反省，开始思考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从而提出来一些公共卫生建设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的一个动向。比如说生命权、健康权、甚至是政府管控等一些问题。
No. 6 SARS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很多城市、村庄自主进行封村、封路隔离。这样的行为相比2003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说明其实我们已经在反省了。
甚至现在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言论，很多自媒体出来的批判的声音，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我们的民族还是有反思之心存在，不管是批判别人还是自我反省，这都是一个进步，这没有什么不对。
可以说，SARS对我国社会的卫生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
改革开放以后，某些时候，我们有些过于片面的追求发展，而把公共卫生建设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忽略了。
有很多数据表明，从1980年代以来，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其实是在下降。虽然说我们好多方面进步了，但是对于老百姓的健康的投入、人均的医疗的费用等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而2003年的SARS，就一下子把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在那以后，国家在公共卫生的防御体系建设方面有很多的推进，我们今天的反应已经比上次要快了很多，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个进步。
瘟疫带来的反思
就这次的瘟疫，我想，有两个方面要谈。
首先，是人和瘟疫的关系。
其实从历史上来讲，瘟疫很难避免，尽管我们可以努力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瘟疫的到来。
对于掌控瘟疫这件事，我们不能像上个世纪中期那样信心满满、盲目乐观，我们恐怕需要多一些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少一些对现代性的骄傲和过度的自信。我们需要有反思之心。每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其实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将与病毒长久共存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要有效地控制疫病的发生，民众整体的水平要提高，整体的卫生意识、科学素养都要提升。
第二个方面，疫病和公共卫生的关系。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瘟疫，某种程度上都可能对公共卫生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了解到，这种推进作用不是必然的。
如果社会缺乏一种反省的能力，缺乏一种积极进取的意愿和良好的制度保障，这样一种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甚至变得不可能。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疫病巨大的危害，并不仅在于疫病本身对人类身体和生命造成的损害，更重要的还在于由此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社会恐慌。
公共卫生对疫病的特别关注，无疑跟疫病特别是急、烈性传染病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和社会冲击力有关。这就是说，公共卫生的着眼点虽然与维护健康有关，但同样或者更为关注社会的稳定。
而且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其动因往往都不无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具有政治化的一面，甚至可以说，一些卫生事件，本身就是政治事件。
卫生防疫它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和卫生的力量，不能仅仅单纯的从生物医学模式和公共卫生角度出发来解决卫生的认知模式，而应该更多的引入疫病和公共卫生的社会文化因素来进行考虑。立足社会，多科学、多部门全方位协同的来解决公共卫生的问题。
我们的公共卫生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国家的强盛，在近代以来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国家的强盛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个人的权利，国家的强盛也很难真正的持久。
閱讀更多 高山大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