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根據高山大學導師餘新忠教授2020年2月6日在高山大學和更新學堂聯合出品的“科學問疫"公益直播的課程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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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餘新忠，高山大學導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歷史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主要從事明清以來江南區域社會史和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
△餘新忠教授
大家好，我是高山大學導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和中國史社會中心的教授餘新忠。首先我要對戰鬥在抗議第一線的諸多專家和工作人員表示我崇高的敬意，也祈願這場戰鬥能夠儘快的平息，患者得以儘快康復，大家都可以開啟正常的生活。
在多年前，哲學家陳來教授曾經在反思非典的時候說過:
人文學科在整體上對於社會的意義，本來也不在於對於某種突發的自然災疫提供直接的對策，而在於在學術研究的同時，長遠地促進社會的進步、價值的穩定、文化的發展、精神的提升。
今天看這句話，仍然心有慼慼焉。所以今天大家別太多的指望從我的報告中，或者說從歷史中獲得什麼現在能直接用的經驗，我的演講，更重要的可能是希望能夠拓展我們的視野，刺激我們去思考，從中獲得啟益。
歷史上，疫病肆虐，但人類也打敗過疫病。疫病與人類一直是共存的，並不存在誰打敗誰的討論。
先於初民就也已存在的傳染病，將會與人類始終同在，並一如既往，正如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所說，仍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與決定因素之一。
瘟疫是人與自然互動的結果。瘟疫不只是天災，亦是人禍。
一方面，人的過度活動導致生態失衡才產生了瘟疫。
比如埃博拉病毒、艾滋病、黑死病等等。比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人去了美洲，給印第安人帶去了致命的瘟疫，這就是人類行為造成的後果。
另一方面，人類的生活習慣和應對疫病的方式也容易造成瘟疫的流行。
比如古時瘟疫發生時道路施粥，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相比於日本人，中國人生病更不愛戴口罩。
所以面對瘟疫，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是自我反省。
瘟疫對社會的危害
《中國傳染病史料》這本書對中國歷史上發生的一些瘟疫做了一個大概統計：
從這個趨勢來看，從古代一直到民國瘟疫發生的頻率是在不斷增長的。我認為這個增長是合理的，因為瘟疫的發生必然是跟人口的密度聯繫在一起。
所以現代化對於瘟疫來講，其實是一個雙刃劍。一方面現代化發展提升了我們防控疫病的能力；另一方面，現代化帶來了人口人流、物流持續增長，給瘟疫的發生和傳播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就我自己的研究來看，從明代中後期到現在，疫病的發展大概也是這樣一個趨勢。
接下來，我們可以大致梳理一下20世紀以來中國發生的主要疫病：
從這些梳理中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什麼？
整個20世紀以來，疾病模式其實在發生一些變化。早期更多的是烈性傳染病，像鼠疫、霍亂、天花等等；到了後半期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傳染病，同時有一些慢性疾病出現。
從這樣一個大概的梳理中，我們還應該去思考什麼問題呢？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瘟疫的流行，一定是對社會造成很大影響，但是帶來最大影響的不見得說對人的生命帶來的危害最大。比如說SARS，當時全中國就死了300多人，這個數字與整個中國社會上其他烈性傳染病來說，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它的影響極大今天我們只要聽到SARS，還會對當時的恐慌記憶猶新。
所以我們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公共衛生事件和傳染病的應對，主要不僅僅是因為它對生命和健康產生傷害，同時也很重要是對社會影響力，對人們心理造成的這種危害。
歷史上發生了哪些傳染病
No. 1 鼠疫
鼠疫是主要在小動物及其跳蚤中間傳播的一種動物源性疾病，主要分為腺鼠疫和肺鼠疫兩種。如果不給予治療，腺鼠疫病死率為30%-60%， 肺鼠疫死亡率達到80%以上。
△清末年間鼠疫肆虐
清末年間，由於國際的皮毛價格上升，關內的民眾都跑到了東北的草原上去抓土撥鼠，這些土撥鼠身上很多都帶有鼠疫桿菌，因此有大量的人感染了鼠疫。
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開展了一系列的救疫活動，但是當時中國並沒有專門的機構來處理這件事，雖然設立了衛生科，但是力量都是有限的。
但是在國外，已經初步有了一套現代的衛生檢疫舉措，所以當時中國政府開始重用一個從英國留學回來的醫學博士伍連德，伍連德冒天下之大不韙，集中焚燒染病患者的屍體、用車廂進行隔離，幾個月的鬥爭，這場鼠疫就慢慢平息了。
這次鼠疫之後，伍連德在奉天（現在的瀋陽）主持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中國第一次全世界性的學術大會，中國政府給予了巨大的支持。
鼠疫對中國公共衛生機構的創設和衛生行政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不過應該看到，這種促動作用只有出現在以下的背景下才可能發生，即：
一方面列強勢力不斷以衛生防疫為理由，侵蝕中國的主權和利益；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面對民族危機，在追求強國保種的過程中，也將衛生視為科學、文明和進步的象徵，而頗為自覺加以追求。
實際上，真正推動衛生建設乃是當時特定的局勢和中國人對自強進步不懈的追求，鼠疫或者瘟疫不是隻是一個契機而已。
No. 2 霍亂
霍亂也是一個烈性的傳染病，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一種腸胃道傳染病。
△霍亂弧菌
在全球範圍內，霍亂仍然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傳染病，每年大概有將近300萬的新發感染患者，同時有將近10萬的死亡患者，這些死亡患者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霍亂世界性的傳播開來以後，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影響是不一樣。
因為霍亂主要通過水來傳播，所以霍亂在歐洲的傳播促進了近代的公共衛生的發展，也加快了上下水道的建設。同時全球性的霍亂大流行也促進了國際合作的衛生防控機制。
在當時的中國，很多醫學家觀察到了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認為蒼蠅會導致疾病。所以也促進了我們做了很多的思考。
自1820年霍亂之後，中國很多地方也反覆發生過多次霍亂，這也促進了晚晴到民國期間的衛生防疫工作的發展。
No. 3 天花
中國很早就有天花，而且中國最早在明代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接種人痘，而到了晚清，又把牛痘從英國引進來了。但由於疫苗的種類有限，並沒有普遍進行推廣。
1949年以後，這一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首先推行免費牛痘接種，此後預防接種的疫苗種類不斷增加，普及程度也日趨加深。到1978年，開始在全國推行計劃免疫，至1991年，在全國實現了普及兒童免疫的目標。
消滅了天花，可以說是我們人類征服瘟疫過程中一個巨大的勝利。
No. 4 血吸蟲病
在預防疫病的過程中，中國有個很重要的事件，那就是血防運動。
根據初步的記載來看，血吸蟲病不是一個新的疾病，血吸蟲病是有地域性的，主要發生在南方，特別是有江河湖海的地區，它其實算是一種慢性病。
這個傳染病之所以會引起國家的重視，應該是在共產黨政權從南到北，後來再從北向南推進的過程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後來毛澤東寫了《送瘟神》這樣的詩之後，就形成了一種宏大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防治的作用。
但是不計成本，追求不切實際目標也導致了勞民傷財的問題。在當時，我們沒有專業的人員，能力也不夠，只好用這種動員群眾的方式來進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仍然要思考問題在哪裡。
動員性的衛生運動其實不太容易把注意公共衛生這樣的觀念內化，很多時候表面看起來是把人民都調動起來了，但往往缺乏衛生素養的教育，流於形式，人們只是簡單地把它當作一種運動、一種任務來完成，並內有把講究衛生內化成我們的習慣和生活方式。
No. 5 艾滋病
艾滋病的傳染性沒那麼強，但是一談到艾滋病，所謂的汙名化的感覺是非常強的。造成這種疾病汙名化的原因是什麼？
我認為，一方面是我們今天還不能很有效的治療艾滋病，即使人類能夠與它長期共存，代價也是很大的；另一個方面大家都認為艾滋病的傳播途徑而造成聯想。所以我們今天一談到艾滋病就談“艾”色變。
其實艾滋病在人群中的感染力其實是非常低的，大概千分之一不到。之所以是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政府一開始對這個問題是很重視的。
中國艾滋病的流行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85-1988年，是一個傳染期；
第二個階段是1989-1993，為擴散期；
第三個階段是1994年以後，基本上是一個快速的增長期。
國家在治理艾滋病的時候，甚至把它當做關係到我們國家民族興亡的這樣一個認識的角度來進行防治。
但儘管當時國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首先是因為汙名化，很多人得病了不願意承認，所以疾病的防控一定要信息公開透明，這樣才能進行有效準確的治療。
另外，當代醫療衛生事業過度市場化，以及公共衛生監管的嚴重不力。也是影響艾滋病防控效果的原因之一。
在這樣一種過程中，僅僅從生物醫學模式和公共衛生層面來認識和解決問題，是具有侷限性的，很容易掉入困境，這就促進了學者、中國防疫衛生部門的人開始反省，開始思考我們公共衛生的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從而提出來一些公共衛生建設非常值得關注的新的一個動向。比如說生命權、健康權、甚至是政府管控等一些問題。
No. 6 SARS
現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很多城市、村莊自主進行封村、封路隔離。這樣的行為相比2003年，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這說明其實我們已經在反省了。
甚至現在我們聽到各種各樣的言論，很多自媒體出來的批判的聲音，這其實是一件好事，這說明我們的民族還是有反思之心存在，不管是批判別人還是自我反省，這都是一個進步，這沒有什麼不對。
可以說，SARS對我國社會的衛生建設是有重要意義的，這個意義主要體現在哪裡？
改革開放以後，某些時候，我們有些過於片面的追求發展，而把公共衛生建設這樣一些重要的問題忽略了。
有很多數據表明，從1980年代以來，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其實是在下降。雖然說我們好多方面進步了，但是對於老百姓的健康的投入、人均的醫療的費用等等方面存在嚴重不足。
而2003年的SARS，就一下子把這些問題都暴露出來了，在那以後，國家在公共衛生的防禦體系建設方面有很多的推進，我們今天的反應已經比上次要快了很多，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個進步。
瘟疫帶來的反思
就這次的瘟疫，我想，有兩個方面要談。
首先，是人和瘟疫的關係。
其實從歷史上來講，瘟疫很難避免，儘管我們可以努力做得更好，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避免瘟疫的到來。
對於掌控瘟疫這件事，我們不能像上個世紀中期那樣信心滿滿、盲目樂觀，我們恐怕需要多一些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少一些對現代性的驕傲和過度的自信。我們需要有反思之心。每一個冰冷的數字背後，其實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將與病毒長久共存這樣的一個事實，所以要有效地控制疫病的發生，民眾整體的水平要提高，整體的衛生意識、科學素養都要提升。
第二個方面，疫病和公共衛生的關係。
我們今天講的這些瘟疫，某種程度上都可能對公共衛生的建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進作用，但是我們也同樣需要了解到，這種推進作用不是必然的。
如果社會缺乏一種反省的能力，缺乏一種積極進取的意願和良好的制度保障，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會大大的降低，甚至變得不可能。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疫病巨大的危害，並不僅在於疫病本身對人類身體和生命造成的損害，更重要的還在於由此以及其他因素帶來的社會恐慌。
公共衛生對疫病的特別關注，無疑跟疫病特別是急、烈性傳染病所帶來的社會恐慌和社會衝擊力有關。這就是說，公共衛生的著眼點雖然與維護健康有關，但同樣或者更為關注社會的穩定。
而且公共衛生事業的建設，其動因往往都不無社會、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具有政治化的一面，甚至可以說，一些衛生事件，本身就是政治事件。
衛生防疫它不只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不能僅僅依靠科學和衛生的力量，不能僅僅單純的從生物醫學模式和公共衛生角度出發來解決衛生的認知模式，而應該更多的引入疫病和公共衛生的社會文化因素來進行考慮。立足社會，多科學、多部門全方位協同的來解決公共衛生的問題。
我們的公共衛生建設不能只著眼於國家的強盛，在近代以來這一點表現特別明顯，國家的強盛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個人的權利，國家的強盛也很難真正的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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