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非常时期,一个强大狡猾的敌人充分暴露了

在全民抗疫的非常时期,形式主义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上的基层干部每天要花很长时间填写表格。都这个时候了,还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这让大家对形式主义更加深恶痛绝。


“战疫”非常时期,一个强大狡猾的敌人充分暴露了

另一方面,目前的紧急状态事实上已经挤出了大量的形式主义。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网络段子说,最近这一个月的现实充分说明了:1,90%以上的会都是可以不开的,剩下的10%也可以在网络上开的。2,许多工作是可以在家里干的。3,许多养闲人的工作岗位是可以没有的。4,许多饭局、聚会、访亲探友都是可以没有的……

虽然是调侃,但说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实情。这些可以没有的,就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单子还可以列出很长。当然,理想状态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很大的差距,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但需要承认,相对来说,形式主义在中国是比较严重的,它极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社会运行的成本,损耗效率,延误时机,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对形式主义的种种危害,大家都有共识,不必赘言。

我注意到一个现实悖论。好像没有人不反感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好像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形式主义者,反而都认为自己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既然形式主义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么,为什么形式主义就是戒除不了呢?可以说它是国家治理最难消除的痼疾。想想看,这些年,国家自上而下发起了多少轮对形式主义的打击,但每一轮打击过后,马上就出现了势头猛烈的回潮。形式主义很快换了一套面孔,回到人间,更堵心的是,其变种往往更加猖獗,用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情况相当普遍地存在。

“战疫”非常时期,一个强大狡猾的敌人充分暴露了

形式主义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我相信,确实没多少人喜欢形式主义,但是又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很多人不但搞过,恐怕还经常性地、甚至习惯性地搞形式主义。只有真正的勇者才不屑形式主义的掩护,只有真正的智者才不需要形式主义的包装。

这就构成了一个深度困境。我们一面反感形式主义批判形式主义,一面又对形式主义已经产生了形式依赖,或者说,被形式主义绑架。论根源,这里有社会机制形成的塑造力和巨大惯性。其中评价体系产生出最重要的影响。

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科技部向科学工作人员发出号召,要求他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个号召很有针对性,获得了社会一致点赞。然而,有人指出,看看那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人,最后得到什么好报了吗?大多时候,搞形式主义的成本最低,风险最低,回报也最大,因此产生很难抵制的诱惑。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现在的评价体系,不能对“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做出衡量,并给予认可和回报。而写在西方权威学术杂志上的论文,是直观的,可量化的,可比较的,这种评价体系也具备了更强的可操作性。


“战疫”非常时期,一个强大狡猾的敌人充分暴露了

评价体系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牵一发而动全身。古今中外,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评价体系。因为不完美,就一定有缺陷,有缺陷,就会衍生各种问题。形式主义就是其中的衍生品之一。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评价体系改革,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挤出形式主义,让这个社会的效率更高,从而赢得竞争。

这个世界仍充满着竞争,每一个国家都是竞争单元,如果任由形式主义侵蚀,就一定将输掉竞争,迎接可怕的命运下滑。这个现实背景正是形式主义最强有力的敌人。对中国人和形式主义的斗争也不必过于悲观。我们也有不少优势,国民整体务实、理性,现在对形式主义的认识也比较统一。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形式主义阻击在什么位置。

“战疫”非常时期,一个强大狡猾的敌人充分暴露了

形式主义是很强大的。要击退它,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形成合力。评价体系必须不断改革,与时俱进。我们作为正直的人,要摒弃心口不一,不但要在口头上谴责形式主义,更要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拒绝形式主义。哪怕只有1%的中国人,也就是1000多万人能做到这一点,也将形成超乎想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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