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突發疫情中，往往有兩個疫區，一個在現實中，一個在心理上。”從除夕開始，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醫學心理中心副主任吳大興教授就和其他專家們一起制定心理干預方案，時刻準備為一線醫護人員提供心理援助。
2月2日，國務院下發“關於設立應對疫情心理援助熱線的通知”，國家衛健委也出臺了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
面對疫情中普通民眾生髮的家庭、親子等問題，省政協委員魏瑪麗、衡陽市雁峰區政協委員尹元潔分別在長沙和衡陽成立了面向公眾的心理援助團隊。
“每個重大的災難或事件，最後需要達到的不僅是看得到的恢復，更需要看不見的心理恢復。”在吳大興看來，“沒有心理干預的抗疫是不完整的抗疫。”
醫護人員
與看不見的敵人作戰
疫情暴發後，許多一線醫務工作者還沒來得及準備，就進入了“極限挑戰”模式。
面對充滿未知的病毒、緊缺的防護物資和嚴重超負荷的接診量，恐懼、焦慮、悲傷像層層疊疊的防護服一樣，讓他們喘不過氣來。
辦公室裡崩潰大哭的女護士、接到好友病情加重電話後泣不成聲的男醫生……網絡上醫護人員情緒崩潰的截圖和視頻，揭開了重壓下的他們脆弱的一面。
“與看不見的敵人作戰，每位醫護人員都很疲憊，但他們沒有喘息的空間，必須在生死交替的衝突中整理心情，繼續上陣。”吳大興感慨，“這壓力不是我們普通人能夠感受到的。”
2月3日，吳大興（中）為抗疫一線12名護理人員進行“巴林特小組團體干預”
過度疲勞、緊張、焦慮、擔心、悲傷，面對患者死亡的挫敗或自責，過度亢奮、拒絕合理的休息……為幫助一線醫護人員面對可能出現的心理問題，湘雅二醫院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成立心理危機干預小組，為本醫院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提供心理援助；對於馳援武漢的醫療隊員，則通過微信進行心理支持。
“由於工作緊張，他們可能顧不上關注心理問題，但是身體會有表現，比如很多人儘管很累，但睡不著覺。”第一週，心理干預小組組織醫護人員開展團體心理干預和一對一諮詢，推送一些音樂和放鬆方法；第二週反饋顯示，醫護人員的心情比上週平靜了許多。
“事件發生一個月以內出現的心理問題叫急性心理創傷，一個月以後叫延遲性心理創傷。”吳大興說，一線醫護人員可能會產生延遲性心理創傷，大部分都能夠自愈，“但有時靠自己的力量還不夠，需要尋求心理支持和援助。”
“心理干預最重要的是給人安全感。”吳大興告訴記者，大批醫療隊支援湖北，全社會的救援物資源源不斷運往湖北，從整體上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干預措施，給醫護人員和老百姓一種強大的安全感。
公眾
代入感帶來抑鬱與焦慮
“我喉嚨痛感覺好害怕，特別焦慮”“父母不重視戴口罩，我很苦惱” ……
在衡陽防疫心理援助微信群中，雁峰區政協委員、良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理事長尹元潔經常看到這樣的問題。
2月2日，尹元潔在朋友圈發佈成立衡陽市防疫心理援助突擊隊的信息後，來自全國各地的106名心理督導師、心理諮詢師、社會工作師紛紛響應。
尹元潔（右二）和良雁社工心理援助小組的志願者們
第一週，心理援助突擊隊接到的一對一求助中，五成是關於家庭、情感或親子問題。尹元潔告訴記者，“當社交減少、工作減少，家庭衝突則增多，尤其原本有家庭衝突或情感困擾的人，在這個階段自身的狀態變成了火藥桶，疫情成了火柴。”
“當你長期大量地關注災難信息，同情心導致的代入感會影響你的心理健康，會讓你抑鬱、焦慮甚至精神崩潰。”尹元潔說，當這種“替代性心理創傷”無法察覺和排遣，又面對網絡上真假難辨的信息，很容易轉化為壓抑、憤怒；如果不能很好地科普宣教、自我調節，這些負面情緒可能在下一步變成“過激行為”——瘋狂消費、民事糾紛、肢體衝突。
“關注疫情信息是必須的，但大量的謠言、戾氣和煽情的信息，會讓你壓抑得喘不過氣來。心理壓力會轉化成身體壓力，從而導致免疫力的下降。”尹元潔說，在疫期以及疫情結束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都會存在部分由於心理應激反應造成個人作息紊亂並影響身體健康的人，這是出於對自我生命保護而產生的正常反應。
“我們身處三線城市，人們對心理健康、心理援助和諮詢的認知接受程度有限，平時的求助渠道也少。經過這次各媒體的宣傳，也讓人們有了新的求助和自助體驗。”尹元潔相信，家庭和愛、與身邊人的良性連接是支持和幫助人們渡過難關的“解藥”。
家庭
親子關係產生矛盾
“這次春節宅家暴露出太多家庭教育問題。”省政協委員、青少年教育心理諮詢專家魏瑪麗，在春節後牽頭組織了民盟長沙市委抗疫心理服務小分隊，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線上心理援助服務。
15歲的學生小V，因為制止父親外出而發生口角，家人都指責小V大驚小怪，小V很委屈地向魏瑪麗求助。
在諮詢過程中，魏瑪麗發現，其實過年期間待在家裡，父子之間早就彼此看不慣，積壓了很多情緒，原本是很好的親子共聚期，因為不懂方法，更不懂彼此，卻演變成了親子矛盾期。
春節期間，魏瑪麗一直忙於開展線上心理諮詢
令魏瑪麗無奈的是，有些家長說，平時忙很多事情眼不見為淨，這次在一起發現了孩子很多不好的習慣；有些孩子則苦惱地說，以前還埋怨爸爸沒時間陪我，現在才知道，天天和他在一起，才是最大的痛苦。
魏瑪麗還接到過一個媽媽的焦急求助，她10歲的孩子春節假期裡天天在家刷抖音和朋友圈，當她從孩子口裡聽到“媽媽，我以後不要去當一線醫護人員，太恐怖了”這樣的話時，這位媽媽感覺孩子的價值觀偏離了。
“還有多少孩子也像這樣，無法在災難面前成長起來，擔當起來？”魏瑪麗反思，疫情出現後，教育方面我們看到最多的就是“停課不停學”，“到底是要求孩子不停怎樣的‘學’，還是應該號召家長為孩子們寶貴的價值觀導航？”
魏瑪麗還發現，好幾個原本有心理障礙的孩子，在疫期因接收信息太雜，又不敢去醫院開藥，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病情加重。
“建議相關醫院做好心理障礙患者的拿藥方案，保證安全讓患者放心。”魏瑪麗呼籲，心理機構要加大對心理問題的宣傳，讓患者家庭即使沒有藥物，不能面對面諮詢，也能在家人的有效干預下調劑患者情緒，穩固治療效果。
END
文｜湘聲報記者 劉敏婕 通訊員 王小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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