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夜的武漢街頭，汽車與行人，都很罕見。
閃著警示燈，穿行於萬家燈火間的救護車，急速駛過。
“我不願意，也麼得必要鳴警示笛。”54歲的司機老向說：“只要把油門踩到底。”
他身後的車艙裡，還有一名醫生，一名護士，兩名擔架員。疫情期間，這就是每輛救護車的“標配”。
每拉上一位輕症患者，最近的方艙醫院，就是目的地。
截至2月16日，武漢市已啟用11座方艙醫院。這些分佈各區的生命方舟，“用於收治更多需要治療的患者，實現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目標。”2月15日，首次“開在抗疫前線”的國新辦發佈會上，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用了“至關重要”定義方艙之於武漢保衛戰的作用。
搶工
為了更快開始收治，張昊記得，作為首批投入方艙醫院之一，武漢客廳直到病人入住，還在隔著窗戶完善洗漱間和衛生間。
在這位湖北省工建集團設計院副總工程師的職業生涯裡，如此“夜以繼日，調動所有力量和資源”，還是第一次。
從2月4日凌晨起，張昊帶領一支7人組成的設計小組，開始投入戰鬥。
從武漢客廳改造開始，他們連續承接了3座方艙的改造任務，“有體育場館、展覽館、學校等不同類型，必須因地制宜”。
“在現場，作為技術協調，我們隨叫隨到。”張昊說，“一個人要參與好幾個項目。”
站在武漢客廳的改造工地上，與金銀潭醫院僅一路之隔的位置，讓整個團隊都平添了一份緊迫感。
張昊的工程師戰疫日記，記下了“與時間的賽跑”——
2月4日9∶30，全員抵達現場，實地踏勘，探討實施方案；
10∶00，草擬通風方案；
10∶30，論證比選確定機械通風方案；
……
2月7日22∶00，最後撤離，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改造全部完工並順利移交。
“這樣面積的普通醫院，設計週期一般是10來天。”張昊坦言，“只能夜以繼日。”
連夜搶工，是一座座方艙建設的正常節奏。
2月14日晚，距離光谷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開始收治，還有不到48小時。
帶著轄區內100餘名教師組成的志願者，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教育文體局局長楊志霞來了。
她們的目標，是確保這個方艙內的850張床位，被褥都鋪得整整齊齊。
2月15日晚，不僅被褥早已整齊劃一，連床頭那500多盆綠植，都已經擺放到位。
來自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的數據顯示，未來一段時間，每天要統籌3500張左右的床位。
只有搶工，才能實現“床等病人”，確保“應收盡收”。
療心
在方艙中施診，最重要的不是用藥。
走進黃陂方艙醫院，浙江女醫生蔣思懿才發現，疫情“與想象的不一樣”。
34歲的她，來自義烏，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四醫院重症醫學科（ICU）主治醫師。
2月11日，作為浙江第三批醫療隊的一員，她和同事們進駐黃陂方艙。
“此前在ICU，診療的是病情表現更重的病人。”蔣思懿說，“這裡完全不同，更多的是心理創傷。”
一位剛剛轉來的女患者，丈夫已確診為重症，輕症的她“真的到了緊張到要吐的狀態。”
面對這位已“無法獨自承受”的患者，蔣思懿和同事們很擔心，“太多的患者不瞭解方艙，不瞭解自己會面對怎樣的醫生，這樣怎麼會有好的診療效果呢？”
武漢的重症病例，佔全部比例的18%，也就是說，對於超過八成的其他新冠肺炎患者而言，方艙就是痊癒的希望之地。轉入方艙的都是輕症患者，大多數病情比較穩定，多位國家醫療隊專家也在實際診療中發現，方艙的許多患者只需藥物治療甚至可以不服藥物。
一定要想個辦法！蔣思懿向團隊提出申請：“能不能用廣播的形式，讓患者安心養病？”
很快，三頁紙的廣播手稿被她轉到團隊微信群裡徵求意見。
“我們不光治病，更要治心。”醫療隊隊長、傳染病學專家陳亞崗教授隨即回覆。
“那時的萬松園非常熱鬧，路邊還有誘人的田螺、又薄又脆的矮子鍋盔，在我們浙江，衢州燒餅也非常出名，歡迎疫情過後大家到浙江去品嚐……”2月13日中午12點半，正是方艙內患者的午餐時間，蔣思懿的聲音，開始在方艙內響起，說起“浙江人在武漢的美食記憶”。
“我們團隊中有浙江省各家醫院的呼吸科、感染科以及重症醫學科的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護理人員也是各家醫院最棒的小哥哥、小姐姐們，請大家相信我們，我們有能力，也有信心，保護你們的安全……”
這不是“廣告時間”，而是蔣思懿在用醫生最習慣的方式——擺事實，有理有據地讓患者在最短時間內樹立起對診療團隊的信心。
2月15日，是蔣思懿醫生到武漢的第5天。緊張工作之餘，和同事一起蒐集患者的問題，在廣播中有針對性地解答，成為團隊緊張診療工作之餘的“分內事”。
“他們太難了，希望能用我們的努力既撫慰心靈又治療疾病。”
讓人們感到欣慰的是，截至2月15日，至少已有123位“出艙者”拿著康復證明，與那一所所臨時建築揮手作別。
一場大雪，讓整個武漢披上了和白衣戰士們一樣的戰袍。
“我就是想告訴每一位武漢人，你們都好了，我們才會走。”隔著護目鏡，瞧了一眼窗外紛紛揚揚的雪花，蔣思懿堅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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