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学园派与教会有哪些共同之处呢？”教父德尔图良写道，“基督徒和哲学家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在希腊人的信徒和上帝的信徒之间，在追求名声的人和追求生活的人之间，在言说者和行动者之间，在建设者和摧毁者之间，在真理的统领和囚徒之间难道有什么相似之处吗？”保罗写道：“智者在哪里呢？学者在哪里呢？当代的哲学家在哪里呢？难道上帝没有使世人的智慧变成愚蠢吗？犹太人要求神迹作证据，希腊人则寻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冒犯，对异教徒来说是愚蠢的。但是对那些受到召唤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基督都是上帝的力量和智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尖锐对立，而且事实上，在希腊和罗马后期的那种爱好文艺和理论、以和谐平衡和快乐的感官享受为人生要旨的思想，与最初的基督徒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对立，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作为一种新信仰的殉道者，满怀坚定的道德信念，摒弃一切世俗的东西，他们宣告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并且预言一个上帝之城即将降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这种思想的对立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的矛盾。最初的基督徒都是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下层民众，他们对古典文化的认识都非常肤浅，他们不讲希腊语，除意大利人之外也不懂拉丁语。受过教育的人，如塔西陀或斯多葛主义的皇帝马克·奥勒留，对基督教学说都怀有一种深切的蔑视，在他们眼里，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向蛮族迷信的倒退。
基督教若想获得承认，它也必须赢得受教育阶层的支持。而若想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基督徒就必须学会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之交流，也就是要学习古典文化。首先从事这种事业的人被称为“护教者”，他们是捍卫基督教免遭有文化阶层的异教偏见攻击的人。他们自己也接受过哲学方面的教育，他们的著作是写给皇帝和当权者看的，目的是想证明基督教的道德优越性，或至少要证明基督教对国家秩序不会构成威胁，而且还要证明基督教的神圣启示相对于其他所有的哲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一位重要的护教者就是殉教者查士丁，他是“披着哲学外衣的基督徒”，他出生于公元100年，作为他的信仰的殉道者，他于公元165年死于罗马。前述的德尔图良（160—220）把基督教的救世说与古希腊的尘世智慧尖锐地对立起来，他不仅有很高的哲学造诣，而且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雄辩家。他的文章是用一种精妙的拉丁风格写成的，既有插科打诨，也有辛辣的讽刺，他使基督教的拉丁语文学获得了进一步提高。“正因为它荒谬，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这句名言被认为是德尔图良说的，虽然我们在他保留下来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原始形式，不过它却真正反映了德尔图良的基本思想，即信仰真理不可能被理解，只能被信仰，人只有依赖灵魂感应才能把握真理。德尔图良坚信，信仰真理是更高的真理，因此他把哲学置于神学之下，把知识置于信仰之下，这也是此后的基督教哲学的特征。
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是由革利免（死于公元217年）和欧利根（184—254）做出的，公元2世纪和3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盛行讲授基督教教义的学校，他们在其中担任教师。他们不仅建立了作为科学的基督教神学，而且还对科学的等级作了划分，其中，神学处于最高地位。欧利根说：“如果那些智者们说几何学、音乐、语法学、修辞学和天文学是哲学的婢女，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故此，他要求神学家们要精心研读古代哲学著作并仔细地倾听其中的话语。在他自己的学说中，欧利根将基督教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紧密地融合到了一起，这对基督教教会来说已经走得太远了。在他的主要著作《论基本原理》中，他将上帝与上帝之子的关系比作太阳与光之间的关系，光发自太阳又离不开太阳。上帝之子介于上帝和人之间，他是沟通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
在中世纪早期的一部伟大思想作品中，即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译本（Vulgata），在日益觉醒的基督教文学创作中，古典神话和圣经传说融合在了一起。
古典文化的形式对基督教作家的影响要大于其内容，耶柔米称赞西塞罗是修辞学之王，是拉丁语言的启示者。正是由于他们的修辞学重视古典文化的形式甚于其内容，对后来的文化发展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的结果是，除宗教作品之外，还产生了一批世俗的文艺作品，或者说，在宗教文化之外还形成了一种世俗的文化，他们以维吉尔、霍拉兹和西塞罗等人为榜样，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因此而大大丰富起来；另一方面的结果是，希腊的科学遗产在中世纪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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