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疫病有多種稱謂：癘、傷寒、溫病、時氣等，中醫統稱為瘟疫。瘟疫一直伴隨著中華民族的發展，如早在甲骨文的《卜辭》中便有“疾年”的記載。《周禮•天官•冢宰》也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
張志斌先生在《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說：我國從公元前600多年到1840年的2000多年間，有史料記載的大大小小的疫情曾經發生過800多次。平均二三十年就一次。例如《後漢書》記載，從漢桓帝至漢獻帝的70餘年中，疫病流行17次，是我國非常罕見的瘟疫頻發期。曹植在《說疫氣》寫道“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詳盡地描述出當時瘟疫肆虐，許多人家闔家死亡，甚至是全族而喪的的社會慘狀。時疫流行，激發了人們抗擊疫病的意志和決心，一些醫士開始懸壺救世，進行攻克疾病的艱辛探索。誕生了許多抗擊瘟疫的名醫大家。
“醫聖”張仲景
張仲景（約公元150～154年——約公元215～219年），名機，字仲景。他自述說，其家族本是二百餘人大族，自建安初年以來，不到10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於傷寒者竟佔十分之七。（文中的“傷寒”，是外感病的總稱，也包括當時的瘟疫這種傳染病。）面對瘟疫的肆虐，張仲景內心十分悲憤，下決心制服傷寒症這個瘟神，“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雜病論》自序）。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並親自坐堂行醫，將對傷寒症的研究付諸實踐，治癒者無數。經過數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張仲景終於寫成了《傷寒雜病論》，成為我國醫學史影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至今是中國中醫院校開設的主要基礎課程之一。張仲景因對醫學的傑出貢獻被後人稱為“醫聖”、“萬世醫宗”。
“神醫”華佗
華佗（約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東漢末年著名的醫學家。他一生鑽研醫術而不求仕途，行醫足跡遍於山東、河南、江蘇等地。華佗醫術全面，尤其擅長外科，精於手術，並精通內、婦、兒、針灸等各科臨證診治，曾創造了許多醫學奇蹟，尤其以創麻沸散（臨床麻醉藥）、行剖腹術聞名於世，被後人稱為“外科聖手”。華佗對治療瘟疫流行病也頗有建樹，建安年間流行“黃疸病”，華佗經過對各種草藥的反覆試驗，發現用春三月的茵陳蒿嫩葉治療“黃疸病”很有療效，救治了許多患者。後來因此有“三月茵陳四月蒿，五月六月當柴燒” 的中藥諺語。（屠呦呦正是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後世稱華佗為“神醫”，以“華佗再世”、“元化重生”稱譽醫家，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中國瘟病學奠基人吳有性
吳有性(1582—1652)，字又可，江蘇吳縣東山人。明末清初傳染病學家。明崇禎15年（1642年），南北直隸、山東、浙江等地大疫，“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僅存者”。吳又可不顧自身安危，親涉疫區瞭解疫情，他痛感當時醫治瘟疫的療法無效，遂發奮探求，創制了“達原飲”方劑，收效甚好。此後，吳有性依據自己的臨床實踐，撰寫成了全新的《瘟疫論》一書，他在書中大膽提出“癘氣”致病之學說，即認為提瘟疫傳播途徑為呼吸道，這一學說在世界醫傳染病學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清史稿·吳有性傳》載：“有性乃推究病源，參稽醫案，著為此書，瘟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於世矣”。《瘟疫論》完善了中醫對傳染病的認識，別開溫疫證治之法門，對後來防疫溫疫傳染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吳有性因此被成為我國瘟病學的奠基人。在與瘟疫鬥爭的漫長曆史中，我國古代不斷湧現出一些名醫、大醫。今天，在與新型瘟疫的抗爭中，又出現了鍾南山、李蘭娟等名醫、“國士”，他們的名字會與古代醫林先賢一樣，被人們銘記、敬仰。（嵇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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