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漢雜居現象普遍下融合乃時代大背景，就慕容鮮卑來說，其便是胡族漢化的有力代表，定居的農耕社會形態逐漸取代遊牧社會，更是在此後的隋唐時期漸漸同化消亡。

慕容鮮卑早先乃北部遊牧部族，此後慕容廆將部眾自徒河遷往遼西地區的大棘城，其子慕容皝遷都龍城，其孫慕容儁又遷都薊城。事實上，雖說慕容鮮卑是要得益於“擁晉”政策才發展起來的，但慕容廆也經常說“子孫當有中原”，便側面反映了其意圖南下。

永嘉之亂後，中原流民多在地方名門望族帶領下舉族而來，漢人士族士大夫受到了慕容鮮卑的重視及籠絡，“慕義而至”併成為慕容鮮卑重要的政治盟友，擁有著重要的地位。

這一時期，在文化方面漢族士人對於胡族是抱著優越姿態的，有一部分漢人任職胡族政權乃出於半強迫性質，並非完全臣服態度。與此同時，胡族統治者雖然擁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掌控著治下臣民的命運尤其是漢人，但其內心深處仍有著對於漢文化的自卑感，漢化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類心態。

慕容儁在中原即帝位後，仍擁有著族類隔閡導致的自卑感，稱“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統治者尚有著如此想法，治下中原僑族情感上的完全臣服也就成了妄想，對於晉室自然仍保留有深厚情感。中原僑族韓恆受慕容鮮卑三代統治者重視並予以高位，然而面對慕容廆乞封燕王卻不贊同，仍舊以維護晉室為守則。

慕容廆曾說“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試圖為胡族增加文化底蘊以消減自身對於漢文化的自卑感。此後，其子慕容皝公然自稱燕王，且王國官制雜糅了周、漢、魏、晉諸多制度，這類混雜制度事實上乃學習魏武曹操、晉文司馬昭，試圖借鑑周朝分封達成最後“自立”目標。慕容皝稱王並未得到晉朝認可，因此對於中原僑族來說是頗難接受的，次年趙石虎攻棘城甚至出現了漢士族任職的“三十六城”郡守縣令叛投。在這一情況下，慕容皝擊敗趙兵後隨即“請示”晉室以安撫治下中原僑族。

慕容鮮卑南下政策與其此前的“擁晉”政策並不大相符，南下勢必擠壓晉朝生存空間，這對於治下的中原僑族來說，無論是從心理還是個人聲望方面都是難以接受的。這一類治下中原僑族之所以投靠慕容鮮卑，不僅僅是其與其他諸胡對待漢民的不同，還有著慕容氏早前的“擁晉”政策。事實上，慕容鮮卑的“擁晉”政策並非一成不變，早先慕容氏與晉朝交好以提升政治地位，且給予了治下漢士族高官厚祿及渴求的尊嚴，因此慢慢的部族實力開始超越強大的鮮卑宇文部、段部並最終統一東北各部。強大的慕容鮮卑自然有了底氣與晉朝對抗，不僅在東晉永和八年（352年）中斷了名義上的臣屬關係，還進軍中原與晉朝進行戰事對抗。

慕容鮮卑南下及登大位乃必然趨勢，中原僑族無力阻止，但仍可從情感方面表現出來。前燕黃門侍郎明岌臨終前希望墓誌首行便是“晉有微臣明岌之冢”，可見中原僑族對於晉室保有深厚情感以至於雙方對抗下還有如此表現。事實上，這類情感由來已久，慕容廆時期的使者劉翔出使晉朝時便極力規勸江東士人振興以收復失地恢復統一，慕容氏政權治下官吏卻為晉室考慮便是中原僑族民族情感的最好體現。

結語：十六國時期，慕容鮮卑確實乃漢化程度較高的胡族，這從其異於諸胡的“胡漢自治”便可見一斑，郡縣長吏多為中原僑族領袖，是民族融合的最佳典型。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其統治政策與自身發展是有著很大關聯的，“擁晉”政策隨著自身強大及政權發展而漸漸捨棄。與此同時，治下的中原僑族情感上也隨之出現了變化，對於慕容鮮卑南下中原政策也就有著牴觸心態。融合乃這一時期的大背景，但其中的矛盾也值得探究，這也為慕容鮮卑下一步方針起到了極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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