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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评论员 高金国
一旦疫情发生，基因战、生物战之类的“阴谋论”就会甚嚣尘上，相信者众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们宁愿相信“双黄连口服液能预防新冠肺炎”的谣言，也不相信钟南山院士含泪要求人们“不要出门”的箴言？
（批评关于“双黄连”的谣言，不代表否定这方面的科研，本人上篇文章已经提及，不赘述）
世间万物，总有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真相，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谎言。抢购有时是因为不明真相，有时是我们的大脑在作怪——不懂科学，或者智商不在线。
证明疫情是或者不是“阴谋论”，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找到病毒的源头，发现其确实和外国的病毒实验室有关；第二，是找到病毒的源头，发现其只是存在于大自然中，而且早就存在，没有“人为故意”的痕迹。
无论哪种方式，必经之路都是：找到病毒的源头。
这次之所以能迅速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得益于10多年前开始的SARS病毒研究。这一病毒和SARS病毒属同一序列，是亲戚关系，病毒学家将其称之为“SARS样冠状病毒”。
“SARS样冠状病毒”是个大家族，衍生出了很多分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人类先祖姓姬，他的子孙到各地发展，分出了十几个姓氏。这些姓氏的后代已经距离先祖比较远，但追根溯源，都能追到先祖那里。
病毒的繁殖，也是如此。找到这类病毒的原始“聚居地”，我们就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最有效的防疫，永远是防住病毒的“上游”，而非“下游”。
假设SARS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是“堂兄弟”，这俩“堂兄弟”太狡猾，很难直接抓捕，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爷爷”；那么，我们从它们的“爷爷”身上想办法，切断其传播路径。
病毒学家告诉我们，这样的“堂兄弟”“表兄弟”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之多（想想也很恐怖，最好的办法是别招惹它们），一个一个防，是防不过来的。找到它们的“爷爷”甚至“祖宗”，屏蔽其老巢，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追根溯源，查其“老巢”，就成了关键。不了解、不研究它的来源，难免被“阴谋论”左右。
传染病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即第一批被感染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传播者”。再大的疫情，也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源头。
这些患者是可以追溯的。在SARS疫情中，病毒学家发现，这样的“原始传播者”，一共有11人。这11个人就是重点研究对象。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野生动物的密切接触者。顺着这条线索，科研人员在广东野生动物市场一种动物的体内，发现了和SARS一模一样的病毒。这种动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果子狸。
“案件”初现曙光，困惑依然存在：为什么有的果子狸也发病了？如果它是病毒的自然宿主（即最原始的源头），病毒会和它相安无事，不会发病；既然它也发病，说明它可能是中间宿主，不是“元凶”。
“元凶”是谁？“侦查人员”陷入了迷茫。一方面，他们继续研究果子狸，另一方面，则在其他生物身上，寻找突破口。
最终，病毒学家把怀疑对象，盯在了一种蝙蝠身上。在云南的一个蝙蝠洞中，他们发现了一种食果蝙蝠，其身上检测出了与SARS病毒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病毒。
这种食果蝙蝠，因而被高度怀疑，是SARS的源头。问题是，远在云南山洞中的蝙蝠，怎么会把病毒传播到遥远的广东？
中间起作用的，是人类自己。云南人养殖果子狸，果子狸最大的市场，是广东。这种蝙蝠，和果子狸有一个共同之处——都爱吃水果。
蝙蝠一般生活在相对安静的地方。人类的扩张，对它们的领地开始蚕食鲸吞，其中就包括果子狸养殖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是哪一天，一只食果蝙蝠悠然自得地啃了一口水果（就像苹果手机的图标），随即将其丢弃到地面。地面上，一只人工养殖的果子狸，捡起被咬了一口的水果，大快朵颐。SARS病毒从此迈出了其家族向“果子狸”进军的第一步，并在新的生命体内，实现了变异。不久之后，这只果子狸和它的伙伴们，被装上货车，“押”往广东……
这就是SARS病毒的“破案过程”。科学家为了破案，付出了长达十几年的心血，钻过无数个蝙蝠洞，走遍了大江南北、深山老林，其中辛苦，一般人很难体会。他们还面临病毒感染和实验失败等风险，也曾屡屡受挫，比如，在研究果子狸的过程中，因为方向错误，就曾整整8个月一无所获。
然而，有个办法，可以没有任何风险、绝对安全，还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就是把疫情归结于“阴谋论”。这是最省力、最保险的方法，却也是最不科学的方法，经不起推敲。
仅仅在云南的一个蝙蝠洞中，科研人员就分离出了10余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可见这个病毒的家族之广、“亲戚”之多。这么庞大的病毒群体，既不是人类可以研制出来的，也不是人类所能控制的，只有远离。
这次病毒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但这个“新”，指的是“人类社会首次发现”，并非“刚出生”。它们早就在自然界中存在了。人类控制不住的那张嘴，把它从自然界唤醒，把它“邀请”上了餐桌上、“邀请”进了自己体内。
明白这些，你还相信什么“阴谋论”吗？科学，理性，是对付“阴谋论”的最好办法。
事实上，“阴谋论”和“双黄连可以预防该病毒”之类的谣言，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文化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灵丹妙药论”。
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十分相信鬼神，相信世界上有长生不老的妙药。远古时期，对世界的认知有限，这种迷信，在所难免。欧洲也是如此。遗憾的是，欧洲后来有了伟大的文艺复兴，科学崛起，这种迷信渐渐没有市场了。
中国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导致这种落后的思维，长盛不衰。遇到问题，首先想着拜菩萨，因为拜菩萨比“千辛万苦、冒着危险战疫情”简单多了，省事多了；遇到困难，不是努力去“啃硬骨头”，而是希望“包青天”从天而降，仗义执言。“包青天”帮他伸了冤，冤情得雪之后，照样给贪官下跪。
这种落后的思维，今天已经大为改观。不幸的是，疫情一来，很多人被紧张、恐慌拉低了智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封建残余”暴露了出来，“灵丹妙药”思维卷土重来。
为什么他们不听钟南山的箴言？因为那是对自己的束缚，责任在自己，需要自律。为什么他们愿意相信“双黄连”的谣言？因为谣言把责任推给了双黄连，把责任推给了偏方，出了问题是别人的责任，自己只是受害者。
如果双黄连不仅没有起到预防效果，反倒让自己拉了肚子，他仍然会以受害者的姿态，振振有词地说：“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怎么会盲信盲从？”
本文关于SARS病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结论，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的研究，并参考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等发表的论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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