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論述了一門“書籍建築學”：“四子書如戶牖，九經如廳堂，十七史如正寢，雜史如東西兩廂，註疏如樞，類書如廚櫃，說部如庖湢井匽，諸子百家詩文詞如書舍花園。廳堂正寢，可以合賓；書舍花園，可以娛神。今之博通經史而不能為詩者，猶之有廳堂大廈，而無園榭之樂也；能吟詩詞而不博通經史者，猶之有園榭，而無正屋高堂也。”
這段論述形象地概括了古代士大夫的讀書觀。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各有不同位置，尊卑亦各有序。不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本身就是黃金屋，讀書人有書，就有了片瓦遮頭的精神家園。若能像袁枚那樣藏書豐富，就更可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了。
南美作家卡洛斯·瑪利亞·多明格斯的《紙房子》，是一本有趣又艱澀的小說。書中嗜書如命的布勞爾，原本搭建了一套完整的讀書、藏書體系，比如同年出生的莎士比亞和馬洛互控抄襲，兩個人的作品無法毗鄰陳列；略薩與馬爾克斯鬧翻了，兩個人的書也不能放在一起。
不幸的是，布勞爾的索引毀於大火，於是他不再顧及作家之間的交情或者思想脈絡，而是僱用工人在大西洋岸邊的沙丘上，用藏書建造了一所名副其實的紙房子。他交給工人一本博爾赫斯的書充作窗臺；一本巴列霍的詩集上頭放一本卡夫卡的作品，旁邊填上康德的著作，再鋪上一本海明威的小說當門檻；加繆和摩洛索裡的書砌在一塊兒；莎士比亞和馬洛的代表作，在砂漿的簇擁下終於難捨難分……相比之下，袁枚的“紙房子”還停留在理論層面。我瀏覽自己的書架，若按袁枚的“築書”法則，屬於缺少戶牖、廳堂不全的那種，好在有正寢、東西兩廂勉強可飲食起居，書舍花園也小有規模。不過結構有些混亂，小池挨著床榻，沙發與花壇連接。而看完《紙房子》，再看到書架上《朝花夕拾》與《雅舍小品》放在一起，我總想象著，兩位作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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