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人見過的錢，可比咱們現代人見過的錢多得多。
我說民國人見的錢多，不是指他們富有，而是指他們見過的錢的種類非常多。
【袁大頭】
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人為例，他們能見到印著袁世凱頭像的銀元“袁大頭”，能見到印著孫中山頭像的銀元“孫大頭’，能見到印著印著老鷹和蛇的墨西哥銀元“鷹洋”、印著不列顛女神的英國銀元“站洋”，以及寫著“光緒元寶”字樣的清末銀元“龍洋”，甚至還能見到兩廣地區鑄造的面值為兩角或者一角的銀元“毫洋”，還有四川軍政府鑄造的面值為一元的銀元“廠洋”。
【孫小頭】
像“袁大頭”“孫大頭”“龍洋”和“鷹洋”這四種銀元，可以在種種貨幣中脫穎而出，可以被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居民所認可，而且不管後來紙幣發行量有多大，它們的購買力並沒有發生劇烈的變動，至始至終都是很“值錢”的貨幣，至始至終都被買家和賣家所歡迎。
在民國，這四種銀元被親切地稱作“大洋”。
【龍洋】
大洋的種類有別，造型各異，但是重量都在0.72兩（晚清的兩，每兩37克）左右，含銀量都在0.65兩左右，所以購買力也大體一致，在同一個時間和同一個地方，拿一枚“袁大頭”去買東西，跟用一枚“龍洋”或者一枚“鷹洋”所能買到的東西並沒有區別。
那麼好，一塊大洋在民國時期都能買到哪些東西呢？
1912年的北京，一塊大洋能買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學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個人去東來順吃一頓羊肉火鍋（據《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鷹洋】
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能買44斤大米，也可以供5個人去中檔的西餐廳吃一頓西餐（據香港名醫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
1931年春天的廣州近郊，一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廣州近郊的生活》，收錄於《農村生活叢談》，申報館1937年版）。
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區，一塊大洋能買16斤大米，或者17斤麵粉，或者5斤豬肉，或者40個雞蛋，或者45斤大蔥，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樹東《成都地價與房租之研究》下編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價表》，收錄於《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77冊，臺灣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從地域上看，上海、廣州等城市的糧價較高，大洋的購買力相對低一些，比如說魯迅在北京定居時，一塊大洋能買五六十斤大米，後來去了上海，一塊大洋只能買20斤大米（據魯迅日記）。
從時間上看，糧食價格越到後來越貴，大洋的購買力也就跟著越來越低。例如同樣在北京，1915年一塊大洋能買20斤麵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買12斤麵粉了（據孟天培、甘博的調查報告《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
雖然大洋的購買力隨著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終歸屬於“值錢”的硬通貨，不管什麼時候，不管什麼地點，不管是誰，只要幾十塊大洋花出去，一定能買到一大堆好東西。
以五四時期曾經跟魯迅齊名的反禮教鬥士吳虞為例，他有妻有妾，有幾個女兒，有四個僕人和一個老媽子，一家十幾口人，在成都市區過小康生活，一個月下來全家買肉買菜只花22塊大洋就夠了。
後來他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做教授，請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顧頡剛、錢稻孫等同事吃飯，在王府井大街東華飯店大擺宴席，魚翅、鮑魚等名貴菜品應有盡有，一頓飯也只花了25塊大洋再後來吳虞去上海旅遊，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華的酒店“遠東飯店”，要了一所高檔套房，每天房費才5塊大洋。
民國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優裕，家家都僱聽差、僱保姆，甚至還僱廚子、僱車伕，全部算下來，一個月無非只要花上30塊大洋的工錢（仍據吳虞日記）。
魯迅在北京阜成門西三條衚衕買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後，把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過去住，並僱了三個老媽子侍候她們，每個老媽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個月的工錢只花兩塊大洋（詳見拙著《民國房地產戰爭》第三章，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這說明大洋的購買力確實很強，也說明那時候老媽子的收入確實很低。
閱讀更多 師傅很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