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武汉，入住宾馆，取完托运的行李和医疗防护物资，已经是深夜了。小心翼翼地把房间里可能接触到的地点都进行了一下消毒，安顿下来，这里，就是未来几个月的家了。
▲贾佳和他的队员们
还是要写点什么，就从我与武汉的缘分开始吧。
武汉，去年的9月份，刚与她进行了一次邂逅。那时是来参加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的会议，才知道武汉这座城市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合在一起，各取了三座城市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的新城市；才知道长江江面上不止一座桥；才知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阔；才知道这个城市几乎一半都是湖。由于需要提前回科室值班，因此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带妻来一次武汉，吃一次正宗的小龙虾，听一次“Chinese Football”乐队的Live。
那时的武汉，即将举办军运会，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她的市民是那样地爱她，坐在出租车上，司机几乎都会跟你聊上整个路程，言语中洋溢着对武汉的喜爱。从机场到市区，好几十里的公路，时不时的堵车，司机要开上1个多小时。
今日再度与她邂逅，这里几近一座空城，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飞机即将落地时，从小窗户向外望去，地面被黄昏的灰蒙笼罩，给这次的到来衬托了格外凄凉的氛围。
▲飞机窗口外的武汉
停机坪上零落地停着几架飞机，有的区域甚至一架飞机都没有。孤零零的跑道上只有我们一架飞机降落，真有一种救世主来临的感觉呢。南航的机舱乘务员和机长一路上对我们照顾得十分周到，甚至为我们朗诵了一首自创的诗歌，听得我们热泪盈眶。
从机场到宾馆，一路上没有什么车，也是一路畅通。荆楚大地的冬天就是这么地不适合北方人，穿着厚重的羽绒服，大巴车的玻璃上积攒了一层的水蒸气，水滴流下来，在玻璃上画出了一道道沟壑。临近宾馆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刚好能淋湿街道。
一场瘟疫，就这样将一座骄傲的城市在短时间内击垮。如果说瘟疫就像滔天的洪水，那么此时，我们就像是诺亚方舟吧。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在酒店大堂忙而不乱地整理物资和个人用品，对即将到来的医疗任务是那么茫然。简单地跟丁队碰了一下明天的行程，还是先从培训开始吧，118人的大队伍，作为副队长，身上的担子又重了些。
毕竟想救别人，先要学会保护自己。
结束了一整天的培训，反复地重复着穿防护服、戴手套、脱防护服、摘手套、洗手、洗手再洗手的动作。毕竟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治病人，这是各级领导对我们的再三嘱托。
酒店的工作人员私下里问队员：“你们害怕吗？”队员们往往笑嘻嘻地回答说不害怕。刚开始培训时，丁队问哪些人没有具体穿脱过防护服，结果齐刷刷地举起了一堆手，火热的心却让我和丁队感到心疼。这些稚嫩的面孔啊，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真的是仅有满腔热血就可以让你们冲到前线的吗？
穿脱防护服的不便让大家纷纷萌生了剪头发的想法，毕竟他们从接到命令出发到真正出发，仅仅经过了从凌晨0点到早上8点的深夜8小时。这个时候的武汉，已经没有理发店营业了，酒店的经理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一个理发师，他愿意来酒店帮大家理发。一个姑娘喃喃地说道：“我这过年刚刚花500块钱烫的美美的头发，难道就这么咔嚓一剪子就没了吗？”我说：“姑娘，你命都不要了，还要这个头发吗？”她笑嘻嘻地问：“贾老师，有那么严重吗？别吓唬我啊。”
▲男队员的头发也留不住了
▲剪了头发的姑娘和小伙
经过了一整天的调整，酒店已经从原来的营业模式，彻底变成了防控院感的模式：门口设立了污染缓冲区，以便从医院回来的同事能够更衣，减少将病毒从医院带回来的几率；电梯旁放上了污染垃圾桶和生活垃圾桶；各个角落都有洗手消毒液；自助餐按我们的要求变成了盒饭；服务生按照我们的要求将定期打扫变成了按需打扫；大堂设立了请领区，摆满了洗手液、香皂、矿泉水，以便医护人员按需领取。可以说酒店对于我们的各项苛刻要求都尽量满足，他们是由衷地感谢我们的到来。
▲穿脱防护服的培训开始了
晚上跟丁队还有其他副领队开了一个会，将队员们暂时分组，预计明天下午就可能开始入驻医院病房了。明天上午，计划对每一个队员进行穿脱防护服的考核，不合格的一律不许上岗，重症医学的兵，一个都不能少！
▲重症医学的兵，一个都不能少
说起重症医学，那就要说一说我跟它的缘分了。2006年，我毕业留校时，选的是麻醉科，毕竟生产实习时就是在麻醉科做长线实习，对科室的制度和老师们都比较了解。但干着干着，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对一次性口罩的味道特别敏感，手术室里从早上严严实实地捂到晚上，每天下班时都头疼欲裂，回到宿舍都是一头栽在床里，先睡上几个小时。
2007年，我去ICU轮转，当时就被重症医学的工作性质所吸引。这时恰逢盛京医院重症医学科刚刚独立成为三级学科，科里缺人。臧彬主任问我：“我看你工作还算认真负责，愿不愿意来ICU工作？”一科之主邀请我，让人如何拒绝？我连忙应允。转眼间4个月的ICU轮转就结束了，待到2009年的6月，我的规培即将结束，走廊里遇见臧彬主任，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之前说要来ICU工作的，还来吗？来我就去找人力资源部要人。”
于是我就来到了ICU，从此成为一名重症医学人，如果没有当时的选择，我就不会在ICU中一干就是10年多，也不会成为救援医疗队的一员来到武汉，面对病毒的肆虐。机缘巧合，口罩再次成为我一生的宿敌，从早上戴到晚上，摘下不得，头痛也随之而来，幸好我带了止疼药。
今天上午培训的时候，我科室的同事跟我说，德时大爷走了，他是我义务出诊看了8年的老患者，每两个月就要上门去更换气切管和胃管。没能送他最后一程，是我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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