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桃花源記》
這是東晉文學家陶淵明筆下《桃花源記》的開頭。東晉太元年間，一位武陵漁夫沿著溪邊行走，穿過一望無際的桃花林，他來到一處未曾有外人踏足的地方——桃花源。
桃花源裡，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人們的生活自然恬淡，「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一千多年後，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羅新再次「走入」桃花源，為我們鋪開了桃花源歷史研究的脈絡，揭示歷史研究的方法論與視角。
01.
尋覓「桃花源」
《桃花源記》的故事以漁夫意外進入桃花源開場，以武陵太守和南陽高士劉子驥尋覓不得而終。一次是意外的發現，一次是有意識地尋找而未果，陶淵明用他疏淡的筆調告訴讀者，桃花源是一處隱匿的仙境，只屬於源內之人，外人若痴迷於尋找它的所在，只會陷入一團「迷障」。
因此，桃花源就成了一個文學史上的經典隱喻，一個夢境之在，一個世外之所。
到了後世，尋覓桃花源的「痴人」仍然存在。不同於親身實踐、一心想歸隱於此的劉子驥，後人的尋找是「書屋懷想」式的，他們翻閱著手頭的資料，想在字裡行間找到幾個問題的答案：桃花源究竟存在嗎？如果存在的話，它在哪裡？這裡的人們遭遇了什麼變故，才決心與世隔絕，隱居在此？
羅新老師提到，從歷史現實的角度對桃花源進行研究的人，可以從宋代文豪蘇軾說起。在《和桃源詩序》中，蘇軾說「常意天地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天下間類似桃源的地方非常多，不只一處。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文學家、書法家。
蘇軾以南陽菊水河畔和蜀青城山的老人村作類比，認為桃花源與這兩地的情形相似。他猜想，原本生活在這兩個地方的人們，日常飲用可以延年益壽的泉水，所以壽命特別長。而到了近代，這些人逐漸在飲食中加入五味調料，吃的東西與尋常人無異，壽命也就跟著減少了。（「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和桃源詩序》）
至於為什麼武陵太守找不到桃花源？蘇軾解釋到，當太守聽說那個地方時，那裡早已成為很多人爭奪的地方，不復往日景象，所以太守找不到。（「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和桃源詩序》）
蘇軾考證的方式比較粗率，他找到了兩個相似桃源的例子，但是用吃了五味不能長壽做論據，顯然不能使人信服，同時也未能指出桃花源具體所在。
但是，羅新老師指出，蘇軾這種從現實中尋找桃花源的思路，給了幾百年後的一位歷史學者以啟迪，他就是中古史研究大家陳寅恪。
陳寅恪（1890-1969），中國現代史學大家，著有《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等。
02.
同一種研究，不同的結論
羅新老師為我們介紹了陳寅恪先生髮表於1936年的一篇文章——《桃花源記旁證》。
這篇文章明確指出《桃花源記》既是寓言之文，又是紀實之文，桃花源真的存在，但它不在南方的武陵，而在北方的弘農（弘農郡，在今天的三門峽一帶）或上洛（今陝西省商洛市一帶）。
這一結論的得出，經過了陳寅恪細微巧妙的論證。
首先結合史料，在漢末至十六國的歷史記載中，曾有大批難民到北方塢堡躲避戰亂，塢堡是人們於戰亂中為自衛而建造的民間防衛性建築。陳寅恪由此大膽猜想，桃花源會不會是一處塢堡難民點呢？
沿著塢堡這條線索，陳寅恪在酈道元的《水經注》中，發現了相關記載。
▲《水經注校注》
校注：陳橋驛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13年
《水經注》中引用了西晉末年的一位將領，戴延之所作《西征記》的一段材料。據記載，在追隨劉裕西征長安時，戴延之曾經到過位於「洛水又東，徑檀山南」的地方。他一路前行，窮覽洛川，竟然找不到水的源頭。《水經注》對這個地方的形容是：「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
如果繼續在檀山這個地方搜尋，會發現它的西面有一個名為「桃原」的地方。
「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晉太康記曰：桃林在闅鄉南谷中。」——《水經注》
陶淵明會不會在哪裡聽說了這些事情呢？陳寅恪先生以陶詩《贈羊長史詩》為例證，詩中序言說：「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這幾句話證明陶淵明在劉裕西征的將領中有故識，他推論陶淵明由此間接或直接地知曉了戴延之的事蹟，並以此為藍本寫下了桃花源這個地方。
「文史互證」是陳寅恪研究的重要方法，這一方法對當世或後世的歷史學者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唐長孺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羅新老師說，唐長孺接續了陳寅恪對桃花源的研究，但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唐長孺（1911--1994），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專家，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等。
在陳寅恪的《桃花源記旁證》發表20年之後，唐長孺的《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問世。在開篇，他就明確反對將陶淵明所寫的南方武陵安置到北方。他認為，歷史研究者既然接受了《桃花源記》為史實記載這一前提，那麼研究大可以以武陵的基點，尋找桃花源存在過的蛛絲馬跡。武陵的位置，約相當於今天的湖南常德，湘西中北部地區。
唐長孺的考證基於一則至關重要的材料。南朝劉敬叔《異苑》記載：
「元嘉初武陵蠻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砍樹為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這個故事與《桃花源記》高度相似，只是主角從武陵漁人換成了武陵射鹿的蠻人。
在北宋《雲笈七籤》中的《神仙感遇傳》裡也有相類似的故事：
「蜀氏（民）遇晉氏飢，輩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才通人過，隨而逐之。」
▲《雲笈七籤》
出版社：齊魯書社
出版時間：1988年
唐長孺先生由此聯想，《桃花源記》所記載的故事，可能是蠻人故事的變體，這個故事先在荊、湘一帶廣泛傳播，後來又流傳到蜀地。
古代，於南方建立政權的統治者，總是會遇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勞動力不足，所以他們一旦建立政權，便採取策略征服少數民族。聯繫到西晉與東晉交替之際的亂局，唐長孺給出了一番解釋，他認為，在桃花源居住的人是蠻民，他們躲避到此處是為了躲避統治者的壓迫。
兩位20世紀的史學大家，從短短300餘字的《桃花源記》中找到了相近的研究方向，但由於他們的聯想迥異，又各自結合了不同的史料，因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我們該如何評價這兩種結論呢？誰的答案更接近事實？
也許羅新老師的回答，會令我們豁然開朗。結論並不重要，尋找穿越歷史迷障的思路，才是至關重要的。
03.
穿越「桃花源」迷障
對於陳寅恪和唐長孺先生的研究思路，羅新都表示贊同，對於武陵究竟在南方還是北方的問題，他不想做過多的討論，而希望從兩位前輩的研究方案中，總結出歷史研究的方法，看看他們為後世學者帶來了什麼。
在陳寅恪做研究的年代，塢堡的研究幾乎為零，而對於今天的歷史學者來說，塢堡已經成了基本常識，這得益於陳先生敏銳的問題意識和重大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再去爭辯桃花源在不在弘農顯得毫無意義，陳先生所做的是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維方式，一種運用材料的方法。
陳寅恪先生是唐長孺敬重的前輩學者，但是唐長孺沒有囿於前人之見，沒有被陳先生的結論所侷限，而選擇了從南方蠻族生存的角度，看待桃花源問題，為歷史研究拓展了視野方向。如果有一天史料證實，桃花源所居之民並非蠻族，唐長孺研究的價值也不會因此而遜色，因為他為此後的學者打開了南方少數民族問題研究的「洞天」。
在羅新看來，做歷史研究可以像解讀詩歌一樣，「詩無達詁，史亦無達詁」，歷史研究的目的並不總在於得出一個固定結論，而是為人們揭示新的歷史圖景，在這一點上陳、唐兩位先生無疑都做到了。
羅新老師
這是從歷史研究的長遠性出發做出的評價，除此之外，好的研究者還能兼顧時代性。
每位歷史研究者都有他所生存的時代，影響他們看待問題的方式往往是由所處時代引起的。
陳寅恪先生的論文發表在1936年，那時正值中日全面戰爭的前夕，「戰亂下如何生存下去」成為國民最為關心的話題，他在這種大背景下展開對桃花源——這個被視作人們躲避戰亂之所的研究，同時在思考的是我們如何應對戰爭。
唐長孺公佈研究成果是在1956年，正是中國政府完成第一階段的民族大識別（1950年-1954年）兩年之後。在這次民族識別中，一共在中國境內確認了38個民族，從那時起，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便被一再宣揚。正是在民族平等的號召之下，唐長孺選擇從少數民族的角度切入桃花源研究，發現了前人未能發現的問題。
兩個時代，促生了兩種問題意識。
在短短90分鐘內，羅新老師帶領我們越過了歷史結論，深入歷史學研究的內在場域，穿過「桃花源」迷障，發現前輩歷史學者的精妙獨到之處。
不汲汲於結論的正確性，專心體會論證過程的豐富、細膩與微妙，的確是一種看待歷史研究的新態度。誠如他所言，「好的史學研究是一種藝術，一種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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