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諡號是指皇帝、皇后及官員在死後，由後人根據其歷史功過，擬定的高度概括與評價逝者一生的稱號。諡號通常分為美諡、平諡、惡諡三種，分別起讚揚、同情、否定三種作用。
到明朝，統治者沿用唐宋期間三品給諡的制度，對三品以上的賢能大臣給諡。在明統治近三百年的歷史中，據史書記載，證諡“忠”官員共計121人。忠者，危身奉上、險不辭難。“忠”的諡號，對明朝的官員來講，也是一種認可與激勵。
一、 明代官員“忠”諡的內涵
《逸周書·諡法解》中“忠”意為“危身奉上”，即哪怕傷害自己也要侍奉君上。在郭良翰所撰《明諡紀彙編》中的“忠”則有了更加充分全面的釋義：“危身奉上”、“盛衰純固”、“臨患不忘國”、“推賢盡誠”、“廉方公正”與“殺身報國”。
1、軍事上的忠——身先士卒之忠
明朝獲得“忠”諡的官員多有軍功在身，他們“臨患不忘國”，為國家、君上舍生忘死，危身奉上即為此意。孔子曾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明朝獲得“忠”諡的官員恰有此志，他們不畏敵人、不怕犧牲，願以一己之力換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以于謙為例，他是永樂年間進士，曾經隨朱瞻基親征，平定朱高煦之亂。以文官之身入軍，以慨然不屈之態於朝堂怒喝朱高煦，斥責得漢王兩股戰戰，汗流浹背。
在正統年間，于謙遭太監王振打壓，降職為大理寺少卿，后王振蠱惑英宗御駕親征，討伐瓦剌也先，但英宗卻反被也先擒拿俘虜。面對朝堂不絕於耳的“南遷”之議，于謙力排眾議厲聲道：“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
在他堅持下，他帶領二十二萬將士共同守衛北京，發起後世稱道的“北京保衛戰”，扶代宗繼位保衛國本。景泰八年，英宗復辟，于謙遭石亨、徐有貞等人誣陷，含冤而亡，直至明憲宗時，才追諡“肅愍”，到明神宗時，改諡“忠肅”。
于謙之忠，在於大難之際忠於國家社稷，在危難之際挺胸而出忠於祖國江山，是戰爭沙場之上的身先士卒不懼不悔。
2、政治上的忠——死諫之忠
在朝堂上，“忠”還有另一種表現，在於為了國家社稷安慰，
以死相諫之忠。對於大多數文官而言，鮮少有機會可以上戰場殺敵，報效祖國，但是他們在朝野之上，往往又不懼強權，一心為國為民之慷慨。明嘉靖年間著名文臣楊繼盛，曾力劾仇鸞、硬擊嚴嵩，在監獄中久居三年，最終為嚴嵩所害，他臨刑前賦詩：“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這種不惜付出生命也要諫諍的行為，恰如屈原在《離騷》中所言：“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種為國為民、視死如歸的精神既是對國家之忠，也是忠於自己的道德與品格。概而言之，這種行為大概是一種“從道不從君”的信仰之“忠”。
為人臣者，既要忠於君王，也要忠於道義，只忠君王容易諂媚阿諛，只有在忠君的基礎上堅持道義的力量，堅持國家社稷的第一位，堅持為國為民的底線，才是真正的士大夫“忠”之道。
二、明代官員“忠”諡的概況
在明代，官員的諡號通常取二字，如果其中一字取“忠”，則是對該官員至高無上的褒獎，是一種巨大的政治榮譽。
1、武官諡忠，以軍功為尊
在明太祖時期，就有不少開國功臣死後諡號帶“忠”，《明太祖實錄》，明朝開國功臣孫興祖，曾隨朱元璋北征，死後獲封燕山侯，諡忠愍；成化年間的毛吉，曾擔任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僉事，死後諡號“忠襄”；吳克忠曾隨朱棣出征瓦剌和阿魯臺部，土木之變中戰死沙場，去世後被追諡“忠勇”。
明朝大部分獲得“忠”諡的大臣都用軍功在身 ，這是因為對於皇帝而言，為他、為祖國江山賣命是最直接、最簡單的可以體現臣子忠心的表現。
2、文官諡忠，仗義直言為尊
在明朝歷史中，忠的諡號並不僅存與武官之中，也會賜予文官。但文官諡“忠”又分為三種情況：其一在於，明朝戰事之中推崇文官治兵，如於謙、郭應響、蔡道憲等人，均是以文官之職行武官之事，有一定軍功在身或最終戰死沙場。
其二在於，仗義執言、激烈諫諍的文官也會被追賜“忠”的諡號，如鄒智、沈煉、魏良弼、楊漣、周順昌等；其三在於，深受皇帝信任的大臣，也有一定幾率在去世後獲得“忠”的諡號，如胡濙、葉向高、溫體仁等。
以楊漣為例，他是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著名諫臣，與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共稱“東林六君子”。楊漣從常熟知縣到兵科都給事中，天啟五年擔任左副都御史，他在朝廷任職期間緊密關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致力於彈劾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最終被魏忠賢誣陷下獄。
臨刑前留下慨然血書：“漣今死杖下矣！痴心報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復掛念。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直到崇禎年間，楊漣才獲平反，
追諡“忠烈”。三、明代官員“忠”諡的原因
諡號是對人一生是非功過的評價，是我國古代獨有的官員文化，統治者通過賜諡來褒揚、激勵下屬官員。而明代是我國古代官員諡法、諡號承傳發展的重要時期，它取消了官員的惡諡、唐宋的議諡、駁諡，諡號也更加具有意義。
其中，“忠”諡的頒佈更具有嚴格的審核與要求，對臣子諡號“忠”，是對其品性、能力的重要認可。但是，什麼樣的臣子才可以獲得忠的諡號？這就需要從官員的品級、得諡資格等因素來進行分析。
1、依照品級劃分
諡號是由皇帝賜下的，通常需要嚴格依照品級來評定是否有資格獲諡。在先秦至漢，諡號是同爵位一起存在的，有爵方有諡，諡號只給予封有爵位的貴人。魏晉南北朝時開放了諡號的資格限制，有功勳的官員也可以獲得皇帝賜諡號。從隋朝開始，諡號的範圍擴大到了三品以上，這一標準也一直延續下去，直至明朝。
明朝沿襲唐宋的諡號制度，從三品以上的兩京大臣中選取賢能、有功勳的大臣准予給諡。明朝時，一品得諡的大臣最多，二品以下的達成就多要選取其中優秀的、賢能的臣子。但是，明朝歷史悠長，其中也有官員是身居要位，但是品性不端，靠阿諛奉承、取信皇帝來獲取美諡，如嘉靖時的道士邵元節諡“文康榮靖”、陶仲文諡“榮康慧肅”等。
2、重視工作業績
工作業績是衡量一位大臣能力的體現，也是
權衡與評定大臣是否能得諡的決定性因素。萬曆年間禮部有明文規定“申明諡典，文武臣各行所司，查生平履歷，有無論劾，廣加諮詢，必其節概為朝野之具瞻，勳猷系國家之休慼，公論允服，毫無訾毀者具議，請上裁。行業平常，雖秩隆毋許濫議。上詔纂入會典。”工作業績是在品級劃分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化，從中選取真正忠君為民的大臣。同時，在特殊時期，以工作業績來衡量是否給諡甚至要大於以品級論處。
以洪武年間，官從五品的翰林待制王禕，他曾出使雲南，面對元朝遺留勢力梁王的威逼，慨然斥責辱罵：“天既滅汝元，命眷我大明混一天下。汝如爝火餘燼，豈能與日月爭光? 我奉上命，必不為汝屈。汝以兇威逼我，我寧畏死耶？”，其後當場自刎。這種捍衛國家氣節的行為使得王禕在死後獲得“忠文”的贈諡。
3、皇帝高度集權
明朝相較唐宋，中央集權進一步加深，平衡君臣關係成為了執政極為重要的關鍵。對此，諡號就成為一種有效的表現皇恩浩蕩、鼓勵及威懾朝臣的手段。明學士丘浚曾言:“自古諡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諡皆上賜雲。”
皇帝賜諡是對官員平生功績與人品的認可，但這並不是純然客觀的，有時候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個人喜好。如嘉靖皇帝頗為寵愛道士邵元節，就在他死後賜諡“文康榮靖” ，開了明朝四字諡號的先河。這種高度集權下的賜諡行為，極大的踐踏了諡號的公正性，讓本應起到獎懲、示範作用的諡號不再具有公平與正義，極大的消磨了臣子、後人對諡號的崇敬。
明朝的“忠”諡是忠君，忠國，“忠”的諡號下是一種內化的儒家家國精神，這種精神可以有效的激勵大臣為國家、為君王拋頭顱、灑熱血，踐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準則。
“忠”是為人臣者的理想境界，是官員在政治道德層面的自勵目標。明代官員的“忠”諡對整個政壇都有激勵作用，對國家也起到維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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