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明朝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政权，这也就意味着明朝较为合理的缓解了封建时期因文化差异、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民族矛盾。

就好比当时的“藏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百姓聚居区，其在明朝的统治之下却俨然呈现出一副相对安定的模样，那么明朝是如何治理藏区的呢？

究其原因，原来明朝统治者在治理藏区之时，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文治之法，礼遇藏区僧人、教派，使其形成均衡之势，互不统属却又互相牵制，从而有效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藏区的和平及稳定发展，确立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地位。

马克思示意插图

封建时期的民族矛盾

众所周知，受地域差别、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封建时期的各个民族之间往往也都会形成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以及各不相同的风俗习惯。

从而也就使得其中一方势大，想要进行扩张之时，就势必会因为这些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以及风土人情而形成“冲突”，也就是所谓的“民族矛盾”。

即“马克思理论”所指出的封建阶级社会中常见的统治民族中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对抗”属性的矛盾。

这也就意味着“民族矛盾”的本质实则就是封建时期的统治者在将其他民族纳入统治范围之时，只是单纯的将其放在一个“被剥削阶层”，从而因为物质基础以及精神基础等多方面的差异而激化了“民族矛盾”。

就好比史书所记载的，“北蛮夷之鄙人”，顾名思义，由于中原地区相较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要较早的进入“农耕社会”，所以在封建时期，少数民族的百姓在中原地区百姓的印象里往往都是一副“教化未开”的模样。——《战国策·燕策》

古代少数民族示意画像插图

<strong>即意味着在封建时期，中原地区的百姓首先在心理上就不认可少数民族，并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歧视、不平等对待等不良现象，“蛮夷”便是封建时期的中原百姓对周边少数民族百姓的蔑称。如此一来，那“民族矛盾”又如何不会激化呢？

甚至在明朝初期，这种“歧视”现象依旧存在，就好比明朝史书所记载的，“蛮贼纷起，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光从“蛮贼”这个称呼就能看出，在明初时期，明朝政权跟少数民族的矛盾依旧是十分尖锐的。——《论广西峒蛮事宜疏》

而且《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也明确记载了明初时期对少数民族百姓的治理方针，“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顾名思义，就是用武力镇压。

<strong>结局可想而知，必然是失败的，因为一旦用武力镇压，无疑就更是加剧了“民族矛盾”那“对抗”属性矛盾的激化。这也就意味着在“民族矛盾”的处理方案上，如果只是单纯的用“武力震慑”的话，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的，甚至还极有可能出现反效果，得不偿失。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朱元璋及时调整治理方针

明太祖朱元璋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才及时调整了治理方针，决定“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欲采用“文治”的手段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有效治理，继而取得缓解“民族矛盾”激化的效果。——《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并着重强调了“凡在幅员之 内，咸推一视之仁”的主张，顾名思义，只要接受明朝的统治，就不存在什么区别对待，更不会歧视，而是会一视同仁，中原百姓所有的，少数民族百姓也同样可以拥有。——《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strong>换言之，明朝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多民族政权”的建设进程，就是因为明朝在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就能够明确的意识到造成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正是因为文化差异以及风土人情不同所致，其本质依旧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种族优劣之分。

明太祖朱元璋北伐示意画像插图

故而才能及时调整治理方针，摒弃了封建时期历来奉行的“武力威慑”途径，采用“文治”，极为有效的缓解了“民族矛盾”的激化。

如此一来，既然已经确定在治理少数民族之时，单纯的“武力威慑”已经失去意义，那么在治理“藏区”少数民族以及明朝其他附属少数民族之时，明太祖朱元璋自然不会去明知故犯，而是采用了“文治”的方式。

更何况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初期针对蒙元残余势力的八次北伐，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强悍军事实力，就已经能在无形间给“藏区”产生足够的“武力震慑”了不是吗？

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朱元璋礼遇藏区僧人

就好比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治理其他少数民族之时所作出“因时而治”举措，即总结了明初诸如壮、瑶、苗等少数民族频繁爆发小型“暴动起义”的时局情势，从而采用了“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的加强儒学教育举措。——《明史·广西土司二》

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些少数民族百姓的民族认同感，使其能够尽快的融入到中原文化体系当中，减轻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民族矛盾”。

但明朝在治理“藏区”之时，却并没有继续沿用“因时而治”这一套，而是采用了另外一套方案，也就是所谓的“因俗而治”。

即结合藏区少数民族百姓几乎人人信佛的风土人情，采用了礼遇藏区僧人、教派的“文治”方式，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多封众建，尚用僧徒”举措。——《青海通史》

布达拉宫示意插图

毕竟跟明朝其他附属少数民族聚居区相比，“藏区”不但地域广袤，“佛教”信仰体系也早已在藏区根深蒂固，对藏区少数民族百姓的文化传承造成了深远影响。

就好比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和佛教寺院于一体的“布达拉宫”，其开始修建的时间甚至能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这还只是时间上的。

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布达拉宫还有一个集宫殿、寺院于一体的特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封建时期，“藏区”一直都奉行的是“政教合一”统治体系。几乎可以说“佛教”就是藏区百姓的精神信仰，因此而衍生出的教派势力便是藏区的实际统治势力。

萨迦派示意壁画插图

就好比元朝时期的藏区宗教教派“萨迦派”，其之所以会被元朝统治者大力扶持，并将其领导人封为“帝师”，就正是因为“藏区”政教合一的特性能让能让元朝通过藏区百姓的宗教信仰影响到“藏区”的政治体系。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太祖依旧沿用治理其他少数民族的那一套，在藏区大为推行“儒家教育”的话，他能够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吗？

显然很难，毕竟因“儒家思想”而衍生出的“儒教”跟“佛教”完全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且儒家思想在“藏区”的传播并不广泛，一旦明太祖朱元璋选择在藏区推广“儒家思想”的话，势必就会遭受到绝大多数“藏区”少数民族百姓的抵制，从而举步维艰，很难取得预想中的效果。

<strong>故而，既然想让藏区百姓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办法行不通，那何不如尊重“藏区”特有的文化体系，礼遇藏区僧人、教派，使两者之间的文化体系在潜移默化间互相认同呢？

藏区僧人示意画像插图

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尔番僧端月监藏修行有年，今来朝京师 , 特赐敕护持。凡云游坐禅，一听所向， 以此为信，诸人毋得慢忽其教，违者国有常刑。”——《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俨然是给了藏区僧人游历内地名山佛刹，驻锡安禅，授徒传教的诸多礼遇特权，而且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还曾专门“

与此同时，明太祖对于那些在藏区名望较大的僧人，还“悉授以职，改摄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让其在明朝中原地区也能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明太祖朱元璋信奉佛教吗？并不是，属实只是“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罢了。——《明史·西域三》

<strong>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想通过对僧人的礼遇，以及所赋予藏区僧人的一系列特权，从而达到让中原百姓能够平等对待藏区少数民族百姓，拉近双方民族关系，继而实现缓解民族矛盾的最终目的。

继而凭借着“藏区”向来“政教合一”的特性，从藏区少数民族百姓的宗教信仰入手，通过明朝统治者跟藏区僧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逐渐切入到藏区的政治领域当中。从而达成确立明朝对“藏区”的统治地位目的。

明成祖朱棣示意画像插图

明成祖朱棣支持藏区教派

而后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在明太祖朱元璋所建立的“因俗而治”治藏方针基础上，又进一步加深了对藏区僧人的礼遇。就好比永乐四年（1403年），藏区高僧“哈立麻”向明朝朝贡之时。

明成祖朱棣不但“

<strong>与此同时，出于保障明朝封建统治地位的需要，明成祖朱棣不但对藏区众多僧人极为礼遇，连带着还极为支持藏区的各大教派。

正如史书所说，“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明史·西域三》

这段文献记载无疑就足以证明在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明朝廷跟藏区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俨然是呈现出一副更为密切且广泛的模样。一方面证明明太祖的“因俗而治”治藏方针已经初见成效，另外一方面则证明明成祖朱棣确实有意将其影响力继续扩大。

噶举派佛画示意画像插图

而且，相信大家从“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这段文献记载中也不难看出，明成祖朱棣赫然是总结了元朝时期独宠“萨迦派”，结果却被藏区另外一个教派“噶举派”取而代之，导致元朝在藏区失势的教训。

重新定位了当时藏区的政教格局，“

<strong>也就相当于明成祖朱棣实则跟明太祖朱元璋的目的一致，都是利用了藏区各大教派所特有的“政教合一”体系，在明朝给藏区各大教派领导人册封教王、法王、国师等头衔之时，潜移默化的参与到了藏区的政治领域当中。

从而凭借着明朝统治者跟教王、法王之间的等级差异实现确立明朝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

明朝法王示意画像插图

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兼崇其教”，将明朝各大教王、法王等教派最高领导人放在同一平行位置的举措，无疑也能有效的避免重蹈元朝时期独宠“萨迦派”的覆辙，使得“藏区”各大教派能够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层面，形成了均衡之势。

互不统属却又能互相牵制，无形中就又对“藏区”的势力集团进行了分化。有效避免了藏区各大教派因势力过度膨胀而可能对明朝封建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弊端。且更有利于明朝政权对藏区的实际掌控。

如此一来，在明太祖朱元璋因俗而治，礼遇藏区僧人，将藏区“少数民族百姓”放在了跟中原地区百姓同等的社会地位上，缓解民族矛盾以后，明成祖朱棣在其基础上又进一步“兼崇其教”，确保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地位。

且明朝后世统治者也几乎都秉持着同样的“治藏”方针，虽然期间也曾略有变化，但基本无出其右，那“藏区”终明一代，又如何不能呈现出一副相对安宁的和平稳定发展状态，为中华民族关系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呢？

明朝等级关系示意漫画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明朝之所以能在治理藏区之时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及时意识到了单纯的“武力威慑”属实对缓解“民族矛盾”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充其量只能说是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所能为明朝提供的一层保障。

所以这才制定了“因俗而治”的“文治”方针，结合“佛教”在藏区根深蒂固，且藏区向来“政教合一”的特性，礼遇藏区僧人，并把藏区少数民族百姓跟中原地区百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尽可能的减少藏区文化体系跟中原文化体系的差异，增加民族认同感，同时凭借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体系以及藏区僧人跟明朝统治者社会地位上的差距确定明朝的封建统治地位。

继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以后，又基于明太祖朱元璋“因俗而治”的基础，将其进一步的加强，并为了确保明朝封建统治地位的稳固而“兼崇其教”，使得“藏区”各大教派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均衡之势，互不统属，却又能互相牵制。

茶马互市示意画像插图

<strong>再加上明朝后世统治者也是一如既往的奉行“因俗而治”治藏方针，从而使得“藏区”终明一代，即便其一直呈现出稳定发展的势头，但实际的统治权却一直都牢牢的掌控在明朝政权的手中，民族关系空前的融洽。

正如“马克思理论”所描述的，“民族矛盾”的本质实则就是封建时期因物质基础以及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对抗矛盾”，而明朝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治藏方针却最大化的缓解了因文化差异而诱发的诸多不公平对待现象。

除此以外，藏区跟明朝所建立的“朝贡贸易”以及“茶马互市”等诸多经济举措，无疑也能最大化的消除“物质基础”上的差异，也就等同于明朝中原地区的百姓跟藏区少数民族的百姓在根本利益上达成了一致，又如何不能和谐共处呢？

所以，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明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因俗而治”治藏方针，确实对明朝稳固封建统治地位、缓解中原百姓跟藏区少数民族百姓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促进明朝“统一多民族政权”建设进程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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