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秦始皇一統天下，廢分封而興郡縣，開啟中國封建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以來，監察制度就一直伴隨著古代王朝的發展歷史。
從最初秦漢"三公九卿"制之中的御史大夫，到唐宋時期的三省六部之下的臺諫制度，甚至明清時期突出的錦衣衛等，都是皇權為了監察百官而設。在這些監察制度之中，御史大夫和臺諫制度，是以國家機構的形式監察百官施政得失，正大光明，按照法家學說來說，屬於法制。即國家以立法的形式來保證治理。而以錦衣衛為代表的"特務"監察，則屬於"術"治，即以權術來治理國家。
但術治派的特務政治，並不是明朝才開始的，早在南北朝時期，特務監察就已經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臺，並且，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務"監察的出現，很鮮明的表現出了為什麼在國家監察制度越來越完善的情況下，"特務"這種非常態的監察手段還會出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勢力的發展和王朝的快速更迭的大背景下，皇帝和臣子之間關係非常脆弱，為了穩固皇權，避開門閥勢力，"特務"監察手段應時而生
"特務"是個現代名詞，從字面意思上來看，是指執行特殊任務的人。這一點正好也是所謂"特務"的由來。最早的"特務"應該是指間諜，一般是出於軍事目的的需要，由軍事長官派出去執行偵察工作的特殊人員。
儒家亞聖孟子曾在《孟子·盡心下》之中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徵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徵也。"
所謂"春秋無義戰"，除了指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戰爭都是為了搶奪人口，土地之外，還有一層含義：即隨著周天子通下諸侯的權利弱化，古代戰爭的形式也從擺明車馬，約定地點和時間，雙方光明正大的決戰，演變成"兵不厭詐"，以層出不窮的兵法戰勝敵人。
換句話說，也就是春秋之後，戰爭的形式變得詭譎多變。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軍事情報的刺探需要就隨之而生，"特務"或者說間諜，也就開始出現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之上。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大漢王朝瓦解，舊的統治體系已經崩潰，但新的統治秩序還未徹底建立起來。魏晉王朝雖然實現了國家名義上的統一，但其下所管轄的門閥勢力，卻不異於一個個新的諸侯，他們表面上服從中央王朝的統治，但心裡卻只在乎宗族的利益，以鄰為壑。
更關鍵的是，不管是魏晉，還是南北朝。中央政府或者說代表中央政府的皇權，又不得不借助於門閥的力量統治全國。在這種政治體制下，皇帝和大臣之間的關係非常脆弱。
《三國志》曾有記載，就體現出了這種皇權與臣民之間的不信任：
"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既有變。"
曹操作為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主，也要擔心旗下收服的士卒的忠誠問題，更別提其他的繼任者們。
歷數從魏晉到南北朝的所有王朝更迭，幾乎可以說無一不是以臣子來代替君主，從統治者階層內部實現皇權的過渡。換句話說，做皇帝的，永遠不知道臣子之中的那一個會突然造反，取自己而代之。
有這個想法已經很讓皇帝寢食不安了，更危險的是，以門閥政治為代表的世家豪族，不僅家資鉅萬，富可敵國，蓄養私兵。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層層交織的姻親，師徒等等關係，在朝堂之中織成一張看不見的大網，使得國家原本的監察體系，形同虛設。
當皇帝的，可以說沒有比魏晉南北朝時期更慘的。作為國家名義上的主人，同時也是世家門閥一部分的皇帝，自然深知這種情況，為了更好的監察百官，保護皇權，一套行之有效，但又不受到國家正式官員體系影響的監察制度，就迫在眉睫了。
因此說，魏晉南北朝朝時期以"特務"活動為代表的監察制度，實際上是門閥政治下，君權對於臣權不得已的手段。
以侯官制度為代表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務"監察制度，脫胎於國家公器，最終歸於皇帝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具有臨時性的特點
那麼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務"監察活動都有哪些形式和特點呢？
以北魏時期的侯官制度為例。公元386年，隨著西晉王朝的南遷，北方在鮮卑族首領拓跋珪的帶領下，建立北魏王朝，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南北朝對立的新篇章。
鮮卑族首領拓跋珪
北魏政府建立後，為了監察百官，設立"侯官制度"。
《魏書·官氏志》中記載：
"初，帝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度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諸曹走使謂之鬼鴨，取飛迅之疾，以伺察者為侯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
從這段記載上來看，侯官制度似乎是國家正大光明的監察制度，不能將其視之為"特務"監察，其實不然。看一種監察制度是"法制"的立法監察，還是"術治"的特務監察，得從其監察活動的手段來看。
根據宋代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鑑》記載：
"義熙三年，魏主硅如豺山宮。侯官告'司空庾嶽，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硅收嶽，殺之。'"
因為一個郎官一句捕風捉影的"擬則人君"，就將位置只次於三公的司空給殺了，不調查任何的證據，不經過任何的審判程序，再比對明朝時期錦衣衛"風聞奏事，先斬後奏"的權利，可知所謂的郎官制度，就是毋庸置疑的特務監察手段。
前文說過，魏晉時期不同明朝的中央集權，門閥的勢力是相當強大的，在這種政治現實下，當皇權強勢的時候，以"侯官"制度為代表的特務監察活動自然盛行，但是當皇權羸弱的時候，諸大臣明顯不可能讓這種制度繼續下去。
這就形成了南北朝時期特務監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即隨機性和臨時性。也就是說，不同於明朝時貫穿三百年的錦衣衛制度，南北朝時期的特務監察活動實際上是時斷時續的，根據皇權的強弱臨時設置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務"監察制度加劇了當時君臣之間不信任的矛盾，也對後世皇帝產生了負面的帶頭作用
從影響上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務監察制度，對於當時的統治王朝來說，有利有弊。整體上實際上是弊大於利的。
在門閥制度盛行，君臣關係極為脆弱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原本君臣關係就極為敏感，掌握著皇權的統治者為了穩固政權，採取以侯官制度為代表的特務監察制度，一定程度上震懾了人心，穩固了皇權。
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南北朝時期各國變幻，開國之主一般比較強勢，能夠壓得住門閥勢力，這時候採取臨時性的特務監察制度，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王朝穩定，但也給後世留下了禍根。
皇權的繼承者們沒有開國之主威望能力，難以壓服門閥勢力，這時候特務監察的手段就成了嚴重的拖累，不僅無助於統治，而且還加劇了君臣之間的裂痕。
《孟子·離婁下》之中記載：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本來關係就很敏感，你還天天派特務監察，原本可能只是一件無關痛癢的小事，被特務報告給君主之後，臣子就得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準備反的，也逼不得已只能反了。這也是南北朝時期王朝迅速更迭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歷史的角度上來看，隨著古代封建王朝中央集權的逐漸加深，門閥制度很快就成為了歷史，但這種有助於皇權的"特務"監察制度，卻給後繼者的皇帝們一個負面的前例。明朝的錦衣衛和東廠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
更不幸的是，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務"監察制度，只是皇權為了自保不得已的手段的話，那麼到了明朝時期的錦衣衛和東廠等的設立，就徹底演變成為了皇帝為了謀取私利，對付大臣的一種手段。
千里之堤毀於蟻穴，惡劣的源頭一開，其後必然是洪水氾濫。
綜上，南北朝時期的"特務"監察制度的確立，其根源是在秦漢"三公九卿"的政治制度失效後，其後王朝沒有找到新的，符合時代特徵的監察手段，只能以"特務"來對抗日漸強大的門閥勢力，是古代中央集權的進程中，皇帝為了集權所選擇的一條捷徑。
但捷徑往往就代表著危險，果不其然，以"侯官制度"等為代表的魏晉南北朝"特務"監察制度，很快就從國家公器，淪為視線皇帝目的的鷹犬，徹底變成了"術治"，即以權術來治國的手段，不僅對當時的政治局勢弊大於利，還對其後王朝的皇帝，起了一個壞的帶頭作用。
記錄道家先賢莊子學說的著作《莊子》中曾言：
"善騎者墜於馬、善水者溺於水、善飲者醉於酒，善戰者歿於殺。"
以權術玩弄臣子的人，勢必要被權術玩弄。
參考文獻：
《三國志》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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