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句來自《詩經》中的句子被頻頻引用。新聞報道各個省市馳援抗疫前線的防護物資時，在標題常寫及“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伊朗外長拉扎夫在自己的推特引用了“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並表示“無論何時何地，伊朗始終與中國站在一起”；最近的一批從日本捐贈過來的醫療物資上更以紅色字體的漢文標註：“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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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來自三千多年前的古話淺白且鏗鏘。“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來自於《詩經》中的《國風·秦風·無衣》（後簡稱《無衣》）一篇，全詩如下：“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不同於我們今天引用該詩時賦予它的“同仇敵愾，鼓舞士氣”的意義，《無衣》在歷史中一直都是《詩經》中爭議較大的一篇：主要分為“刺”與“美”兩大陣營。
“刺”君主好攻戰，還是“美”將士忘生輕死
最早的、被認為是闡發《詩經》每一篇作品具體所指的權威《毛詩序》認為：“《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註解《詩經》的三家權威——漢代毛亨的《毛詩故訓傳》（即《毛傳》）、漢代鄭玄的《毛詩箋》（即《鄭箋》）、唐代孔穎達所作的《五經正義》中對於《詩經》文本及前人註疏的註解的部分（即《孔疏》）中都延續了這種“諷諫”說。
如孔穎達例舉了《春秋》中秦晉兩國的幾次征戰，認為秦康公好攻戰，故而百姓作詩“刺”其窮兵黷武。關於“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理解，《毛傳》認為：“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 《箋》申說：“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將“豈曰”理解為是反問句，是百姓責問康公何曾說過這樣與百姓同心同德的話？只是到了征戰的時候才說這樣的花言巧語。
《毛詩正義》註解《無衣》文本
“美”的陣營則要追溯到宋代大儒朱熹那裡，他在其所作的《詩集傳》中分析了秦人一貫風俗和在歷史中的形象：“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淫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山東諸國所及也。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
朱熹認為秦人一向尚武力，且在歷史上秦國也是很勵精圖治的國家，將“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認為是樂於戰鬥的秦人“平居而相謂”，是軍中士兵的相互鼓勵，並被傳成歌謠鼓舞士氣。因為該詩迴環往復又具鼓動性，加之一些歷史時期將經學立場的《詩序》《鄭箋》認為是“腐儒陋說”，過分拘泥，這也讓朱熹的說法很有市場，近代學者如程俊英、餘冠英等都從此說。
除了挖掘文獻和分析語義，也有學者從先秦時期語言文法上分析，如郭晉稀在其《詩經蠡測》中提出，此詩存在著為避免上下文重複的“承上”“探下”省略，對比“王於興師”，應該是上句省略了“王未興師”，上句有“豈曰”，則在一句應是省略了“則曰”，補全了全文則為：“王未興師，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則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因而認為這是秦伯的巧言令色，於是又在“諷刺”之說上扳回一局。
研究《詩經》的著作汗牛充棟，一首詩的傳頌當然要弄清其本意，而其能生生不息並不斷延展，或許正在於後世根據彼時的語境對其新的認定和解讀，有時甚至是完全藉助表面意義的發揮和鼓動，所謂“詩無達詁”也正在此，詩不是闡釋的歷史，更是一種闡釋的現實。
“裳”“澤”：最初的所指
《無衣》在“詩三百”中脫穎而出當然還有更多原因，如從其中的“袍”“裳”“澤”可以一窺先秦時期的服飾，“衣裳”現在是所有服飾的總稱，而在詩經的時代，這些名詞最初的所指則與現在非常不同。
古代的衣服主要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上衣下裳”的形制，另一個是深衣長袍的形制，二者在歷史中千變萬化，衍生出各種名稱、形制的服裝，但總體不離這兩個系統。
裳，在《〈世說新語〉大辭典》中被解釋為：“裳，古人所穿下衣。其形制是前三幅、後四幅分別聯綴為各成單元的兩片，腰部由一條帶子聯結而成，穿著時系在腰間。”可見“裳”在早期其實是遮蔽下體的兩片衣襟，左右兩側有縫隙，可以掀開。所以在《國風·鄭風·褰裳》中有：“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的句子，“褰”在這裡意為“撩起”，這還是不太雅的，這也是鄭風被則為“鄭風淫”的原因。大約在漢代，“裳”才逐漸演變成現在的裙的形制：將兩片衣襟連為一體，無暴露之虞。
李匯群《湮沒的時尚：雲想衣裳》中談及，裳也並沒有完全因為裙的出現而退出歷史舞臺，如芾，也稱蔽膝、褘、韡、巨巾、大巾等，就是由裳衍變而來的一種服飾。《詩經》裡曾多次提到芾，如《小雅·斯干》“朱芾斯黃，室家君王”，芾一般為長條狀，上窄下寬，底部為圓弧形，佩戴在革帶上，上端擋腹，下端垂膝，蔽膝之名，大概也由此而來。現存的東漢李冰石像身上所穿的就是蔽膝。
袍，西漢的字書《急就篇》解釋袍為：“長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辭源》註解袍為有夾層、中著綿絮的長衣。字書中“袍必有表”“袍，苞也。苞，內衣也”都點出袍最初是作為內衣穿用的。馬山楚墓出土多件戰國中期直裾袍，有絹、紗、羅、錦等各種衣著十餘件，多以絲綿充絮，右衽、交領、直裾。衣身、袖子及下襬等部位均平直。
馬王堆出土，直裾印花敷彩棉袍
澤，通“襗”，也是內衣，但是是更貼身的內衣。古代關於內衣的稱呼有很多，如澤、心衣、汗衣、褻衣、帕腹、寶襪、訶子、抹胸、主腰、肚兜等。“澤”名字的由來是因為“近身受汗垢之衣”。
由上，無論是最為內衣穿的“袍”“裳”還是貼身穿的“澤”，都是較為親密的，這也是《無衣》被認定是兵士之間相互鼓舞的一個例證，畢竟在禮制社會，以秦伯和兵士之間地位之懸殊怕是難有這樣掏心掏肺且毫無芥蒂的分享。
《詩經》中的古代服飾景觀
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的時代與社會景觀為題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通過對彼時女子的儀容、服飾的素寫白描，也為後世研究物質文化史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如北京服裝學院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團隊在其集體撰寫的《粉黛綺羅：中國古代女子服飾時尚》中所梳理的，《詩經》中已經可以歸納出當時女子服飾品類的五大色系：青色系、紅色系、黃色系、黑色系和白色系。
青色系涉及的色名有藍、綠、青、綦、菼、蔥。《詩經·小雅·采綠》中有“終朝釆綠，不盈一匊。……終朝採藍，不盈一簷。”《詩經鄭風·出其東門》有“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詩經·王風·大車》中有“大車檻檻，毳衣如菼”。綠、藍、菼，都可指代綠色的植物，和該植物用作植物染料。
紅色系包括的色名有朱、赤、璊等。染紅色的染材有茹蘆，即茜草。《詩經·鄭風·東門之嬋》中有“東門之嬋，茹蘆在阪”描述的就是生在山坡上的茜草。《詩經》中多處提到赤色，如“三百赤芾”、“赤舄几几”、“赤芾金舄”、“赤芾在股”等。硃色為當時的流行色，並常與素色、綠色搭配使用。
黃色在《詩經》中也多有出現，如“充耳以黃乎而”、“載玄載黃”、“狐裘黃黃”。《說文》：“黃部，地之色也。”古代可染黃的植物染材有梔子、黃檗、槐米等。天玄地黃，是原始先民對大自然最早的認知，玄衣黃裳，是最嚴肅與隆重的服飾配色。
值得一提的是，《詩經》中也注重到顏色使用的象徵意義，如《詩經·邶風·綠衣》道出黃色被僭越的幽嘆：“綠兮衣兮，綠衣黃裡。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朱熹的《詩集傳》中對《綠衣》一詩曾有言曰：“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之土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裡，言皆失
其所也。”可見，作為混合色的綠色不夠純粹，古人看來是一種較為低賤的顏色，而黃色是原色、純色，高貴的顏色，“綠衣黃裡”諷刺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同時也暗示了當時的服飾配色法則。
白色系在《詩經》中以“白”、“素”、“縞”、“雲”、“荼”字體現。素，《說文》解釋為“素，白致繒也”，即本色的未染的帛，就色彩而言，是白色的、無塗飾的色彩。“縞”、“雲”、“荼”，皆謂白色。出現在《詩經·鄭風·出其東門》一篇：“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闡，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黑色在《詩經》中以“玄”“緇”等名出現，《毛傳》：“玄，黑而有赤也。”《詩經·豳風·七月》有“載玄載黃”，即指將布料染黑又染黃。古代可以染黑的染材有橡斗、皂鬥等。緇，《說文》：“緇，帛黑色也。”
此外，《詩經》中如《葛覃》《氓》《羔羊》《巷布》中的“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氓之蚩蚩，抱布貿絲”“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等，都顯示出葛、麻、絲織物、裘皮等材料都在服飾中使用。
在服飾品類中，除了對於禮服、祭服的一些專用稱謂，用於對服飾稱謂之詞還有“衣”、“裳”、“服”、”縞衣”、“帨”等。而用於指代服裝各部位的術語中，“襮”、“衿”，指衣領，“袺”“裾”，指衣襟，“袂”與“祛”指袖子，其中袂為袖弧寬大的部分，祛指袖口收緊的部分。當然也有上述《無衣》中的“袍”“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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