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一過，春節基本過完。作為一個地方媒體的駐京記者，從浙江到北京，這個春節我連續被4個社區“追蹤”，真的印象深刻。
首先申明，本人在春節前期回了一趟浙江杭州、嘉興平湖（前後共4天），之後一直大門不邁、二門不出，無湖北武漢和疫區人員接觸史，至今身體健康，除了輪崗值班外，基本居家辦公。
今年1月，我從杭州來到北京，成為浙江日報北京記者站的一員。
春節前還好，雖然武漢不斷傳來疫情消息，我那幾個留在武漢新聞單位工作的大學同學也不時在群裡“彙報”下疫情情況，北京、浙江倒一切平穩，我們的採訪活動也很順利。
氣氛驟緊，發生在春節前兩天。1月23日，浙江省率先在全國啟動重大公共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當時我已經在北京回杭州的高鐵上。為了把自己的車子開回嘉興平湖老家停放，第2天（1月24日，除夕）一大早我就開車上了杭浦高速。剛出杭浦高速平湖南口，發現高速出口車陣排得老長老長，原來是當地交警和衛生部門在逐車逐人測量體溫。體溫正常，同時登記了車牌、聯繫方式後，我回到了平湖老家。
從此，開始了春節期間的到處被“追”記。
在家門口停好車，我遇到了鄰居翠華姐。翠華姐是老家社區的工作人員，連近距離說話都沒有，戴著口罩的她隔了老遠扯著嗓門告訴我：“非常時期，你從外地回來，春節期間要儘量呆在家裡，少出門，不走動啊。”我沒說話，只是頻頻點頭。第2天（正月初一）剛吃過中飯，翠華姐又打來電話就安全問題細細叮囑了一番，我跟她說：“您放心，我從昨晚到現在就沒出過門。等會兒就回杭州啦。”
當天下午，親戚開車送我回到杭州住處下城區竹竿巷社區，不再和熟悉的社區值班保安師傅叨嗑幾句，而是隔著崗亭玻璃相互揮了揮手，算是告訴他們我回來了。因擔心稍後幾天的疫情變動，我把原定1月30日回北京的高鐵車票臨時改簽到1月27日（正月初三）。
1月28日（正月初四），也就是我回到北京後的第2天，連續接到了杭州兩個社區的“追蹤”電話。先是，杭州居住地竹竿巷社區社工打來電話，得知我已離開杭州、近段時間竹竿巷家裡暫時無人居住時，電話中聽得出來她明顯鬆了口氣，並不忘提醒：“千萬要小心啊，有事記得找社區哦。”當天下午，杭州下城區長慶街道御蹕苑社區的社工也打電話給我，我說：“御蹕苑的房子我們半年前就賣掉啦，老早不住在那兒了。”這位社工還極其負責地問我要了房子買家的聯繫方式，說是“挨家挨戶都要了解掌握情況”。
1月29日（正月初五），我租住的北京市萬壽路小區打來電話，同樣詢問我最近有沒有出過門、到哪裡去過了，我都一一如實相告。1月30日（正月初六），根據北京市相關規定，萬壽路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後，社區又打來電話，通知我帶上身份證到社區指定地點辦理“臨時出入證”。自此，我在北京過上了這樣的日子：去超市測體溫、回居住地出示出入證並量體溫，偶爾輪崗值班測量體溫……
北京社區封閉式管理
北京社區封閉式管理
2月7日，萬壽路小區社工再次打電話過來回訪，我對她們表達了真誠的感謝。
回首短短半個月間，自己被京、浙兩地的4個社區電話“追蹤”，心裡覺得還是暖洋洋的。雖然，社工們在電話裡只是普通的詢問，也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她們放棄休息在崗工作的認真負責、她們對社區群眾安全的關切，我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
我們在戰“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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