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寄生蟲》、奧斯卡，應該是今天最火熱的新聞關鍵詞。
第一部非英文的最佳奧斯卡影片，第一位韓國籍導演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第一部拿到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的電影，以及原來被稱為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現在改為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獎項，奉俊昊四度上臺，領到中途的時候都調侃自己：“我以為拿完前面的都可以坐著休息了，今晚我要大喝慶祝！”
但誰能想到最重量級的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愣是又被這位1969年出生在大邱廣域市，土生土長的韓國男人拿到了。上臺領取最佳導演獎項時，這個頒獎季一直比較淡定的奉導終於“激動”了一把，在臺上說：
“我讀大學的時候，看了許多斯科塞斯導演的電影，感謝坐在臺下的他！還有，謝謝昆汀一直把我的電影放進自己的觀影名單裡，我愛你！我這下要喝到明天早晨了！”
但人們還是問了句：他配得上四座奧斯卡獎嗎？配得上，並且極具啟發性。
一位無拘束的導演
從去年5月21日在戛納電影節上映，在戛納拿到最高榮譽Palme d’Or金棕櫚獎創下韓國電影的記錄，再到韓國本土上映後掀起的全民觀影熱潮，以及去年夏天開始，《寄生蟲》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加拿大依次上映，
到了這個月，電影已經在全球拿下了1億美元的票房，打破了奉導自己的票房紀錄。
《寄生蟲》講述了一個貧困家庭的成員們，依次‘寄生’於首爾富裕階層家庭的慘烈故事。
通過奉俊昊導演強大的節奏處理和空間調度，呈現出的關於貧富差距、階層鴻溝的暗喻，以及故事的數次反轉和高潮，讓人直觀感受到了電影裡瀰漫的暗黑情緒。
幾個片段，觀眾彷彿都能聞到半地下室出租房裡飄出的臭味。
奉俊昊在7年前的一個瞬間，腦中有了一個關於窮人家孩子去富人家擔當家教的故事雛形。接受採訪時他說，自己曾經在大學時給富人家的孩子當過家教補課老師。到訪別人家，給他一種刺穿他人隱私的詭異感覺，像在偷窺別人的生活。
對於韓國名校延世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一邊熟記社會學問，一邊學習電影的奉俊昊來說，學生時代參與過各類活動，看遍各類名家大師的電影，將群體間的差異、貧富階層的鴻溝的故事放進自己的作品裡，成了一個必然的職業軌跡。
在《寄生蟲》之前，無論是在處女作《白衣人》，還是在知名作品《殺人回憶》。
或是《母親》裡，還有災難片《漢江怪物》中，眾多非完美的小人物，惡與善交織，勇於戳穿無能的社會機制，諷刺社會的醜惡現象，
奉俊昊在講故事時，一直直截了當，說打臉就是打臉，毫不妥協。
2006年《漢江怪物》大獲成功後，他收到了好萊塢的邀約，但自認有片場強迫症的奉俊昊說：“我只想拍自己想看想拍的東西。”而一個可以看、可以拍自己想要東西的導演，背後站著的韓國電影產業，必然也是他能夠成功的關鍵。
一個愛看電影的國度
《寄生蟲》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獎項後，製片人Kwak Sin-ae在臺上說，感激韓國的觀眾和電影業，沒有他們，就沒有片子的成功。
人口不到5200萬，一部電影能夠達到千萬人次觀看，就能夠被載入史冊的韓國，每年會舉辦多達20個國際電影節，例如釜山國際電影節、富川國際電影節等等。
雲集了眾多電視電影製作公司以及影院的忠武路，出了許多紅遍亞洲乃至世界的名演員。宋康昊、柳承龍、河正宇、薛耿求、李政宰、全智賢、安聖基、孔劉、金慧秀、元斌，都是觀眾熟悉的韓國演員。
但韓國電影一路發展到現在的規模，前期也遭遇了許多的波折。90年代初，韓國本土電影的份額只佔15.9%，好萊塢佔到80%。死氣沉沉的本土電影圈轉型，迫在眉睫。
1994年，韓國總統金泳三建議將韓國的文化傳媒產業，當作國家戰略發展規劃建設起來後，不僅韓國電影獲得了新生，韓流的雛形也得以出現。 五年後，《生死諜變》迎來了660萬的觀眾，打破了1997年《泰坦尼克號》創下的417萬人次記錄。
韓國電影，第一次打敗了好萊塢的電影。
也正是這個時期，韓國修訂了《電影振興法》，開啟了分級制度，分為全體可觀看、12歲以上可觀看、15歲以上可觀看、18歲以上可觀看的制度，解放了創作者和有顧慮的監護者。
讓不同類型的創作者在合適的土壤，沒有無端限制的奮力生長，國家重點幫扶，大型集團紛紛進軍影視業並展開投資，韓國的電影人，創作出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出現了樸贊鬱、金基德、李滄東、奉俊昊這樣，闖入戛納、威尼斯、柏林等大型電影節的導演。
而政府大興傳媒與文化的發展，電影的質量越來越高，觀眾們的觀影習慣與標準，也水漲船高，對影視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場競爭下，高質量的作品幾乎每年都會出現。
從本土火到海外，再趁一下韓流“西進”的東風，《寄生蟲》拍攝的2018年，北美髮行版權就已經被美國電影公司NEON買下。好的故事，可以越過語言和國籍的障礙。
電影的維度
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寄生蟲》的評價有兩極化的趨勢。
有的觀眾盛讚奉俊昊說故事的能力。有的，認為他電影裡的演員都成了導演控制的道具，只需要完成出演的任務，個人施展的空間極其有限，實在是過譽。還有的認為，今年備受歧視罵名的奧斯卡獎（白人創作者佔提名的絕大多數），讓一部韓國電影連奪四項大獎，是一種政治正確。
有人或許會反駁說：“憑什麼奧斯卡的標準才叫標準？”可奧斯卡並不是唯一偏愛《寄生蟲》的頒獎禮，金棕櫚、BAFTA、SAG、金球獎這些有權威性的頒獎禮上，電影也收穫了一系列的榮譽。
（《寄生蟲》獲得了演員工會美國電視和廣播藝人聯合會SAG的最佳群戲獎項）
你不能否認，韓國電影商業化、藝術化、國際化的成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奉俊昊個人的成就，也是韓國電影人和文化產業幾十年如一日的積累，並最終將韓國電影推到了一個，可以閃耀西方電影圈的位置。
（奧斯卡四項大獎、金球獎最佳外語片、英國學院獎最佳原創劇本、最佳非英語電影）
觀望隔壁家的驚豔成績，中國影人，同樣優秀，該拿的大獎，也早已收入囊中。
（張藝謀導演《秋菊打官司》威尼斯金獅獎）
（陳凱歌導演《霸王別姬》戛納金棕櫚）
這幾年，我們也不缺乏商業藝術結合，有深度和社會意義的電影，更有科幻題材的突破大片。
但任何一個產業的進步和革新，都需要政策制定者、創作者、觀看者的共同努力。當我們看電影的時候我們在看什麼？You are what you watch，你看的東西，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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