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儒生治國的背景下，士人群體在國家社會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strong>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時候，士人們關注社會和德行，多崇尚君子人格，而當其衰落的時候士人更關注自我和才情，士人精神更為灑脫與不羈，是為名士風流，千古絕唱。

東漢中後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政權，在與黑暗政治的抗爭中，士大夫階層中的清流集團彰顯了其道德力量。但是隨著宦官集團對清流士人的打壓，儒生們試圖把國家拉回正常軌道的希望破滅。漢末大亂及曹魏的名法之治和通達之風使士人們的君子人格陷入困境，九品中正制的推行為門閥士族的崛起提供了保障。

魏晉時期，伴隨著名教世界的不斷衰微，名實乖離的現象日益嚴重。對現實政治的失望、對名聲的追求，使道家、法家思想以及人物品鑑之學受到重視，在士人中間開始流行隱逸以及通達之風。在門閥政治之下，士人們玄儒雙修的理想人格為社會普遍崇尚，同時佛教思想也滲透其中。竹林名士重老莊之學，追求率真自然，反對虛偽名教，士人精神開始轉向內斂無為，名士風流在各方面都得以彰顯。

一、東漢中後期名教世界危機

東漢中後期天災人禍層出不窮，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也使東漢前期確立的名教世界陷入了深重危機。名教世界的危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皇權危機。名教世界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君臣父子是名教之大本，皇權出現危機就會動搖名教世界的根本。二是社會危機，東漢社會“尚名節”，但一些士人刻意求名甚至作偽邀名，這樣就使名實乖離的現象愈演愈烈。三是學術危機。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今文經學越來越顯得荒誕、僵化和繁瑣，無法起到維繫人心的效果。

東漢王朝有個極為突出的現象，就是“東漢諸帝多不永年”，並且皇統屢絕，這是東漢中後期政局混亂的關鍵因素之一。清代學者趙翼說：<strong>“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

東漢政權是依靠士大夫的支持而建立的政權，跟隨光武帝劉秀打天下的功臣宿將多是一些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甚至軍事實力的豪族大姓，光武、明、章三帝時期能協調社會各部分而成盛世，但章帝之後由於幼主即位，外戚宦官爭相奪權，權力格局的混亂使得政權各組成部分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而導致政治危機。

東漢中後期不僅出現了嚴重的皇權危機，社會層面也弊端叢生，這主要體現在選官制度上。兩漢的選官制度是名教世界得以維繫的基本制度之一，選官制度的順利運行能夠促進社會階層之間的上下流動，而使社會結構保持彈性和活力。東漢士人“尚名節”，本意為激勵儒生對君子人格的追求，但是東漢選官卻注重德行，就使得尚名轉向了竟名。

道德應該提倡，但不能要求太高，更不能以此標榜，否則一旦覺得高不可及或虛偽不堪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走向道德的反面。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放蕩，尚浮虛而亡禮法。“尚名節”對於士人精神來說難能可貴，但走上了極端而成苦節就難免顯得矯揉做作。“尚名”之弊給東漢選官制度帶來很大的危機，不但導致社會虛偽風氣的泛濫，即使選拔的是真孝子也往往無益於治。

二、學風新變和士人精神的轉變

伴隨著東漢中後期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其意識形態也陷入了左支右絀的困境。支撐東漢名教世界的經學日漸式微，官方的讖諱學和今文經學在經過東漢初期的短暫輝煌後，因其愈發繁瑣、僵化和荒誕而引起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不少儒者拋棄了虛妄的讖諱學和今文經學，研究和學習較為平實的古文經學。

<strong>與此相伴的就是諸子學的悄然復興，不少學者開始向道家、法家和名家思想中尋求思想資源，以找到處理社會政治危機的辦法或解決個人的生命安頓問題。東漢中後期的思想界是暗流湧動，預示著學術思想的重大轉型，成為魏晉玄學的先聲。

在社會政治急劇動盪，價值標準失衡的情況下，士人是無法保持從容儒雅的君子風範的，在此情形下他們不得不對這個世界重新加以審視，以做出人生道路和理想人格的重新選擇，並且浸潤原來的文化越深、信仰越堅定，他們的改變就越發痛苦。

東漢後期，獨尊的今文經學日益暴露出僵化、繁瑣、荒誕等弊端，加上政治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一些士人選擇了隱居不仕，注重保身全性。避世遠禍的黃老思想與老莊之學漸次流行，魏晉時期“貴玄言，宗老氏”的學術風氣在東漢已開其端。

在社會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東漢中後期的士大夫階層出現了顯著的分化，大體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一類是屈服於黑暗勢力甚至主動與之同流合汙的，這類士人淪為獨流，為士林所不齒；一類是保持東漢前期盛行的謹慎拘斂、溫柔敦厚、明經修身的中庸之道，但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不免淪為鄉愿；一類是面對黑暗勢力挺身而出，直言極諫，雖殺身而不悔；還有一類就是潔身自好，退隱山林，放棄對朝政的關注。

懷祿耽寵、依附權貴的士人代代有之，其人格不足論道。<strong>但是後兩類士人面對形勢的逼壓，堅守自己內心的道義原則，雖難免流於狂狷，但仍不失君子之道，他們才是君子人格的堅守者，士人精神的傳承人。東漢黨錮之禍前後，士人先後經歷了兩次自覺，士人精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們從對君子人格的崇尚轉向了對名士人格的追求。

在“甜痔結駟，情偽萬方”的時代，清流士人們以強烈批判的精神，擔荷起正直的道義，他們不惜用流血的代價，展示著社會的良心。如果說黨錮之禍的第一次自覺還保留著對君子人格的真誠堅守的話，那麼第二次自覺則意味著名教世界崩潰後名士人格的勃興，開啟了魏晉時代士人理想人格的新模式。

三、“通達之風”與君子人格的困境

曹魏政權統一北方後，為了壓制住北方的門閥士族，政治上推行“名法之治”，而在社會上卻盛行“通達之風”，這是東漢名教衰微後的產物。上至君王，下至士民，不少人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行為上都擺脫了儒家名教思想的束縛，追求一種更加自由通脫的人生，縱情越禮的行為時有發生，這也是動盪時代一種常見的現象。

學風上的通達也影響到行為上的通達，表現為不受名教觀念的束縛，縱情越禮，逞才使氣，體現出強烈的個性解放色彩。當時抱持禮法觀念的人雖然對此深惡痛絕，屢加貶抑，但通達之風卻在社會上日益流行。到了曹魏後期，這種通達之風最終催生出了新的社會思潮和理想人格，這就是玄學和名士。

名法之治和通達之風無疑都是對綱常名教的顛覆和破壞，在這樣的政治環境和社會風尚影響下，東漢士人崇尚的君子人格顯得黯然失色，持守君子之道、君臣大義的士人或被殺戮，或選擇隱遁，剩下的只能是心口不一、有虧道義的偽君子。

魏晉時期，多為世家大族的浮華之士，他們仿照漢末名士的做法，相互標榜品題，影響士林輿論，這代表著魏晉新一代士族的名士風尚。他們在政治上屬於權勢者一方，已無“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的信念，不再以清議方式對抗專制皇權，而是利用優越的家族勢位分割權勢，奢侈享受，清談玄理，虛無放誕，成為一種新式的文化貴族兼政治貴族。

魏晉亂世，社會秩序在重建中荒誕不經，一方面是名士們清談論道，大暢玄風，形成了在中國思想史上煥發異彩的正始玄學，留下了令後世津津樂道的名士風釆。<strong>另一方面則是暗流洄湧，風雨欲來，史稱“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四、魏晉門閥政治——名士人格的畸變

從黃巾起義到曹稱帝，三十餘年間，戰火紛飛，使整個社會殘破不堪。這是一個人命危淺的時代，戰爭、饑荒以及統治者的虐殺，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人們的生命，死亡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現實世界是如此的殘酷，而人們心目中的價值世界也支離破碎，那種以仁義道德、

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名教價值理念，已經失去了實際效果，甚至成為統治者誅殺異己的工具。如何重建社會秩序？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究竟何在？在這樣的時代需要什麼樣的理想人格？成為縈繞士人心頭的一個沉重的話題。

兩漢重君子，魏晉重名士，而這和門閥貴族的興起繁榮有著莫大的關係。士族的興起發生在皇權衰微的東漢中後期，在與外戚和宦官的抗爭中發展壯大，東漢開始形成的門閥士族日益崛起，到魏晉時期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門閥士族因為他們的影響力而實際掌控著社會輿論和士人品評，而名士也更容易從這些士族中間產生。

漢末的黨錮之禍以及隨後引發的農民起義使當時的門閥士族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但事實上卻是新興的門閥士族從劫灰中站起來，控制了整個社會。<strong>很多士族由與權力的對抗轉向了與權力的合作，開創了門閥制度與門閥政治的新局面。

西晉立國之後，推行以孝治天下，試圖重建名教世界，但西晉政權的獲得本來就有違名教所倡的君臣大義，忠的觀念幾乎無法提及，政權嚴重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兩晉時期是門閥士族在社會上佔據統治地位的時期，門閥士族在政治、經濟方面獲得很多特權。這一時期也是名士的時代，士族們以名士人格作為自己的理想人格，而名士人格經過西晉時期的畸變之後，經過士人的反思，最終出現後世盛稱的“名士風流”。

魏時期士人的理想人格已經發生了從君子到名士的轉型，崇尚虛無、妙談玄理的正始名士，逍遙放達、脫略禮法的竹林名士形成名士人格的兩大類型。魏晉名士在人格上體現出畸變的特色，他們一方面追求個性解放和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又貪戀世間的榮華富貴，徘徊在出處進退之間無所適從，表面看上去是瀟灑風流，而實際上則體現了人格的萎縮與怯懦。

五、玄佛交融思潮對魏晉士人精神的塑造

魏晉玄學發展到東晉已呈衰落之勢，東晉名士雖然以極大的興趣和熱情從事清談，但在義理方面卻少有發揮，真正能為思想界帶來新意和衝擊的是外來的佛學。佛教正是在這一時期為上層社會所接受，高僧們紛紛加入了清談的行列，他們通過“格義”的方法對佛學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名士的口味，而佛學精深的義理也吸引了名士的注意，因此在東晉時期興起了玄佛交融的思潮，對名士人格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初入中國的佛教，與道家關係非常密切，在形態上也呈現出佛道一體的特徵，東漢靈帝時期的佛學著作《牟子理惑論》更是在理論上將佛教和道家思想進行融合，為以後的玄佛交融奠定了基礎。魏晉時期，“名士”與“名僧”的發生交涉，雙方在生活行事上有可以相投的地方，隱居嘉遁，不拘禮法的行徑更是帶動了玄佛融合。

<strong>玄佛交融的思潮大興於東晉時期，西晉後期的“八王之亂”以及繼之而起的“五胡亂華”，造成了社會的崩解以及精神的危機。社會的信仰缺失，苦難頻仍，給了以解決生命終極關懷問題為目標的宗教提供了發展的契機，自此佛教開始全面融入中國社會。

在風雨飄搖中建立起來的東晉王朝，朝野上下面對艱難時局而惶恐不安，而佛教宣傳的因果報應說、解脫說和淨土思想無疑能為他們提供精神的慰藉。王公貴族引高僧為師友、名士引佛學入玄學成為一時風尚，而高僧也藉助玄學闡發佛理，涉足清談，周旋於帝王大臣及名士之間，一時間佛教大盛。

結語

魏晉風度的集中體現就是名士，名士人格是在黑暗政治的壓迫下從君子人格中分化出來的，從一開始出現就是分裂和扭曲的狀態。無論是漢末黨錮名士亦或者竹林七賢，他們的內心世界往往是焦慮痛苦的，他們想擺脫汙獨的現實世界而獲得身心的自由超脫，但卻無法脫離世俗的羈絆成為真正的隱士，他們放蕩形骸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一顆痛苦的心靈。

真風流的人，必有深情，必有玄心。玄心是超越情感，超越自我乃至無我，做到個人的禍福成敗以及生死都不介意。而深情是對於宇宙人生的感唱，對萬物都有一種深厚的同情。情有哀樂，真風流的人的最高境界是忘情。曹魏重名士，而無才無以成名士，魏晉士人在文學、藝術中揮灑自己的才情，注重個人的精神自由又不危及人倫秩序，以放達越禮的方式來表達對現實虛偽名教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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