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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庾氏和桓氏

说起东晋四大家族“王谢庾桓 ”还得从东晋的门阀政治说起：

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此前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

偏安江左建东晋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

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

颍州庾氏，居琅琊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治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巩固了琅琊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

谯国桓氏以桓温为代表，桓温多次北伐，增进了个人实力和威望，导致其野心膨胀，想篡东晋皇权，后世对其褒贬不一。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

陈郡谢氏以谢安为代表，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拒抗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间进入士族的最高层，此后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谢玄被解兵权，旋即相继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却巩固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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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与王、谢齐名的家族，不只两个，算上王、谢，前后应有六大家族。

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是研究东晋政治演绎的经典之作，该书中涉及的家族就包括：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

本文便以此书为参考，介绍一下这六大家族。

交融共生，共同创业——“王与马，共天下”

先说琅琊王氏，田余庆认为，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里的“共天下”，不再是指西汉以前的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因而这种“共天下”，与分封制是不同的，是封建皇权制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

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

琅琊王氏的核心人物：王导，后世评价他为一代名相，并不认为他是权臣奸臣，不得不说是极为特殊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个人看法：这种共天下是一种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是符合社会状态和规律的，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所以时人不以为非。

西晋是实行分封的，而分封的诸王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

究其本质，地方权力扩大，在相互竞争或谋求自保的驱使下，地方长官与当地士族合作，造成了世家大族的兴起。

司马睿之祖司马伷于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也就是后来的琅琊王氏。司马伷、司马觐以及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可以说这两个家族早以成为一体，彼此交融了。

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述及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这样长时间的交融共生，自然不会随着东晋的建立而改变，“王与马，共天下”的基础正在于此。

士族为何在东晋政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无论是司马越还是司马睿，他们都不是皇室正统，没有合法的继承权。所以他们的执政，必须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倘若东晋要集中皇权，打压士族，那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前提。并且他们为了获得南方士族的支持，还必须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与北方胡族政权相抗。

综上所述，东晋出现“共天下”局面，士族掌权，皇权衰落，放在其他时代可能是不合理、不正确的，放在这一时期就是合情合理，而且必须要这么做的。

正因为东晋与门阀士族的合作，才使得这一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才保证了汉族政权没有被北方胡族所消灭，其精神文化得以保存。

我们后人，也不应该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或受意识形态影响，去无端的批评那个时代。

士族专兵与流民帅——郗氏家族崛起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是因为皇权不振，二是由于东晋是流亡朝廷，自己在南方根基不稳，也无法控制大量北方流民，这些流民很容易就会被士族控制。

可以想见，东晋初立，危机四伏，各大有实力的士族完全有取而代之的实力。王敦叛乱就是一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力挽狂澜作用的，是郗鉴。

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十分困难。

据田先生考证，“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当时，统帅流民者多为熟悉流民情况，作战经验丰富的流民帅，他们大多数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历史。他们所统的武装力量长期相随，带有私兵性质。郗鉴本人就是流民帅之一。

面对王敦叛乱，郗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那就是与东晋朝廷合作。

作为流民帅的代表，太宁二年（324年），郗鉴与明帝密谋用流民帅的力量以对抗王敦。然而，流民是东晋唯一可用的兵力，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

个人认为，这种作法短期有利，而长期贻害。它虽然减轻了流民军队对东晋的威胁，但另一方面，也给了流民帅极大的自我发展空间，造成这些流民始终不能为朝廷所用。朝廷无兵，自然也就必须仰赖于士族，此后的淝水之战也是如此。

不过，这只是我们后来者的分析，如果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

郗鉴在平定王敦之乱中有功，更重要的是，他以徐州刺史之位据有京口，不断经营之下，使得京口成为一大重镇。

田先生概况京口的作用，主要有三点：即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如此，郗氏成为琅琊王氏之后又一大影响东晋政局的家族。

郗氏之兴，力量的基础是流民。郗鉴的此后的活动，也处处以流民为中心来展开。而他不求竞逐，谦退自处，与东晋朝廷合作的态度，是东晋王朝能够度过早期困境，安稳发展的一大关键。

门阀士族与东晋朝廷，本来就是合作共生，而不是对立的，这一时代“共天下”出现的合理性，也正在于此。

借助对外作战而兴起——庾氏、桓氏与谢氏

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

田余庆认为，“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样士族与皇权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平衡。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一家独大、左右政局的局面。如琅琊王氏、高平郗氏的出现，是因为王朝初立，根基不稳，特定的背景下需要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一旦东晋站稳了脚跟，这样因时势而兴的家族便没落下去了。

此后兴起的家族，多是借助对外作战，掌握军队和军事重镇而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颍川庾氏。庾亮兄弟辈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经营北伐。庾氏经营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并牢固掌握襄阳。

庾亮、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终于把襄阳区域的桓宣势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据领域之大，声势之显，是前此王敦、陶侃诸人所不能及的。

在东晋历史上，北伐本来是正义的口号，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在祖逖之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多是为了凭借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

又如谯国桓氏。实际上桓氏所走的道路同庾氏相似，桓氏正是以庾氏在长江上游经营的的成果为基业兴起的。

田余庆认为，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

这两方相争，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而桓温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多次北伐的胜利，凭借功勋和声望，控制了权力中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至于陈郡谢氏。桓温死后，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廷需要文武良将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

太元四年六月，君川之捷以后，谢玄又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一镇。谢玄的北府兵就是在这里组建的，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此后，在决定东晋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谢氏的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这时，谢氏家族的势力达到顶点。

纵观这几大家族，都因对外战争获胜而使得势力达到鼎盛，又皆因战争结束而失去作用，后因战争失败而没落。

东晋王朝在结束了早期的重重困难之后，抵御外敌成了王朝的主要任务。因而谁掌握了北伐的旗帜，谁就掌握了整个政局。

但以战争为凭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战争总有短暂的结束，并且也总有战败的时候，所以以战争兴、自然也容易因战争而亡。

依赖皇权扶植而兴起——太原王氏

淝水之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战后，原本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北方陷入混乱割据，再无暇南顾，而南方的东晋政权压力骤减，再也无需时时担心北方的入侵。

而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门阀士族来说，并不算一个好消息。

东晋政府之所以始终仰赖于门阀士族，皆因士族掌握着军队，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而现在东晋政权不再需要担心北方的入侵，也就意味着再没有一个家族可以凭借对外战争而左右政局了。

值此背景，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此时的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以及足够强势的人物，所以只能依附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

但是在这一时期，不仅士族没落了，皇族也并没有出现足够出类拔萃的人物。

十余年瞬息变化的政局中，不论是皇帝、相王，或是权臣、藩镇、士族，没有一个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

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破坏了，而皇权政治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失去了北方的威胁，整个东晋竟也很快腐朽没落下去。最终，他们反而被出身次等士族的刘裕所灭。

总结

魏晋士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为何在之前、亦或之后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未能出现类似与此的阶层呢？我在此做一点个人的分析。

先说秦以前，当时国家并不算统一，各诸侯封疆裂土，战乱纷纷。而门阀士族的出现恰恰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域和政治环境，可以说那时并没有合适的土壤使之生存。

到秦代，重法轻儒，重实轻虚，没有文化氛围，也就没有养料。士人难以靠家学文化以达显贵，更不可能代代相传，成为望族。

而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稳定的政治环境有了，儒学地位提升，文化氛围也有了。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还没有那么严密

无论是西汉初年的分封，或是东汉州牧的掌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都称不上强力。这样就给了地方士族发展的空间。他们大多凭借与地方长官的合作，渗入政治权力内部，代代相因，形成大族。到魏晋，随着皇权的急剧衰落，士族的地位便达到了最高点，皇权必须依赖于门阀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

魏晋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依然存在，但给士族发展的空间却变得狭窄了。

首先是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此前不断出现的分封现象，几乎绝迹。地方长官再也无法掌控军政大权，处处受到中央控制，宋、明以后尤其如此。

至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出现，虽然地方权力甚大，但大多数是武人当政，对文化的破坏极大，士族自然也难以生存。

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出现。这使得门阀士族垄断政治权力的现象不复存在，这一点在宋代以后更为明显，社会上无论何种阶层，都可靠科举以达显贵。虽然士族凭借着家学优势，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但毕竟不像从前那般地位不可撼动了。

因而，魏晋以后，虽然土壤和养料都很充足，但栽培者也加强了自己的控制，不再任由它生长，同时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生长壮大的机会，也挤压了它的生存空间。如魏晋那般可以和天子“共天下”的士族，也就不能重现了。

田余庆总结：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造作的楚狂人

刘禹锡有诗言：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是怀古，凭吊东晋时南京的繁华鼎盛，表达今非昔比的沧桑巨变，但也写出了王谢两家在东晋时期无与伦比的超凡地位。事实上，东晋时期的大家族门阀共有四个，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联姻，成为了掌控军政大权的实际领导者。

琅琊王氏，其始祖在周朝时是周桓王之子，本为姬姓，因驱逐赤狄有功被赐姓王姓，后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名震天下的大将王翦。秦朝覆灭后，王翦的曾孙王元一脉迁到了山东琅琊。等到西汉汉昭帝时，琅琊王氏之中，王吉官至博士谏大夫。至此，其后代世代为官，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

伴随着五胡乱华和西晋的覆灭，司马氏的政权岌岌可危。出生于琅琊郡临沂县的王导，趁此时机拥立了好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史称晋元帝。东晋建立后，王导先被拜为骠骑大将军，封武冈侯，仪同三司，后又进位司空，拥假节之权，领中书监。同时，王导的堂兄王敦任大将军，封汉安侯，掌控着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赋税，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态势，这也是琅琊王氏最为辉煌的时期。

陈留谢氏，出自陈郡阳夏。“王谢风流满晋书”，在东晋时期，能与琅琊王氏相比肩的，唯有陈留谢氏。相比于琅琊王氏，陈留谢氏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却很快。

谢氏一门直到谢尚，谢万出仕后，家族才开始兴旺，至谢安任相，谢玄组建了北府兵，且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后，谢家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六朝之后，世间多以王谢并称。

谯郡桓氏，发迹于桓彝。桓彝最初在齐王司马囧的麾下任职，晋元帝时才受封，名显朝廷。桓彝之子桓温更是晋明帝的女婿，且除了拥有皇亲国戚的光环外，还拥有过硬的真本领。

公元346年，桓温出兵伐蜀，消灭了成汉政权，解除了东晋处于半包围状态的不利局面。此后，桓温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伐作战，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打出了东晋的威风。

不过桓温的功勋虽大，意图反叛自立的野心却也更大。虽然桓温本人的篡逆之举被谢安等人阻止于无形，但是桓温的儿子桓玄还是起兵反叛了，建立了桓楚政权。

颍川庾氏，兴起于魏晋之间，在西晋时期就享誉盛名。东晋建立后，颍川庾氏更是文学家辈出，创作成果斐然。不过，与其他三大家族相比，庾氏一族主要任职都在文职上，其家族地位更多的也是依赖于治理文职和文学成就而存在。

在东晋四大家族中，颍川庾氏属于影响最小，实力最弱的一方。且在庾亮北伐一败，忧郁愤恨而终，庾翼北伐再拜，染病而亡后，颍川庾氏的门第开始了迅速的衰落，成为了东晋四大家族中第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门阀。

深蓝妖火

庾家差一些，庾家主要是文臣，

在治理文职是，培养派系，有些建树。

对历史推动 没有太大作用。

重要恒家

恒温为代表，建立，南北朝的基础与延续。

其子，称帝，对于汉政权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恒家，以恒温之父，建立的集团为根基。

以后取的军权，加九锡，但未能称帝。

恒温还是北方氐族的入侵，有一定的对抗。

对当时，汉文化，有促进作用。

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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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是东晋时出现的两个大家族，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一共有四大家族前前后后把持着东晋政权，代替皇权统治国家，除了王、谢还有桓、庾两家。

西晋灭亡之后，大量士族南渡过江，东晋的司马氏政权是由士族拥立起来，所以皇族的威严大大折扣，而门阀士族在国家政治中占有支配地位，各大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皇帝做为国家的精神统治，只负责祭祀，而国家的治理完全由大士族说了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国家治理体系，随着刘宋的建立，这种治理体系也走向了终点，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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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有四大家族，他们的权利几乎已经垄断了整个朝廷，甚至是要大过皇权。这四大家族分别是王、谢、桓、庾四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门阀士族集团。

龙亢桓氏

龙亢(今河南永城市)桓氏是齐桓公的后裔，早期名人可以最熟到东汉初期的名儒、大臣桓荣，深得光武帝刘秀赏识。晋朝名臣桓彝是桓荣的后代，江左八达之一。桓彝在西晋时开始为官，永嘉之乱后，桓彝继续效命东晋。在王敦之乱时，桓彝被晋明帝擢升为散骑常侍，开始参与朝廷的军机大事，王敦之乱平定后，由于桓彝屡次立功，再次加官进爵。

东晋时期，桓氏最出名的人物，当属桓彝的儿子桓温和孙子桓玄。桓温长相雄伟，气度不凡，娶了晋明帝司马绍将嫡长女司马兴男。成了驸马，桓温的仕途也逐步上升，出镇荆州时，逐渐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当时在蜀地，有一个分割一方的政权——成汉，由巴氐族领袖李特所建。如今皇位传至李势，其荒淫无道，成汉一步步走向衰亡。桓温看准了这个建功立业的机会，率军讨伐成汉。公元347年，桓温兵至成都，李势投降，成汉灭亡。桓温攻灭成汉一战，使得桓温一战成名，不容小觑。桓温治下有八州之地，能够自行招兵买马，渐生不臣之心，为朝廷所忌惮。

公元350年，苻健建立前秦，桓温打算率军北伐。第一次北伐，战绩平平，而第二次，一举收复了洛阳，使得桓温在朝廷中的声望再一次拔高，足以左右朝廷的决定。但是第三次北伐，大败而归，威望大减，但还是在朝廷中有着绝对的地位。桓温的权势一步步加重，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他当初的北伐，也可能是为了日后的篡位做好准备。桓温后来病重，又不敢遗臭万年，始终不敢下定篡位的决心。他想要加九锡，却一直受制于王坦之和谢安的势力，至死不能如愿。

桓温侄子桓玄接替了桓温的职位，并进一步集权，总揽朝纲。公元403年，桓玄封楚王，加九锡，不久后便逼晋帝禅位给他，改国号为“楚”。不久，以刘裕为首的数名将领，起兵勤王，讨伐桓楚。桓玄大败而逃，不久战死，桓楚政权在桓氏手中苟延残喘，终在公元410年，桓石绥被杀，桓楚政权灭亡。

颍川庾氏

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庾氏，相比于其他三个家族影响要稍微弱点，主要活跃在东晋时期，在南北朝后便迅速衰败。庾氏最早起势于魏晋时期，但是没有像其他三个家族那样有赫赫有名的人物。东晋时期，庾氏最有名的人物当属权臣庾亮。

司马睿还为琅琊王时，庾亮便被司马睿召为西曹掾，颇受器重。后来，王敦之乱，庾亮站在皇室这边，被拜为左卫将军，和诸将一起抵御王敦的部将钱凤。王敦之乱平定后，论功行赏时，庾亮为人清正，对于所赐官爵皆不受，被司马睿欣赏。由于司马睿要制衡琅琊王氏的势力，便逐渐提拔一些其他的势力，庾亮也成为被重用的对象，但还不是朝廷中的核心骨。让他变成权臣的，是得力于他的妹妹庾文君。晋元帝司马睿听闻庾文君贤良淑德，便选她为长子司马绍的太子妃。王敦掌控朝政时，司马睿形同傀儡，郁郁而终，司马绍继位，庾文君被册封为皇后。司马绍年少有为，平定了王敦之乱，但英年早逝，年仅五岁的晋成帝司马衍被推上皇位，皇太后庾文君临朝听政，王导作为肱骨之臣，选为辅政大臣理所应当，而庾亮也能选为辅政大臣，多半是靠他的皇太后妹妹。

庾亮上位后，自然和王导之间有些明争暗斗，加上妹妹的支持，颍川庾氏的势力略占上风。由于坚持征召平乱有功的苏峻入朝，导致了苏峻之乱，但成帝并没有因此怪罪于他。庾亮引咎决定退出权势中心，出镇芜湖。庾亮多次平定叛乱有功，被朝廷嘉奖，而长江等地的重镇，皆为庾亮所控制。后赵皇帝石勒去世后，庾亮不顾朝廷经历了王敦、苏峻之乱，应当休养生息，强行北伐，最终导致失败，第二年郁郁而终。庾亮的两个弟弟庾冰和庾翼接替了庾亮的职位，庾氏的实力也开始达到最顶峰。庾翼也以北伐为己任，但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庾氏北伐的计划彻底告终。由于庾氏家族后继没有很有才能的人，随着庾冰和庾翼相继去世后，颍川庾氏的家族势力也逐渐衰弱。

牧荑

桓家和庾家

桓氏一族发迹于桓温的父亲桓彝，桓彝是谯郡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龙亢镇北)人，最初在齐王司马冏麾下任骑都尉，晋元帝时受封安东将军，之后"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晋书》)。桓温是桓彝之子，晋明帝的女婿，受到中书监何充的赏识，被封为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虽有皇亲的光环照耀，但桓温能有后来的地位，客观上说，是靠真本事打下来的。其时，北方的后赵政权与西南的成汉结盟，对东晋形成半包围之势，两害相权取其轻，灭掉成汉便成为东晋的首要目标，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桓温，桓温也因此在朝中名声大振，后来升至大司马，长期执掌朝政大权。

　　桓温的三次北伐，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却在客观上打出了东晋的威风。第一次，主要对手是氐族的前秦政权，一直打到霸上(长安以东)，北伐军很受欢迎，"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晋书》)，但是由于后来粮草不济，只得退兵;第二次，打败姚氏的羌军，收复了洛阳。但随后便被刚刚兴起的前燕慕容氏击退。第三次，是与前燕慕容氏对峙，开始时势不可挡，占尽先机，最终在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一役，遭到前燕大将慕容垂的骑兵伏击，铩羽而归。

　　桓温有篡晋室自立的野心。攻灭成汉、三次北伐，都是在树立自己的威信，捞取政治上的资本，为最终的篡立做着前期准备。"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世说新语》)的名言，便是出自桓温之口。桓温在有生之年虽没能实现篡立的目标，却奠定了家族不可动摇的地位。到了他的儿子桓玄时，终于起兵反叛，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公元404年建立桓楚政权。桓楚政权被刘裕的北府军打败后，桓氏家族余众仍与晋室对抗多年。桓氏一族的反叛，也让本就日趋没落的东晋朝，变得更加摇摇欲坠，最终被刘宋所取代。

　　庾家

　　庾氏庾亮继承了大权臣王导位置，庾亮死后他的弟弟庾冰接任大权臣的职务，庾冰的弟弟庾翼则把持东晋最重要的外镇官员荆州刺史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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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家，龙虎山张家，两姓延续，不在王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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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家和庾家

關鍵字: 庾氏 历史 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