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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都不主張以德報怨的，沒聽說過呀

北派說書人

需要說明的是儒家主張以直報怨，不是以德報怨，是道家主張以德報怨。以直報怨出在《論語.憲問篇》，參看原文：

以德報怨出在《道德經》第六十三章，參看原文：

無論是道家的以德報怨，還是儒家的以直報怨，跟西漢時獨尊儒術和軍隊非常有血性都沒有任何關係。

問題的關鍵是即然西漢獨尊儒術，為何軍隊確非常有血性呢？

我們先看一下漢朝編年史。西漢是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東漢是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西漢，定都長安。公元9年，王莽篡漢，西漢結束。公元25年，皇族劉秀稱帝建立東漢，定都洛陽。公元220年禪位於魏王曹丕，東漢結束。總計漢朝388年。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劉徹興起的，漢武帝的起止時間是，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劉徹是西漢第七位皇帝，他雄才大略，開疆拓土，大破匈奴，征服西域，吞併朝鮮，開創了漢王朝軍事最為鼎盛時代。

孔子是反對戰爭，反對軍事的，那為什麼漢武帝劉徹即然獨尊儒術，確又開疆拓土大力發展軍事呢？這是不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啊！這時我們應該想起一個人物來，這個人物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的起止時間是，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他是西漢當時著名的哲學家，他把孔子的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造，並且給擴大化了。在儒家經典學說的基礎上，融入了以陰陽五行為框架的道家思想，從而建立了一個具有神學傾向的新派儒學思想體系。

董仲舒最明顯的兩個思想，一個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就是說君權乃天所授，君王受命於天，代表天的意志治理國家，治理百姓，從而使君王的權威絕對的神聖化了。這樣他把孔子的忠君思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給改造了，並且進行了無限的擴大。這種思想正符合漢武帝的意願，漢武帝的權威一經被神化，那麼他的雄才大略就不會受到任何約束。開疆拓土，大力發展軍事就變成了依天行事了。

董仲舒第二個思想就是三綱五常。孔子雖然歧視婦女，雖然提出忠君思想，雖然提出孝道以約束家人防止犯上做亂，但孔子沒有象董仲舒這麼霸道。董仲舒乾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樣就把孔子的齊家、治國思想給擴大化了。就象漢宣帝曾非常高興的說過，漢家有制度，霸王道雜之。

董仲舒的這兩種思想，都充分的說明了，西漢所推崇的獨尊儒術，已經不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了。是經過董仲舒改造，並且把孔子的儒家思想進行擴大化了的儒家思想。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漢軍隊非常有血性的根原了。

寂語堂齋

子曰“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就是說我原諒了你的不德，如何對得起德？這個提問還有一個錯誤就是獨尊儒術。漢武帝還有一句話叫“腐乳無能誇誇其談”，獨尊儒術也說了，但儒家實際表現無能，並沒有真的獨尊。儒生也沒有進入決策層。董仲舒還被漢武帝懷疑入獄。西漢真正被獨尊的是漢元帝時期。此時對漢人血性才開始影響。比如說“犯我漢家者，雖遠必誅”的陳湯。就因父親過世沒回去，儒家以不孝的名義罷了他的兵權，後來因漢元帝朝中全儒無將可用不得不叫他回來當個參謀。

開始知道陳湯是聽儒生對我說的，叫我看儒家血性。我這人看書少，只是認為陳湯打仗是兵家與儒傢什麼關係？後來看百度才知道，陳湯被儒家一直打壓，只不過是在漢元帝時期還遺留點前朝思想，陳湯沒像岳飛被害死罷了。後來我發現儒生說的話，我沒有發現對他有利的事件哪一件是真的？全是謊話。當年批儒，儒生文章我只看第一段，很輕鬆就找到謊話，根本就不看下面文采飛揚。儒生說謊沒有負罪感還有一種自我犧牲的榮耀，就是在維護道德是善意的謊言，經過幾千年留給今日儒生的就沒有一句真話了。

山堅海闊

儒家沒有以德報怨的說法，論語中的原話是:“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 憲問》。

孔子自己說得不能以德報怨，否則就沒有辦法報德了，要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漢朝尤其是西漢時期興盛的大復仇主義。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子貢問孔子：“如果有人殺害了自己的父母的話，該怎麼做？”孔子回答到：“要睡在草墊上都時刻拿著盾牌兵器，仇沒有報不能去當官享受，不能和仇人活在同一個天下，如果在市集上碰到仇人連回去拿兵器都不用了直接上去拼命。”

這才是儒家的本來面目。

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都是腰中佩劍。

修仙大叔不靠譜

軍隊血性和儒家半點關係都沒有，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只是口號，真正獨尊儒術的是宋明清三朝，儒家思想在漢朝一直都不是主流，法家和道家黃老之學的影響力早就已經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一句口號就能動搖，三國時期曹操、諸葛亮是法家代表，夏侯玄是道家代表，兩漢三國時期那些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幾乎都不是儒家。

大話壺

實際上以德報怨不是儒家的正統理念

“以直報怨”、“以德報怨”與孔子和儒家

其實，《論語·憲問》原話是“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有人問孔子，用恩德來回報怨念，怎麼樣？孔子說，要用什麼方式來回報恩德呢？應該是當事人客觀公正的去處理怨念，用恩德回報恩德。

真正提到以德報怨的是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三章，老子說，“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不可否認，以德報怨是一種高尚的品德，孔子被後世子孫頂禮膜拜，所以，有人牽強附會，把這種品德加之於孔子或儒家，也無可厚非。

“獨尊儒術”是統一人們思想的方式

漢初，統治者秉承“黃老之學”，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大恢復了社會生產力，可是，道法自然的黃老之學，在推行人的天性的時候，卻不能有效的管理人們的思想。

以“七國之亂”為標誌，黃老之學完成了它的使命，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社會呼喚一種新的思想方式，讓如脫韁野馬的思想回到正軌，打消人們對權力的渴望，引導人們把精力再度統一到經濟建設上來。

“推恩令”嚴重的削弱了諸侯王的實力，他們再也沒能力造反，“獨尊儒術”控制了人們的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更是將這種控制能力推到極致，人們在思想上再無二心，想要造反也就失去了民意基礎。這是兩種方案，雙管齊下，極大的鞏固了漢武帝的統治，由此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當然，鞏固了統治，國庫充盈，漢武帝把目光投向了匈奴。

北逐匈奴，強漢自有天威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漢朝的臣子韓王信（非兵仙韓信，此君原是韓國貴族，姓名也為韓信，後受封韓國故地，張良即是韓國舊臣）投降匈奴，高祖率大軍平叛韓王信，並北伐匈奴，不想卻被冒頓單于圍困在平城白登，為了活命，高祖劉邦不得不向匈奴妥協，此後，漢朝都要向匈奴派遣公主和親，並上供錢幣物資等以求和平。

雖然有合約，匈奴完全不是省油的燈，屢屢向漢朝進犯，以前，迫於國力衰弱，漢朝只得忍讓，如今，大漢國力盛況空前，是時候和匈奴決一死戰了。

匈奴是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大漢軍民身背國仇家恨，自然豪情萬丈，血性異常。哀兵必勝，以衛青、霍去病為代表的大漢軍人北擊匈奴，大獲全勝，徹底解決了草原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威脅。

政治崇德和軍事血性目標不同

政治的崇德是對國內老百姓的思想引導，因為老百姓始終是自己人，統治者必須仰仗老百姓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富國強兵，對老百姓，只能“哄”和“騙”。

匈奴不同，匈奴是夢魘，是野獸，他們是農耕民族的天敵，只有消滅他們，才能保障農業生產和社會進步，軍隊的血性，一是報先前的家國之仇，二是保護後世子孫太平安寧。

謝謝！

時光歌者王阿癲

儒家並不主張以德報怨，而是以直報怨，同時儒家也有儒家的血性。

儒家重“義”，講究有所為有所不為，比如儒家先賢孟子曾用其“大丈夫精神”指出，一個稱得上大丈夫的人，在面對利與義的衝突時，會毫不猶豫“舍利取義”。所以，儒家並不是軟弱或者“和事佬”的代表，相反，儒家十分有血性。可能亦是因為如此，西漢雖獨尊儒術，但軍隊卻是十分有血性。

1、儒家講究以直報怨，並非以德報怨

講究“以德報怨”其實出自道家，而儒家講究的是以直報怨。我們重點來看看儒家之以直報怨的內涵。在《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這句話的大概意思就是，有人問孔子：“面對惡行，用善意去回應，這樣做可以嗎？”

孔子回答說：“用善意去回報惡行，那麼用什麼去回報善行？面對惡行，就要讓惡行得到其應有的代價，而面對善行，就用善行去回報。”

可見，孔子也是一個“有脾氣”的人，如果有人行惡，孔子認為，就要讓行惡的人付出相應的代價，而不是盲目去包容。所以，儒家講究以直報怨，並非以德報怨。

2、儒家“以直抱怨”講究讓“惡”獲得其應有的懲罰，這其實也表明了孔子對禮儀制度的維護

孔子一生都在為“恢復禮制”而奮鬥，他的許多思想，也大抵有其維護“禮儀制度”的影子。有人說孔子之“禮制”是維護貴族階級的“禮制”，是“別有用心”。“別有用心”肯定不是，而維護貴族階級，亦並非孔子本意。

首先，孔子那個年代，自古以來都是君君臣臣，而周王朝在周公之禮的維繫下，尊卑分明，各安其職，確實也創造過盛世景象。孔子期待的是各司其職之國泰民安的盛世之景，而並非有意去維護“貴族階級”。同時孔子也沒有什麼“別有用心”，“別有用心”不過是後人的“臆測”罷了。退一步來說，如若孔子別有用心，那定是求利，但是縱觀孔子一生，他因“提倡禮制”何曾獲得過什麼好處，反而多年流浪在外，不得歸國。而所謂的“名垂千古”，孔子自己難道還能預料到自己能夠成為幾千年後的“大紅人”？所以“別有用心”無從說起。

而孔子所宣揚的“禮制”，裡面不僅有對社會尊卑的維護，也有對惡人的懲罰。所以，孔子繼而提出了“以直報怨”，認為面對一個人的惡行，要根據制度規則中規定的那樣，讓其付出其惡行應有的懲罰。在這裡，“禮制”也成了懲罰惡人的“衡量標準”。所以孔子宣揚“以直抱怨”。

3、儒家無“血性”？相反，儒家血性十足，孟子之大丈夫精神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於儒家無血性這個說法，屬不客觀的評價，儒家對“義”的堅守，可謂是血性十足。舉個例子，儒家先賢孟子曾經在其提出的“大丈夫精神”中議論過“義”與“利”的關係。孟子認為，一個擁有大丈夫精神的人，定是“居仁由義”的人，心中常懷仁，行事從義。

所以，孟子認為，儒家之君子當是行事從義之人，在面對義與利衝突的時候，君子往往會捨生取義，血性十足。所以，儒家之門徒可並非是軟弱可欺之輩，深諳儒家學問真諦的學子，當屬血性十足的大丈夫。

綜上所述，儒家所宣揚的並非以德報怨，而是以直報怨，而以直報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孔子維護“禮制”的思想。畢竟所謂的以直報怨是要人們面對他人惡行之時，讓惡行獲得其應有的懲罰。那麼懲罰的度在哪裡？如何拿捏這個“應有”？這就需要國家之“禮儀制度”來發揮其作用了，所以儒家宣揚“以直抱怨”。同時，儒家學說並非沒有“血性”的學問，相反，儒家也有可以豁出性命的“堅持”，那便是“義”，這一點從孟子之舍利取義的大丈夫精神就能看出來。所以，某種程度上說“西漢雖獨尊儒術，但軍隊卻是十分有血性”這一行為也不是不能理解。

顏小二述哲文

儒家反對以德報怨。孔夫子提出了以直報怨。孔子的直是什麼呢？是親親為大，互隱包庇為直;排除異己，睚眥必報為直。沒有統一標準。很難行得通。儒家之德，是忠實地為帝王當走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狗德。不值得提倡或效法。

看透古今

至少在西漢一朝，尊崇儒術和軍隊有血性是沒有什麼必然聯繫的。

在漢朝的逐漸發展過程中，他們需要有一種思想來維護他們的統治，恰好儒家的“等級觀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學而優則仕”等等都是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再加上董仲舒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發展的“大一統”思想，更加將儒家思想推到了崇高的地位。所以，儒家思想與皇權的結合不是簡單的誰選擇誰的問題，而是一種彼此互相選擇的結果。

但是，儒家思想真正滲透到西漢君臣當中，還要到元帝、成帝時期以後。

而西漢軍隊有血性是從建立時期起就有的，在漢武帝時期衛青、霍去病、李廣等人帶兵依然非常有血性，即便到了陳湯在郅支城頭說出“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時，他依然是有血性的。

這份血性並沒有因為儒家思想的發展而減弱，至於說有沒有因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而降低，在西漢一朝是很難得到驗證了。

畢竟，儒家思想全面佔統治地位以後，西漢周邊的外族已經沒有實力對大漢造成威脅了。

水一白聊歷史

一、西漢並沒有獨尊儒術

董仲舒上書之後，漢武帝並沒有立即採納，董仲舒也沒有進入帝國權力核心。但儒學在社會中下層影響廣泛，社會各階層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接受過儒家教育，因而在西漢中後期儒學形成廣泛影響力，選官制度也偏向儒家群體。

二、漢儒主張以直報怨

漢儒剛從戰國出來不久，仍然帶著相當彪悍的風氣，“君子報仇，十年未晚”的另一個解釋是十年百年，仇恨不消。而且在秦漢時期，打匈奴屬於政治正確。

三、西漢政治變化

西漢的統治思想，經歷了從黃老到儒家的轉變，這個轉變的關鍵人物，不是漢武帝，而是漢元帝。漢元帝是儒家的忠粉，拋棄了漢家一直以來貫徹的“王、霸道兼之”的施政原則，全面支持儒家活動。因而西漢末期，儒生復古思想廣為流行，與之前形成強烈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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