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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题记
公元前430年5月，地中海的夏季，炎热无风。
一位30岁的雅典年轻人得了一种怪病：高烧，咽喉和舌头充血，呻吟嘶哑，并因强烈的咳嗦而胸部疼痛。
这种怪病在雅典城迅速蔓延开，患者口腔发出恶臭气息、腹泻，任何口服、外敷的药物都无济于事。最后，由于感染者越来越多，甚至医生也被感染，众多患者无人照顾，尸体无人安葬，任由其腐烂。
雅典城10万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瘟疫持续了5年时间，数以万计的居民丧生，雅典也因此输掉了这场与斯巴达的战役。
幸运的是那位年轻人活了下来，在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段瘟疫的情况。
据他记述，瘟疫起初是从下城爆发的，由于此时斯巴达占据了雅典乡村，雅典城邦将大多数乡村居民全部迁入城内，所以很多雅典人认为是敌人在水中投毒，由于刚开始患者不多，就没有太在意，拥挤、肮脏和封闭的雅典城一下子成了瘟疫的温床，疾病像恶魔般席卷了整个城市。
就这样，瘟疫摧毁了这座精心营造的文明城邦，人们因为在灾难面前的无助而变得绝望，欧洲历史从此改道。
这位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叫修昔底德，开启了人类社会命运的“暗黑之神”——瘟疫的编年史。
修昔底德陷阱（本文暂且不表）
01
人类历史其实并没有什么必然，是所有的随机、选择以及偶然，累加成了最后的必然。
显然，瘟疫在历史进程中充当了关键随机参数的角色。
直到公元399年前的将近2600年历史记载中，共记录了80件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其中就有6件与瘟疫有关，每一件都改变了历史河流的走向。
公元164年，古罗马帝国军队镇压叙利亚叛乱后得胜回国，随着这支凯旋之师回到罗马城的除了战利品还有一个不速之客——“瘟疫”。大军所经之处，瘟疫扩散，最终遍至全国，史称“安东尼瘟疫 ”。
史书中关于“安东尼瘟疫”的记载令人震颤：
“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有船只因其罪恶的船员，遭到上帝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统计数据表明，这场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在10%左右，在城市和军队更是高达15%，瘟疫持续了15年之久，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影响了亚洲的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地区的未来。
不知是巧合还是规律，许多瘟疫的爆发周期都是15年。
显然，直面死亡的恐惧给幸存者带来的精神上的冲击比瘟疫本身更为严重。
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
“理智力的毁灭就是一场瘟疫，比围绕着我们的大气的任何腐败和变化都更是一种瘟疫。因为那种腐败就它们是动物而言是动物的瘟疫；而这另一腐败就他们是人而言是人的瘟疫。”
不幸的是，写下这部不休名作《沉思录》的古罗马皇帝也死于这场瘟疫。
马可奥勒留铜像
热衷于拓展边疆的古罗马，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最终败在了瘟疫面前，而恰恰是战争催化了瘟疫的爆发。
公元250年，瘟疫再次降临罗马帝国，史称“西普里安瘟疫”。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罗马因染病死亡人数估计高达500万，大大削弱了帝国的兵力。
此外，瘟疫从罗马向西方世界传播开来，15年来，遵循着在秋季爆发、冬春延续，在夏天逐渐消退的规律，约2500万人死于这场恐怖的瘟疫。
就这样，罗马帝国在天灾和瘟疫的不断打击下，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衰退，随着日尔曼部落和波斯帝国不断入侵，罗马帝国的没落已不可避免。
世界神同步。就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东方大国也正在经历着政权的变更。
中国正值东汉末年，全国大规模瘟疫不断爆发，达到顶峰。
据史书记载，东汉灭亡前的三十年，有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发生了12次，小规模的地方性疫情更是不计其数。
尤其是，公元204到219年的15年间，许多地方的人口死亡率高达50%，甚至更高。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描述：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此时，腐败动荡的政权根本无暇顾及百姓生死，在瘟疫、战争、饥荒“三重杀手”的合围下，全中国人口从6000多万骤减至1500万以下，毫无疑问瘟疫是其中的“头号杀手”。
东汉末年瘟疫流行
关于这场瘟疫的“元凶”，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根据史书记载的死者症状来看，这也是一种以哺乳动物作为病毒宿主传播，以突发高热和剧烈呼吸道症状为主要特征，并出现血斑瘀块的传染病，结合症状及其高致死率的特点，推断为鼠疫的可能性最大。
贫苦的百姓在绝望中死去，即使是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都难逃厄运，历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四人染病而亡。
这场让“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瘟疫，给当时的人们心理投射下了绝望的阴影。
民众开始对固有的信仰产生怀疑，文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人生意义和生命真伪，进一步导致
清谈和玄学的兴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02
就在东汉衰败，天下进入分崩离析之际，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分为“东、西罗马”。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50年，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查士丁尼风云际会成为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开始了传奇一生。
他为了收复西部领土，恢复罗马帝国时的荣耀，开始了穷兵黩武的讨伐，最终用了20年时间，除了遥远的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外，古典罗马的全部领地都重回罗马麾下，一时间，地中海变为帝国内湖。
就在查士丁尼即将恢复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上帝却似乎有意与他作梗，一系列天灾降临帝国，大规模瘟疫流行成为压垮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据普罗柯比所著的《战记》描述，瘟疫全面爆发于公元542年春季，整整肆虐了4个月。
起初的死者只比平常多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随后，死者数量迅速增多，挖沟填埋的速度已赶不上死者数量。公元537年，查士丁尼皇帝重建了圣索非亚大教堂，来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
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时，曾经繁华的君士坦丁堡变得死寂一般，圣索菲亚大教堂里也听不到为亡者诵唱的挽歌，因为挽歌早已为帝国唱响。
这次瘟疫造成了整个东罗马帝国1/4人口死亡，帝国元气大伤，查士丁尼不得不放弃了已经征服的广阔土地，退回拜占庭帝国的疆域范围内，恢复古罗马帝国的辉煌已无可能，就这样如落日残照般日渐衰亡了。
爱德华·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
“战争 、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口数量明显的减少成了他统治时期一个极大的污点，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
公元1453年，东方崛起的土耳其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土耳其首都，有千年历史的罗马帝国至此彻底灭亡。
在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的背后，有时却是因为一件偶然的小事引起，酿成大祸。
1345年，克里米亚半岛的加法小城，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不经意的小事。
一天，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致使冲突不断升级。稍占下风的穆斯林便向他们的同盟蒙古人求援，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人便借此机会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加法城内。
意大利人没有想到，一时的争强好胜竟然引来了一个可怕的幽灵，它的名字叫“黑死病”。
03
蒙古大军包围加法后，一时无法攻克。
就在两军相持之际，蒙古大军中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一种发源于中亚草原的瘟疫开始在军队中蔓延，大批士兵的开始死去。
于是，蒙古人用巨大的抛石机将无数染病身亡的尸体发射到城内，很快，瘟疫借助这些腐烂的尸体在城内爆发了。
大批居民开始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由于患者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因此人们将这种可怕的瘟疫称为“黑死病”。
这座曾经美丽的商业小城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而此时，蒙古军队开始悄悄撤离。城内尚未染病的意大利商人试图登船逃回意大利，他们没有想到，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早已顺着帆船的缆绳，藏进了货舱，捷足先登了。
然而，由于加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早已传遍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他们只能像“鬼船”一样，在海上死寂般的游荡。
1347年10月，最后一艘幸存下来的船只航行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时，商人们用大量财宝买通了当地的总督，并声明他们并没有感染瘟疫，最终被允许靠岸。登岸后，当地人又立即对船只进行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小小的老鼠已顺着缆绳爬到了岸上。
就这样，这个可怕的幽灵降临到了欧洲大陆。
瘟疫先从墨西拿港扩散至西西里向内陆，最后横扫整个意大利。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人们发现：任何人一旦染病，几乎没有可能康复，其传播速度极其迅猛，似乎一个人就足以传染全世界。
在蹂躏意大利的同时，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到1348年，它又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到1348年底时，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
这时，只有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然而很快瘟疫飘过英吉利海峡，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
甚至一向安全的北欧、欧洲东部莫斯科公国等都无一幸免。
就这样，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
黑死病蔓延整个欧洲
公元1348年到1352年是这场黑死病的高峰期，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在此期间写成巨著《十日谈》，小说讲述了十个年轻人为了躲避黑死病疫情，一起来到乡下一座别墅里，为了打发无聊，决定每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记录了人对疾病的恐惧:
“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看不到人的踪影……”
1352年后，黑死病在欧洲的势头开始迅速减缓，甚至在整个14世纪，这种令人恐怖的瘟疫仍时常造访。
经过此次瘟疫，欧洲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 。
就在人们绝望时，黑死病却在无形中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它毫无偏倚的把死亡带到每个人面前，全家死光的贵族留下了大量的荒芜土地，许多农民成了拥有土地的新贵族，农奴阶层由此瓦解。
更重要的是，黑死病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
正是这个时期，有一位名叫伊萨克·牛顿的年轻人躲避到家乡沃尔斯索普，创立出一门很重要的数学学科──微积分，据说，有一天，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到了正在树下休息的他……
然而，历史诡异的是，从死亡之神逃脱出来的欧洲，借助文艺复兴和科技的力量变得逐步强大起来。
当屠龙少年变成恶龙时，开始了他们对外征服之路，甚至把曾经让他们恐惧的瘟疫作为武器……
04
强大的蒙古军建立的政权——元朝崩溃后，退回草原，与明朝政府进入了长期对峙阶段。
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战乱频发，汉人逃亡至蒙古草原开垦，从而改变了草原生态环境，原本在草原生活的老鼠开始与人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而此时，中国气候开始发生变化，广东下起大雪，北方干旱少雨，于是全国性的旱灾蝗灾和鼠疫长年反复上演。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根本无力抗拒这种打击。
伴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内部的暴动，鼠疫也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当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几乎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中国又一次完成了朝代的更替。
100多年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遭遇了英国人入侵。
正在抵抗英国殖民者入侵的印第安人首领忽然收到了英国人送来的“礼物”——毯子和手帕。从来没有见过这类“西洋”织物的印第安人，出于良好的愿望收下了这些“礼物”。
几个月后，在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地区，一种从未见过的奇怪疾病迅速流传于印第安部落。英国人用这种奇怪的“礼物”，打了一场听不见枪声的战争，使印第安人无条件的交枪投降。
原来，原来英国人将毯子和手帕沾染上了天花病人皮肤粘膜排出的病毒。
然而“瘟疫”从来不分地区和人种，它或是与战争如影随形，或是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也会改变殖民者的命运。
在拿破仑侵占海地后一年，法国4万大军被一种感染后身体泛黄怪病侵入，死亡率高达90%，军队首领，拿破仑的妹夫夏尔·勒克莱尔也死于此病。借助于瘟疫的力量，海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黑人共和国。
然而，这个恐怖的疾病并非发源于海地，而是哥伦布从西非“运往”海地，随后蔓延世界各地。
对于拿破仑来说，因瘟疫造成的失败不止这一次。
1812年，43岁的拿破仑皇帝率领数倍于对手的57万大军东征俄国。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行军，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却被迫撤离回国。又经过同样漫长而艰难的行军，东征大军回到法国时，仅剩区区3万人。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
“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奖金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可怕的病菌。”
200年后，新发现的证据表明，打败拿破仑强大军队的不是俄国人的顽强抵抗，而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生物——虱子，是它在拿破仑大军中传播的流行性斑疹伤寒，毁灭了拿破仑的军队以及他的法兰西帝国，最终导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直至死去。
1909年，拿破仑兵败俄罗斯97年后，墨西哥城流行斑疹伤寒，一位叫立克次的科学家来到墨西哥城，并成功地分离到了病原体，不幸的是，他因此感染斑疹伤寒并最终不治。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病原体：立克次体。
6年后，同样独立发现斑疹伤寒病原体的科学家普若瓦帅克死在自己的研究上，此后，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被命名为“普氏立克次氏体”。同样，法国医生尼科尔发现了虱子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并因此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奖。
20年后，对立克次体有强效杀菌作用的氯霉素和四环素才问世，斑疹伤寒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战争让瘟疫肆虐，而科学家却用生命在寻找降服“妖魔”的克星。
05
198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到：
“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
在霍乱肆虐的那段时间，马尔克斯在书中尽情地展示了各种爱情的方式，或幸福或贫穷，或高尚或庸俗，或放荡或羞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沉溺于爱情中的人们甚至让“霍乱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爱情病”。
显然，霍乱对于人类来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死亡的恐惧。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记载的霍乱大流行共发生过7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17年的恒河大霍乱。
恒河自嘉诺特里冰川脚下的哥姆克冰洞起源，流经恒河平原，最终注入孟加拉湾。它一直被虔诚的印度教徒视为“圣河”，据说恒河中的水可以祛病消灾并使人延年益寿。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恒河三角洲却是“人类霍乱的故乡”。
1817年，霍乱从印度首先传到阿拉伯地区，然后又被传到非洲和地中海沿岸；10年后出现第2次大流行，此时霍乱已经抵达阿富汗和俄罗斯，紧跟着又扩散到整个欧洲；在第3大流行中，它漂洋过海到达北美。
到1923年，仅仅百余年间，霍乱就出现了6次大爆发，其传播范围不断扩展，给人类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单印度因霍乱死亡的人就超过了3800万。
此时的中国，也未能幸免。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正值日本侵华。
4月26日，刚刚经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上海，首先发现疫情，一个月后武汉出现疫情，最后这场疫情席卷了除新疆、青海、西藏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
“霍乱”在汉语中原指急性肠胃炎，没有传染性，染上霍乱的患者，最初会感到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患者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堆叠、起皱，肤色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
这些疫病症状发生在 5-12小时之内，若没有及时、正确地救治，霍乱患者会在短时间内死亡，因其来势凶猛，又被人们称之为“虎疫”。
小说《白鹿原》中就是描绘的这场瘟疫的惨烈景象：最初被瘟疫夺去性命的人家，尚有族人和死者的亲人送葬和悲伤的哭声。瘟疫爆发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对于被瘟疫夺走人的性命，已经习以为常，已经开始麻木。
这段时期，正是武汉城市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人口迁移频繁，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卫生环境恶劣、民众饥寒交迫，再加上武汉水旱灾害频发，促进了瘟疫的流行。
此外，霍乱在全球范围传播与当时交通技术革命密切相关，尤其是轮船的发明和使用，也大大加速了霍乱的传播，使得三次霍乱都通过水路而不断扩大传播范围。
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说：
“18世纪中期之后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
欧洲殖民者正是通过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把病菌带到了世界各地，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由此可见，地方性疾病在全球化进程中有可能变成全球性疾病，因此在当今世界构建一种平等协作的国际体系以共同防止流行病的扩散显得尤为重要。
也正是这次霍乱疫情，中国人开始培养了“喝热水”的习惯。
06
1918年秋天，已经厮杀了4年的一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同盟国已近乎灯枯油尽，德国向协约国求和被拒绝，德国决定拼死一搏，鱼死网破。
就在这时，西班牙大流感爆发了。
第一波发生于1918年春季，基本上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
第二波于8月份同时在美国、法国、英国多国的港口城市爆发，9月开始在欧洲和美国普遍传播，并在数星期内传到世界各地。此波流感在青壮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别高，许多人早上还正常，中午染病，晚上便死亡。
1918年染病而死的美国人就超过20万。
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因流感受到重创。英格兰地区每周死亡人数高达4482人，甚至连首相劳合乔治都感染了病毒；法国每周死去1200多人；德国当时有四十余万人死于流感，军队中30%的军人因流感失去战斗能力；美国海军的所有伤亡基本全部由于流感造成，仅莫兹阿尔贡战场就有68760名流感患者，十月份增援欧洲战场的美国士兵超过五万名，而当时十月上半周病倒的士兵就有1.6万余人。
如果说协约国因为充沛的物资还能勉强支持，而灯枯油尽的德国则已经崩溃，士兵们纷纷拒绝战斗，甚至发动起义，国内的革命运动直接使德国政府崩溃，德国向协约国投降。
各国都已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协约国也迫于流感，同意了德国的求和。
持续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取了1200万人的性命，而持续几个月的西班牙大流感最少让2700万人丧生。
讽刺的是，一战结束不久，西班牙大流感很快就神秘地消失了。
于是有了这么一个说法“一战停于流感，二战止于核弹”。
07
瑞典病理学家弗克汉斯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
当人类从狩猎过渡到农业时代，生活状态发生极大改变，食物的稳定供给促进了人口的大量繁殖，让人口的数量和集中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有了人类特有的“群体疾病”。
这些疾病消灭了无数土著居民，在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纵观瘟疫发展历史，其实，瘟疫与人类社会的命运相伴而生。
首先，随着人口的剧增，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导致瘟疫产生和传播的首要因素。
罗马帝国时期，大规模的垦荒种粮，破坏了原有生态，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自然植被的破坏。流失的泥沙堵塞排水渠道，使洼地变成沼泽，成为瘟疫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再如，明末中国鼠疫的流行，与汉人垦草种田，大面积压缩草原老鼠的生活空间有关。
其次，人口集聚地是疾病的滋生地，环境肮脏的城市成为瘟疫的温床。
当人类还处在文明初期，居住分散，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区域中，患病和传染疾病的危险相对要小些。但当人类迈进城镇公共空间时，健康与疾病、人群与动物、跳蚤与寄生虫、死尸与粪便拥挤在一小片土地上时，就为疾病的滋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罗马城人口甚至超过了100万。大多数的人口居住环境恶劣，拥挤不堪，而且公共设施和卫生条件很差。此外，作为世界大都市，罗马城成为世界各地商人的集散地，商人们四处游走，人口流动性很强，很容易将所携带的病毒传向各地。罗马城成为了瘟疫产生和传播的焦点地带。
再者，人们对瘟疫的无知，以及医学条件的落后助长了瘟疫蔓延。
当时医学还是比较落后的，尤其对瘟疫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当瘟疫令人恐怖地蔓延时，人们普遍的惊慌失措、坐以待毙，而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
甚至，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甚至认为基督教徒是罪魁祸首，由于他们对罗马众神的不敬，使得上天降罪于罗马，并且认为他们妖言惑众，是罪恶的携带者，与瘟疫、水灾、饥荒、蛮族的侵略是密不可分的。显然，这种对医学的无知转移了人们对疾病进行研究的注意力，而把精力无端的放在了对异端信仰的极度仇恨上。
最后，战争是瘟疫的催化剂，是瘟疫爆发的开路者和放大器。
战争一方面使得农民离开土地并焚毁其谷物，谷物被毁造成饥荒，挨饿体弱的人们因此很容易生病或染上瘟疫，并且造成瘟疫的流行，成为瘟疫的牺牲品。如西普里安瘟疫的猖獗就是三世纪内战的间接后果之一。内战对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使贫困者陷入了绝望无助的赤贫状态，战争和饥荒过后，疾病马上肆虐起来。
战争带来的精神压力，恐慌丧失了理智，使得他们在罹患瘟疫后大量死亡，死尸、污染的水源则导致了更大的灾难。由此可见，战争常常“助病为虐”，对瘟疫的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下危机。
瘟疫对人类而言，既是生存的危机，又是发展的转机，只要防控得法，人类就会变得更加坚强，反之则是对人类生存的沉重打击。
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在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写下的两首七言律诗，第二首写到：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送走瘟君，再迎郎朗乾坤！
附录：人类历史上十大传染病
1 、雅典大瘟疫
2 、安东尼瘟疫
3、查士丁尼瘟疫
4 、欧洲黑死病
5、天花
6、黄热病
7、霍乱
8、西班牙大流感
9 、俄国斑疹伤寒
10 、疟疾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非常时期当尽非常之责，众志成城联防联控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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