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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題記
公元前430年5月，地中海的夏季，炎熱無風。
一位30歲的雅典年輕人得了一種怪病：高燒，咽喉和舌頭充血，呻吟嘶啞，並因強烈的咳嗦而胸部疼痛。
這種怪病在雅典城迅速蔓延開，患者口腔發出惡臭氣息、腹瀉，任何口服、外敷的藥物都無濟於事。最後，由於感染者越來越多，甚至醫生也被感染，眾多患者無人照顧，屍體無人安葬，任由其腐爛。
雅典城10萬人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依次倒下。瘟疫持續了5年時間，數以萬計的居民喪生，雅典也因此輸掉了這場與斯巴達的戰役。
幸運的是那位年輕人活了下來，在他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書中詳細記錄了這段瘟疫的情況。
據他記述，瘟疫起初是從下城爆發的，由於此時斯巴達佔據了雅典鄉村，雅典城邦將大多數鄉村居民全部遷入城內，所以很多雅典人認為是敵人在水中投毒，由於剛開始患者不多，就沒有太在意，擁擠、骯髒和封閉的雅典城一下子成了瘟疫的溫床，疾病像惡魔般席捲了整個城市。
就這樣，瘟疫摧毀了這座精心營造的文明城邦，人們因為在災難面前的無助而變得絕望，歐洲歷史從此改道。
這位倖存下來的年輕人叫修昔底德，開啟了人類社會命運的“暗黑之神”——瘟疫的編年史。
修昔底德陷阱（本文暫且不表）
01
人類歷史其實並沒有什麼必然，是所有的隨機、選擇以及偶然，累加成了最後的必然。
顯然，瘟疫在歷史進程中充當了關鍵隨機參數的角色。
直到公元399年前的將近2600年曆史記載中，共記錄了80件影響人類命運的大事，其中就有6件與瘟疫有關，每一件都改變了歷史河流的走向。
公元164年，古羅馬帝國軍隊鎮壓敘利亞叛亂後得勝回國，隨著這支凱旋之師回到羅馬城的除了戰利品還有一個不速之客——“瘟疫”。大軍所經之處，瘟疫擴散，最終遍至全國，史稱“安東尼瘟疫 ”。
史書中關於“安東尼瘟疫”的記載令人震顫：
“屍體重疊著屍體，在角落裡、街道上、庭院的門廊裡以及教堂裡腐爛。……有船隻因其罪惡的船員，遭到上帝憤怒的襲擊而變成了漂浮在浪濤之上的墳墓……”
統計數據表明，這場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在10%左右，在城市和軍隊更是高達15%，瘟疫持續了15年之久，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影響了亞洲的小亞細亞、埃及、希臘、意大利等地區的未來。
不知是巧合還是規律，許多瘟疫的爆發週期都是15年。
顯然，直面死亡的恐懼給倖存者帶來的精神上的衝擊比瘟疫本身更為嚴重。
馬可·奧勒留在《沉思錄》中說：
“理智力的毀滅就是一場瘟疫，比圍繞著我們的大氣的任何腐敗和變化都更是一種瘟疫。因為那種腐敗就它們是動物而言是動物的瘟疫；而這另一腐敗就他們是人而言是人的瘟疫。”
不幸的是，寫下這部不休名作《沉思錄》的古羅馬皇帝也死於這場瘟疫。
馬可奧勒留銅像
熱衷於拓展邊疆的古羅馬，不斷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卻最終敗在了瘟疫面前，而恰恰是戰爭催化了瘟疫的爆發。
公元250年，瘟疫再次降臨羅馬帝國，史稱“西普里安瘟疫”。
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羅馬因染病死亡人數估計高達500萬，大大削弱了帝國的兵力。
此外，瘟疫從羅馬向西方世界傳播開來，15年來，遵循著在秋季爆發、冬春延續，在夏天逐漸消退的規律，約2500萬人死於這場恐怖的瘟疫。
就這樣，羅馬帝國在天災和瘟疫的不斷打擊下，政治、經濟、軍事全面衰退，隨著日爾曼部落和波斯帝國不斷入侵，羅馬帝國的沒落已不可避免。
世界神同步。就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時，東方大國也正在經歷著政權的變更。
中國正值東漢末年，全國大規模瘟疫不斷爆發，達到頂峰。
據史書記載，東漢滅亡前的三十年，有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發生了12次，小規模的地方性疫情更是不計其數。
尤其是，公元204到219年的15年間，許多地方的人口死亡率高達50%，甚至更高。
醫聖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描述：
“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此時，腐敗動盪的政權根本無暇顧及百姓生死，在瘟疫、戰爭、饑荒“三重殺手”的合圍下，全中國人口從6000多萬驟減至1500萬以下，毫無疑問瘟疫是其中的“頭號殺手”。
東漢末年瘟疫流行
關於這場瘟疫的“元兇”，史學界至今爭論不休，根據史書記載的死者症狀來看，這也是一種以哺乳動物作為病毒宿主傳播，以突發高熱和劇烈呼吸道症狀為主要特徵，並出現血斑瘀塊的傳染病，結合症狀及其高致死率的特點，推斷為鼠疫的可能性最大。
貧苦的百姓在絕望中死去，即使是養尊處優的上層人士都難逃厄運，歷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四人染病而亡。
這場讓“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瘟疫，給當時的人們心理投射下了絕望的陰影。
民眾開始對固有的信仰產生懷疑，文人的心理也發生了變化，兩漢時代以經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社會主題，迅速轉向了魏晉時代關注人生意義和生命真偽，進一步導致
清談和玄學的興起，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02
就在東漢衰敗，天下進入分崩離析之際，強大的羅馬帝國也分為“東、西羅馬”。
在西羅馬帝國覆滅後的50年，出生於農民家庭的查士丁尼風雲際會成為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的皇帝，開始了傳奇一生。
他為了收復西部領土，恢復羅馬帝國時的榮耀，開始了窮兵黷武的討伐，最終用了20年時間，除了遙遠的高盧、不列顛和西班牙外，古典羅馬的全部領地都重回羅馬麾下，一時間，地中海變為帝國內湖。
就在查士丁尼即將恢復羅馬帝國的輝煌時，上帝卻似乎有意與他作梗，一系列天災降臨帝國，大規模瘟疫流行成為壓垮東羅馬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根據普羅柯比所著的《戰記》描述，瘟疫全面爆發於公元542年春季，整整肆虐了4個月。
起初的死者只比平常多些，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隨後，死者數量迅速增多，挖溝填埋的速度已趕不上死者數量。公元537年，查士丁尼皇帝重建了聖索非亞大教堂，來標榜自己的文治武功。
聖索菲亞大教堂
這時，曾經繁華的君士坦丁堡變得死寂一般，聖索菲亞大教堂裡也聽不到為亡者誦唱的輓歌，因為輓歌早已為帝國唱響。
這次瘟疫造成了整個東羅馬帝國1/4人口死亡，帝國元氣大傷，查士丁尼不得不放棄了已經征服的廣闊土地，退回拜占庭帝國的疆域範圍內，恢復古羅馬帝國的輝煌已無可能，就這樣如落日殘照般日漸衰亡了。
愛德華·吉本在其《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說：
“戰爭 、瘟疫和饑饉這三重災禍同時降臨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頭上；人口數量明顯的減少成了他統治時期一個極大的汙點，這種人口減少的情況，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並未完全恢復。”
公元1453年，東方崛起的土耳其帝國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作為土耳其首都，有千年歷史的羅馬帝國至此徹底滅亡。
在這些重大歷史轉折的背後，有時卻是因為一件偶然的小事引起，釀成大禍。
1345年，克里米亞半島的加法小城，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不經意的小事。
一天，一群意大利商人與當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頭髮生了爭執。由於雙方互不相讓，致使衝突不斷升級。稍佔下風的穆斯林便向他們的同盟蒙古人求援，正欲征服整個克里米亞半島的蒙古人便藉此機會發兵，將這群意大利商人和東羅馬帝國的守軍團團圍困在加法城內。
意大利人沒有想到，一時的爭強好勝竟然引來了一個可怕的幽靈，它的名字叫“黑死病”。
03
蒙古大軍包圍加法後，一時無法攻克。
就在兩軍相持之際，蒙古大軍中卻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一種發源於中亞草原的瘟疫開始在軍隊中蔓延，大批士兵的開始死去。
於是，蒙古人用巨大的拋石機將無數染病身亡的屍體發射到城內，很快，瘟疫藉助這些腐爛的屍體在城內爆發了。
大批居民開始出現寒戰、頭痛等症狀，繼而發熱、譫妄、昏迷，皮膚廣泛出血，身長惡瘡，呼吸衰竭；快則兩三天，多則四五天，就紛紛死亡。由於患者死後皮膚常呈黑紫色，因此人們將這種可怕的瘟疫稱為“黑死病”。
這座曾經美麗的商業小城瞬間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而此時，蒙古軍隊開始悄悄撤離。城內尚未染病的意大利商人試圖登船逃回意大利，他們沒有想到，傳播瘟疫的罪魁禍首——老鼠和跳蚤，早已順著帆船的纜繩，藏進了貨艙，捷足先登了。
然而，由於加法城被黑死病籠罩的消息早已傳遍歐洲大陸，所有的港口都拒絕他們登陸，他們只能像“鬼船”一樣，在海上死寂般的遊蕩。
1347年10月，最後一艘倖存下來的船隻航行至意大利西西里島的墨西拿港時，商人們用大量財寶買通了當地的總督，並聲明他們並沒有感染瘟疫，最終被允許靠岸。登岸後，當地人又立即對船隻進行隔離，可惜為時已晚。因為小小的老鼠已順著纜繩爬到了岸上。
就這樣，這個可怕的幽靈降臨到了歐洲大陸。
瘟疫先從墨西拿港擴散至西西里向內陸，最後橫掃整個意大利。面對突如其來的瘟疫，人們陷入了深深的恐懼。
人們發現：任何人一旦染病，幾乎沒有可能康復，其傳播速度極其迅猛，似乎一個人就足以傳染全世界。
在蹂躪意大利的同時，黑死病沒有放過歐洲的任何一個角落，甚至將其魔爪伸向了歐洲的近鄰——中東和北非地區。到1348年，它又兵分三路，掃蕩了西班牙、希臘、意大利、法國、敘利亞、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區，到1348年底時，整個歐洲大陸無一倖免。
這時，只有被英吉利海峽阻擋的不列顛群島和斯堪地納維亞半島能夠暫時苟且偷安，然而很快瘟疫飄過英吉利海峽，以空前的速度長驅直入大不列顛，並迅速蔓延到英國全境。
甚至一向安全的北歐、歐洲東部莫斯科公國等都無一倖免。
就這樣，歐洲幾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網打盡，而瘟疫所到之處，不分階層、無論貴賤，沒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脅。
黑死病蔓延整個歐洲
公元1348年到1352年是這場黑死病的高峰期，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在此期間寫成鉅著《十日談》，小說講述了十個年輕人為了躲避黑死病疫情，一起來到鄉下一座別墅裡，為了打發無聊，決定每個人每天講一個故事，這些故事記錄了人對疾病的恐懼:
“佛羅倫薩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間地獄：行人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裡的人孤獨地死去，在屍臭被人聞到前，無人知曉；每天、每小時大批屍體被運到城外；奶牛在城裡的大街上亂逛，卻看不到人的蹤影……”
1352年後，黑死病在歐洲的勢頭開始迅速減緩，甚至在整個14世紀，這種令人恐怖的瘟疫仍時常造訪。
經過此次瘟疫，歐洲人口減少近三分之一 。
就在人們絕望時，黑死病卻在無形中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它毫無偏倚的把死亡帶到每個人面前，全家死光的貴族留下了大量的荒蕪土地，許多農民成了擁有土地的新貴族，農奴階層由此瓦解。
更重要的是，黑死病徹底動搖了宗教桎梏，人文主義的思想開始復甦，文藝復興的萌芽開始孕育。
正是這個時期，有一位名叫伊薩克·牛頓的年輕人躲避到家鄉沃爾斯索普，創立出一門很重要的數學學科──微積分，據說，有一天，一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砸到了正在樹下休息的他……
然而，歷史詭異的是，從死亡之神逃脫出來的歐洲，藉助文藝復興和科技的力量變得逐步強大起來。
當屠龍少年變成惡龍時，開始了他們對外征服之路，甚至把曾經讓他們恐懼的瘟疫作為武器……
04
強大的蒙古軍建立的政權——元朝崩潰後，退回草原，與明朝政府進入了長期對峙階段。
自明嘉靖始，明朝與蒙古邊境戰亂頻發，漢人逃亡至蒙古草原開墾，從而改變了草原生態環境，原本在草原生活的老鼠開始與人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
而此時，中國氣候開始發生變化，廣東下起大雪，北方乾旱少雨，於是全國性的旱災蝗災和鼠疫長年反覆上演。對於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根本無力抗拒這種打擊。
伴隨著自然災害而來的是內部的暴動，鼠疫也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當李自成攻進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時，他面對的幾乎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中國又一次完成了朝代的更替。
100多年後，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遭遇了英國人入侵。
正在抵抗英國殖民者入侵的印第安人首領忽然收到了英國人送來的“禮物”——毯子和手帕。從來沒有見過這類“西洋”織物的印第安人，出於良好的願望收下了這些“禮物”。
幾個月後，在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地區，一種從未見過的奇怪疾病迅速流傳於印第安部落。英國人用這種奇怪的“禮物”，打了一場聽不見槍聲的戰爭，使印第安人無條件的交槍投降。
原來，原來英國人將毯子和手帕沾染上了天花病人皮膚粘膜排出的病毒。
然而“瘟疫”從來不分地區和人種，它或是與戰爭如影隨形，或是改變一個國家的未來，也會改變殖民者的命運。
在拿破崙侵佔海地後一年，法國4萬大軍被一種感染後身體泛黃怪病侵入，死亡率高達90%，軍隊首領，拿破崙的妹夫夏爾·勒克萊爾也死於此病。藉助於瘟疫的力量，海地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自由的黑人共和國。
然而，這個恐怖的疾病並非發源於海地，而是哥倫布從西非“運往”海地，隨後蔓延世界各地。
對於拿破崙來說，因瘟疫造成的失敗不止這一次。
1812年，43歲的拿破崙皇帝率領數倍於對手的57萬大軍東征俄國。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行軍，拿破崙佔領了莫斯科，卻被迫撤離回國。又經過同樣漫長而艱難的行軍，東征大軍回到法國時，僅剩區區3萬人。
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說：
“過去戰爭中的勝利者並不總是那些擁有最優秀的獎金和最精良的武器的軍隊，而常常不過是那些攜帶有可以傳染給敵人的可怕的病菌。”
200年後，新發現的證據表明，打敗拿破崙強大軍隊的不是俄國人的頑強抵抗，而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生物——蝨子，是它在拿破崙大軍中傳播的流行性斑疹傷寒，毀滅了拿破崙的軍隊以及他的法蘭西帝國，最終導致拿破崙兵敗滑鐵盧，直至死去。
1909年，拿破崙兵敗俄羅斯97年後，墨西哥城流行斑疹傷寒，一位叫立克次的科學家來到墨西哥城，併成功地分離到了病原體，不幸的是，他因此感染斑疹傷寒並最終不治。人們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這種病原體：立克次體。
6年後，同樣獨立發現斑疹傷寒病原體的科學家普若瓦帥剋死在自己的研究上，此後，流行性斑疹傷寒的病原體被命名為“普氏立克次氏體”。同樣，法國醫生尼科爾發現了蝨子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並因此獲得了1928年的諾貝爾獎。
20年後，對立克次體有強效殺菌作用的氯黴素和四環素才問世，斑疹傷寒已經得到了有效控制。
戰爭讓瘟疫肆虐，而科學家卻用生命在尋找降服“妖魔”的剋星。
05
1985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其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寫到：
“我對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
在霍亂肆虐的那段時間，馬爾克斯在書中盡情地展示了各種愛情的方式，或幸福或貧窮，或高尚或庸俗，或放蕩或羞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沉溺於愛情中的人們甚至讓“霍亂本身也變成了一種愛情病”。
顯然，霍亂對於人類來不是浪漫的愛情，而是死亡的恐懼。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記載的霍亂大流行共發生過7次，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817年的恆河大霍亂。
恆河自嘉諾特里冰川腳下的哥姆克冰洞起源，流經恆河平原，最終注入孟加拉灣。它一直被虔誠的印度教徒視為“聖河”，據說恆河中的水可以祛病消災並使人延年益壽。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恆河三角洲卻是“人類霍亂的故鄉”。
1817年，霍亂從印度首先傳到阿拉伯地區，然後又被傳到非洲和地中海沿岸；10年後出現第2次大流行，此時霍亂已經抵達阿富汗和俄羅斯，緊跟著又擴散到整個歐洲；在第3大流行中，它漂洋過海到達北美。
到1923年，僅僅百餘年間，霍亂就出現了6次大爆發，其傳播範圍不斷擴展，給人類造成的損失難以計算，單印度因霍亂死亡的人就超過了3800萬。
此時的中國，也未能倖免。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正值日本侵華。
4月26日，剛剛經歷“一二八淞滬戰爭”的上海，首先發現疫情，一個月後武漢出現疫情，最後這場疫情席捲了除新疆、青海、西藏外全國絕大多數省份。
“霍亂”在漢語中原指急性腸胃炎，沒有傳染性，染上霍亂的患者，最初會感到全身虛弱、盜汗和胃部顫動，隨後是驚人的腹瀉，當身體排幹了它的體液時，患者體重迅速下降，皮膚開始鬆弛、堆疊、起皺，膚色變藍，最後幾乎暗成了黑色。
這些疫病症狀發生在 5-12小時之內，若沒有及時、正確地救治，霍亂患者會在短時間內死亡，因其來勢兇猛，又被人們稱之為“虎疫”。
小說《白鹿原》中就是描繪的這場瘟疫的慘烈景象：最初被瘟疫奪去性命的人家，尚有族人和死者的親人送葬和悲傷的哭聲。瘟疫爆發之後一段時間之後，對於被瘟疫奪走人的性命，已經習以為常，已經開始麻木。
這段時期，正是武漢城市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因武漢“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人口遷移頻繁，由於當時社會動盪、衛生環境惡劣、民眾飢寒交迫，再加上武漢水旱災害頻發，促進了瘟疫的流行。
此外，霍亂在全球範圍傳播與當時交通技術革命密切相關，尤其是輪船的發明和使用，也大大加速了霍亂的傳播，使得三次霍亂都通過水路而不斷擴大傳播範圍。
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所說：
“18世紀中期之後更先進的汽船和鐵路運輸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亂從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傳播的步伐。”
歐洲殖民者正是通過快捷的現代交通工具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從而把病菌帶到了世界各地，可以說它是這一時期歐洲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副產品。
由此可見，地方性疾病在全球化進程中有可能變成全球性疾病，因此在當今世界構建一種平等協作的國際體系以共同防止流行病的擴散顯得尤為重要。
也正是這次霍亂疫情，中國人開始培養了“喝熱水”的習慣。
06
1918年秋天，已經廝殺了4年的一戰進入了最後階段。
同盟國已近乎燈枯油盡，德國向協約國求和被拒絕，德國決定拼死一搏，魚死網破。
就在這時，西班牙大流感爆發了。
第一波發生於1918年春季，基本上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當時的症狀只有頭痛、高燒、肌肉痠痛和食慾不振而已。
第二波於8月份同時在美國、法國、英國多國的港口城市爆發，9月開始在歐洲和美國普遍傳播，並在數星期內傳到世界各地。此波流感在青壯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別高，許多人早上還正常，中午染病，晚上便死亡。
1918年染病而死的美國人就超過20萬。
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都因流感受到重創。英格蘭地區每週死亡人數高達4482人，甚至連首相勞合喬治都感染了病毒；法國每週死去1200多人；德國當時有四十餘萬人死於流感，軍隊中30%的軍人因流感失去戰鬥能力；美國海軍的所有傷亡基本全部由於流感造成，僅莫茲阿爾貢戰場就有68760名流感患者，十月份增援歐洲戰場的美國士兵超過五萬名，而當時十月上半周病倒的士兵就有1.6萬餘人。
如果說協約國因為充沛的物資還能勉強支持，而燈枯油盡的德國則已經崩潰，士兵們紛紛拒絕戰鬥，甚至發動起義，國內的革命運動直接使德國政府崩潰，德國向協約國投降。
各國都已沒有額外的兵力作戰，協約國也迫於流感，同意了德國的求和。
持續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奪取了1200萬人的性命，而持續幾個月的西班牙大流感最少讓2700萬人喪生。
諷刺的是，一戰結束不久，西班牙大流感很快就神秘地消失了。
於是有了這麼一個說法“一戰停於流感，二戰止於核彈”。
07
瑞典病理學家弗克漢斯曾經說過，“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
當人類從狩獵過渡到農業時代，生活狀態發生極大改變，食物的穩定供給促進了人口的大量繁殖，讓人口的數量和集中到一定程度時，我們就有了人類特有的“群體疾病”。
這些疾病消滅了無數土著居民，在舊大陸與新大陸之間的衝突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
縱觀瘟疫發展歷史，其實，瘟疫與人類社會的命運相伴而生。
首先，隨著人口的劇增，生態環境的惡化是導致瘟疫產生和傳播的首要因素。
羅馬帝國時期，大規模的墾荒種糧，破壞了原有生態，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和自然植被的破壞。流失的泥沙堵塞排水渠道，使窪地變成沼澤，成為瘟疫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再如，明末中國鼠疫的流行，與漢人墾草種田，大面積壓縮草原老鼠的生活空間有關。
其次，人口集聚地是疾病的滋生地，環境骯髒的城市成為瘟疫的溫床。
當人類還處在文明初期，居住分散，生活在相對獨立的區域中，患病和傳染疾病的危險相對要小些。但當人類邁進城鎮公共空間時，健康與疾病、人群與動物、跳蚤與寄生蟲、死屍與糞便擁擠在一小片土地上時，就為疾病的滋生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羅馬城人口甚至超過了100萬。大多數的人口居住環境惡劣，擁擠不堪，而且公共設施和衛生條件很差。此外，作為世界大都市，羅馬城成為世界各地商人的集散地，商人們四處遊走，人口流動性很強，很容易將所攜帶的病毒傳向各地。羅馬城成為了瘟疫產生和傳播的焦點地帶。
再者，人們對瘟疫的無知，以及醫學條件的落後助長了瘟疫蔓延。
當時醫學還是比較落後的，尤其對瘟疫知之甚少，甚至是一無所知。當瘟疫令人恐怖地蔓延時，人們普遍的驚慌失措、坐以待斃，而無法採取切實有效的防治措施。
甚至，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瘟疫，人們甚至認為基督教徒是罪魁禍首，由於他們對羅馬眾神的不敬，使得上天降罪於羅馬，並且認為他們妖言惑眾，是罪惡的攜帶者，與瘟疫、水災、饑荒、蠻族的侵略是密不可分的。顯然，這種對醫學的無知轉移了人們對疾病進行研究的注意力，而把精力無端的放在了對異端信仰的極度仇恨上。
最後，戰爭是瘟疫的催化劑，是瘟疫爆發的開路者和放大器。
戰爭一方面使得農民離開土地並焚燬其穀物，穀物被毀造成饑荒，捱餓體弱的人們因此很容易生病或染上瘟疫，並且造成瘟疫的流行，成為瘟疫的犧牲品。如西普里安瘟疫的猖獗就是三世紀內戰的間接後果之一。內戰對經濟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使貧困者陷入了絕望無助的赤貧狀態，戰爭和饑荒過後，疾病馬上肆虐起來。
戰爭帶來的精神壓力，恐慌喪失了理智，使得他們在罹患瘟疫後大量死亡，死屍、汙染的水源則導致了更大的災難。由此可見，戰爭常常“助病為虐”，對瘟疫的流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回憶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面對當下危機。
瘟疫對人類而言，既是生存的危機，又是發展的轉機，只要防控得法，人類就會變得更加堅強，反之則是對人類生存的沉重打擊。
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在得知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後寫下的兩首七言律詩，第二首寫到：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送走瘟君，再迎郎朗乾坤！
附錄：人類歷史上十大傳染病
1 、雅典大瘟疫
2 、安東尼瘟疫
3、查士丁尼瘟疫
4 、歐洲黑死病
5、天花
6、黃熱病
7、霍亂
8、西班牙大流感
9 、俄國斑疹傷寒
10 、瘧疾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責任
非常時期當盡非常之責，眾志成城聯防聯控
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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