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向。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宋史》

上文這段內容選自《宋史》，主要內容講的是，宋朝士大夫階層忠義之氣，涉及的人物主要有範質、王溥、韓通和衛融。這些人物在當時都是忠義的代表。

<strong>但是到了晚宋時期，士大夫的風氣開始發生轉變。隱逸與奔競俱有，忠義與變節並存，是當時“士風”的主要特徵。

士風的轉變並不是獨立進行的，與當時的社會政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為什麼晚宋士人的風氣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呢？風氣的轉變與晚送政局的變化又有什麼聯繫呢？帶著這些問題，我們進入下邊的文章。

宋朝忠臣

（一）隱逸與奔競之風交織

所謂的“士風”，就是當時南宋士大夫階層的風氣。這些風氣往往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內容相當廣泛。這些是“士風”的形成往往與社會政局的變動有著直接的關係。以致於元朝的脫脫在修《宋史》對宋朝的“士風”有過這樣的評價：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鋪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宋史》

<strong>由於受政局變動的影響，在晚宋時期，士大夫階層的風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當時的士風主要包括奢靡之風、空談之風、忠義之風等等。其中隱逸與奔競交織，忠義與變節並存，是當時士大夫風氣的主要特徵。

隱士

（1）何為“隱逸”？

與隱逸相對應的士大夫稱為“隱士”，何為隱士呢？《辭海》有過這樣的解釋：“隱居不仕之人”。一般來說這些“隱士”都是很有學識而且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人。但是他們不願巴結權貴，不於當權者合作，所以隱居山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是“隱士”最主要的特徵。——《論語》

在晚宋時，宋朝統治者腐敗奢侈，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忠良遭受迫害。一些有學識的士大夫或是為了躲避奸臣的迫害，或是因為英雄無用武之地，對現實不滿，而罷官隱居山林，成為隱士。史書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以直言說論倡於朝，於是中外士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宋史》

以下是晚宋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隱士”：

• 鹹淳年間的宰相馬廷鸞

晚宋時期的宰相馬廷鸞，因為和賈似道不合，所以罷官隱居山林。是南宋末年比較有代表性的“隱士”，史書對他有這樣的記載：“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亮。”——《南宋記》

• 慶元年間狀元武周虎

周虎是慶元年間武狀元，因為和當政者意見不合，最後放棄官職隱居。當時正是韓佗胄和趙汝愚黨爭的時期。因為周虎“言者以為韓黨，坐安置某州。虎既貧，滴所聞訃”，所以最終隱居山林。雖然後來宋朝政府多次徵召，周虎再也沒有出來任職。——《宋史》

<strong>總的來說，雖然這些“隱士”隱居山林，但是他們並沒有對國家大事不聞不問。隱居是迫於無奈的被動之舉，這些隱居的師大富階層仍然對國家心懷牽掛。

在南宋政權命懸一線的時候，有很多“隱士”為南宋建言獻策。比如南宋著名的隱士金履祥，在南宋危在旦夕的時候挺身而出，史書中對他的行為有這樣的記載：

“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遵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囚進牽制搗虛之策，……宋終莫能用。”——《水東日記》

韓侂冑

（2）“奔競”又是為哪般？

《歷代名臣奏議》中對“奔競”有這樣的解釋：“爵祿在上，下皆趨而爭之，故名曰奔競。”實際上就是見風使舵，奔走權門。這和晚宋時期奸臣當道有著很大的關係，比如趙汝愚、韓侂冑、史彌遠和賈似道。

<strong>正是因為這些奸臣的存在，才破壞了晚宋的政治生態。使得真正有才能的人，被排擠在外。會見風使舵的小人，反而高高在上。因此使得“奔競”在南宋蔚然成風。

史書記載在韓侂冑過生日時，出現這樣的景象：“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為之駭然。”——《癸辛雜識》。當時士人“奔競”風氣，由此可見一斑。

總的來說，這種社會風氣是受當時政治局勢的影響。正是因為這些人見風使舵，才使得大奸臣任意的迫害忠良。使得晚宋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正直中意的人被排除在朝廷以外，使得南宋危急的情況更加雪上加霜。以至到南宋快要滅亡的時候，真正能派的上用場的才學之士沒有幾個。

迎合權臣圖

（二）忠義與變節之風並存

實際上忠義和變節是一對反義詞。在晚宋時期面對病入膏肓的南宋政權，一部分士大夫階層臨危受命，懷著忠君報國、殺身成仁的氣勢，主張和蒙古人抗擊到底，收復失地。即便是為國捐軀他們也心甘情願。史書中對忠義的士大夫有這樣的記載：

<strong>在南宋要是說到忠義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宰相陸秀夫，在南宋政權命懸一線的關鍵時刻，陸秀夫曾說過這樣一句永垂青史的話：

“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此古人有一成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軍士亦且萬餘人。若天道未絕趙祀，此豈不可為國耶?”——《宋季三朝政要》

可見在宋朝將要滅亡的關鍵時刻，還是有很多忠義之士挺身而出的。他們這種“忠義”的品格，就連蒙古人都為之嘆服。對於宋朝士大夫階層中義的品格，史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將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宋史紀事本末》

陸秀夫崖山殉國

在宋朝大勢已去的關鍵時刻，也有一部分士大夫階層選擇了投降，這就是所謂的變節之風。在宋蒙戰爭的後期，元朝已經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在宋朝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有很多士大夫並沒有像他們宣誓的那樣為國盡忠，而是選擇了變節投降。上到王公大臣下到不入流的小吏，投降變節的比比皆是，“滿朝朱紫盡降臣，滿目故人皆厚祿。”——《宋季忠義錄》

宋朝士大夫臨陣變節的行為讓文天祥發出這樣的感嘆：

“甲戌冬詔天下勤王，予守贛，首應詔，意同志者當接踵而奮，已而竟無應者，予遂以孤軍赴網，世事不濟殆由於此，哀哉!”——《宋史》

史彌遠

（三）晚宋“士風”背後深層次的原因

其實從韓佗胄開禧北伐以後，宋朝士大夫階層的風氣就在不斷地惡化。導致惡化的原因是多層次的方面的。既有皇室奢侈腐敗的錯誤引導，也有程朱理學對士大夫思想的禁錮，還有宋蒙戰爭失利的影響。具體來說包括以下這些原因：

（1）皇室奢侈腐敗錯誤引導

在宋朝最後的70年時間裡，皇帝基本上都是昏君，治國無方。但是在奢靡腐敗方面各個在行。面對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皇帝雖然提倡節儉，但是實際上他們仍然過著奢靡的生活。當時史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攘”——《歷代名臣奏議》

在晚宋時期，有一些正直的官員曾經向皇帝進言：

“臣願陛下充而大之，自一身之儉，充而至於中外，冗費靡所不節，自一念之仁充而至於四海九州，皆歸吾仁，豈不恢恢乎其大哉!”——《歷代名臣奏議》

（2）冗官的問題尾大不掉

冗官的問題早在北宋中期就已經相當突出了。在王安石變法時期想要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還沒等到措施發揮效果，王安石變法就已經被終止了。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存在，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等到宋朝晚期的時候，這個問題空前嚴重。

下圖是兩宋歷代官員數量表：

通過上面這個表格我們就可以發現，在景德年間官員總人數為10000多人。但是到了寶元年間，人數增加了近一半，達到15443人。在元豐年間人數為24549人，但是到了原又三年，人數增加到了34000人。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人數竟然增加了10000多人。到慶元二年人數達到了最高峰，達到43059人，宋朝的冗員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宋徽宗

（四）晚宋士風日下的危害

（1）劣幣驅逐良幣

因為晚宋士大夫風氣的下降，導致很多本來應該由士大夫階層履行的職責，被奸臣搶著去。這些人見風使舵，陷害忠良，使得很多正直的士大夫被迫罷官歸隱。使得奸臣當道，霍亂朝政。

史書曾經這樣評價過韓侂冑專權擅政的問題：

“衷引奸邪，分佈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為偽學，橫誣元老，以大忠為大逆。私意既行，兇焰日熾，交通賂遣，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錢，璧妾據肆於掖庭。”——《續編兩朝綱目備要》

（2）人才缺乏

其實在古代社會，正直的人才對社會的發展非常重要。有時候一個正直的人才就能夠挽救一個國家，比如明朝的于謙。但是不幸的是在晚宋時期，真正的人才基本上都歸隱山野了，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受不了奸臣的排擠，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當時的朝政不滿。英雄無用武之地。

<strong>總之，宋朝士風的改變與當時社會大環境的變動有很大的關係。而且正是因為宋代是士風變化，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環境的變化。

總體來說士風變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於士大夫個人來說懷才不遇，造成他們心裡不平衡，難免對宋朝政權不滿。對於國家來說失去了真正的人才，造成奸臣當道，社會更加腐敗。所以在宋朝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找不出幾個像樣的人才。

陸秀夫

結語：晚宋士風的變化是政局變動的縮影。

士大夫階層的風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一個朝代的精神面貌，在宋朝初期，正直忠義的風氣占主導地位，所以國家能夠欣欣向榮，蓬勃發展。但是等到晚宋時期，士大夫的風氣趨於衰敗，那種正直忠義的風氣已經喪失殆盡了。取而代之的是奢靡之風，變節之風。

<strong>晚宋士大夫風氣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政局的變動。在宋朝大限將至的情況下，士大夫階層人心浮動，惶恐不安。導致士風日下，變節、奢靡的風氣開始抬頭。

縱觀整個宋朝風氣的變化，我們就可以發現，士風是受政局變動影響的，但是它又反過來影響社會政局。在兩宋300多年的時間裡，出現過寧死不屈、以身報國的文天祥、陸秀夫，也出現過大奸似忠的韓侂冑、史彌遠，總之，士風就是一個朝代社會風氣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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