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沁怡
剛回到家的我依舊是渾然未覺的，直到1月21日，隨著傳染人數的增加以及網絡輿情的發酵，身邊的親朋才逐漸警覺了起來。媽媽所在的單位人社局對職工及其家屬中的武漢返鄉人員進行了排查，我媽幫我進行了粗略的登記，登記後她被要求加入了一個微信群，微信群要求群成員每日彙報體溫和健康狀況，我便開始了我長達十多天至今仍未結束的體溫彙報。我真正意義上的居家隔離便從此開始了。
居家隔離與“電話轟炸”
1月24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忽然接到了一個電話，這通電話來自於我爸爸的戶籍所在地A鎮，詢問我是否從武漢歸來。我便如實回答了。工作人員要求我加他的微信並填寫一個極為詳細的表格，表格的內容包括我的身份證號、乘坐動車的具體車次以及是否停留、是否與人同行。雖然我爸爸的戶口在A鎮，但我們都沒有居住在A鎮，我的戶口與我爸爸也並不在一起，而我之前也已經在人社局進行了登記與彙報，因此對於這些要求，我便想拒絕。但工作人員卻十分謹慎小心，說是上級的要求，他作為負責排查的人員，怕出問題，請我務必配合。A鎮的工作人員打了約三四個電話給我，在工作人員懇切的請求之下，我雖非塔集鎮的人，便也加入了“A鎮武漢返鄉人員”的群，並每天彙報自己的體溫情況。
1月26日，大年初三，我又接到了來自我的戶籍所在地，B農場的電話。我和我媽媽的戶口都在B農場，我媽媽也接到了這通電話。但是我媽媽對他們的工作態度極不滿意，甚至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衝突。江蘇省的工作安排是“四保一”，即安排四個工作人員負責保障一個武漢返鄉人員，有些地方甚至是“五保一”。B農場便安排了四個人負責我的工作，因此前前後後，B農場的工作人員總共打了不下十個電話。一開始，我們對他們的工作安排並不瞭解。先是B農場分廠的人打電話來，詢問了我媽媽一些基本信息；緊接著B湖農場社區的三個工作人員又分別打電話來，各自詢問了一些基本信息。其中一位年輕人工作不太熟練，對於一些問題反覆核實詢問，打了好幾個電話，態度非常誠懇溫和，我媽媽便每次都耐心解答了。但緊隨其後打來電話的一位中年工作人員態度有些咄咄逼人的意思。他重複詢問了之前的年輕人問過的問題，我媽便很納悶，同為社區的工作人員，為何信息並不共通、相同的問題一問再問？這位中年工作人員言辭激烈地要求我媽媽必須加微信，也令我媽媽十分生氣：我的女兒只是從武漢返鄉，怎麼現在似乎是逃犯一樣？衝突爆發之後，社區的領導便也打電話來，說我們家並不配合工作。這話令我媽媽更是委屈：我們家總共加了三個武漢返鄉群，填了好幾個表格，接了不知道多少個電話，怎麼就是不配合了？衝突解決之後，B農村的社區的工作人員要求我每天彙報兩次體溫，他們會每天打視頻電話來監督我居家隔離。
1月31日，我又接到了來自督查組的電話。先是例行詢問了我一些返鄉訊息，又問我是否一直在家隔離沒有出門、體溫狀況如何等等。最後又問我社區人員是否有上門工作，是否有向我派發宣傳冊子，又是否有在我家門口張貼武漢返鄉人員的告示。實際上，我們家在B農場的房子早已拆遷，只是戶籍信息沒有改變。我現在居住在C鎮。相隔甚遠，B農場的工作人員自然沒有上門，也沒有派發冊子、張貼告示了。
此外，除了在三個群裡彙報體溫信息，我又陸陸續續接到了金湖縣公安局和淮安市衛健委的電話。原來，春節復工之後，江蘇省政府要求對武漢的返鄉人員進行大數據式的管理和排查，相關的部門便進行了一次新的排查和篩選來杜絕遺漏。於是，身份證號碼、乘坐車次、返鄉日期、當前居住地址等等相同的問題我便又回答了幾遍。
2月2日，是我居家隔離的第15天。按理來說，我應該已經過了14天的隔離期，可以出門活動。這一天，我又接到了一通來自C鎮D社區的電話，又是詢問我相同的問題。但是，我居住的地方屬於在C鎮F社區，與D社區並無關係。第二天，也就是2月3日，我便又接到了F社區的電話，重新詢問了我相關的問題。接完電話，F社區的網格員便要求我到陽臺上來一趟，她在我家樓下，要確定我在家隔離並拍攝一張照片作為證明。我便到陽臺上，和樓下的工作人員打了個招呼。下午的時候，這位工作人員便又打電話來核實了一遍信息，讓我不要出門。我便非常疑惑：我已經過了14天的隔離期，為什麼還要繼續隔離？她回答說，現在有人即使過了隔離期仍舊生病，為保險起見，我還是應該繼續隔離，接下來幾天，她會每天打電話給我。我一聽到電話便有點頭大，就讓她加了我的微信，以後我給她微信匯報體溫情況。
零零總總算起來，我們一家人總共加了數個工作人員的微信和微信群，接了數不清的電話，分別向我媽媽的工作單位、我爸爸的戶籍所在地、我的戶籍所在地、我當前居住的社區共四個地方彙報情況。雖然知道特殊時期我們應當配合工作，基層的工作人員加班加點也頗為不易，但是每天接這麼多電話，確實難免有心情煩躁的時候。
“四保一”的社區防疫：大數據管控與網格化管理
我所接到的這些電話，其實是江蘇省政府的一系列工作部署在基層引起的連鎖反應。在城市防疫方面，社區作為最基礎的管控單元，江蘇實行推廣的工作方法是“四保一”，由社區工作者、網格員、醫務人員和民警每四人為一組負責聯繫保障一人。在“屬地管理”的原則下，我爸爸的戶籍所在地、我自己的戶籍所在地以及我當前居住的社區都不敢懈怠，因此在我身上便出現了“十幾人保一人”的奇怪現象。
“四保一”的工作方案背後所依託的，是政府實施的大數據管控和網格化管理。
城市社區的居民與農村相比，一般防疫意識更高，但戒備心也更重，有更強的隱私保護意識，上門工作一般很難做。大數據管控通過對民航、交通、鐵路、通訊、上網、住宿等各類數據匯聚整合，能夠更全面地掌握往來疫區人員的動態信息，以彌補民眾瞞報、漏報等不配合的情況。通過對疫情關聯數據的同比、累計、增速等結構性分析，也能更好地實施疫情趨勢的科學預測。
但大數據管控實施到基層，推送至社區網絡進行核查時，對於社區網格員而言，便成為了一張又一張的表格和一個又一個的電話。我所在的F社區共有15個網格員，其中有一部分是兼職，其餘7、8個網格員負責不同區域以及相應的返鄉人員。針對每一位返鄉人員，網格員每天至少要打兩個電話詢問最新的體溫和健康情況來填寫繁雜的表格，返鄉人員有需求的時候便必須上門。網格員的表格彙總到疾控中心等上級單位時，上級單位便又要進行一輪又一輪新的核查來確保信息準確無誤，因此針對相同的信息，我便會收到各個不同部門打來核實的電話。
“四保一”的防疫方法，儘管能夠對往來疫區的人員進行嚴密的防控，但這首先是建立在省內武漢返鄉人員不多、確診人數也低於湖北等省份的情況下。如果省內疫情嚴重，這樣的防疫體系的可實施性便會大大減弱。
其次，嚴密的防疫排查有時反而可能造成反作用。對於武漢返鄉的人員來說，每天接到數個重複詢問個人信息的電話，內心難免會感到被排斥，因而便會出現牴觸的心理；而對於工作量巨大的基層工作人員來說，每天加班加點，也很難一直保持良好的服務態度。因此，武漢返鄉人員和基層工作人員的矛盾便頻頻爆發，我聽說的便有幾例。
最後，這種不計成本的工作方法，其實或多或少也會加劇普通民眾對於疫情的恐慌心理。我所在的縣城2月3日確診了一例冠狀病毒的感染者，相關的謠言便甚囂塵上，甚至出現了對其本人的謾罵、攻訐，認為其“害了整個金湖縣人”。而我本人儘管已經遠遠超過14天的隔離期，也仍舊被要求繼續在家隔離以防萬一。
因此，我認為應該警惕這種面對疫情的“過敏反應”。相關部門在實施大數據管控的同時，也應當做好各個部門之間數據的共享，明確任務的分配，儘量避免出現一再重複詢問的情況。針對“屬地管理”，也應當明確究竟是戶籍所在地還是居住地管理，避免“形式主義”的工作作風。人與人之間，也應當更有人情味。因為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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