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臣的争执:他们在危难之时齐心协力,身居高位却为何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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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舟共济:共事翰林,协助裕王

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位列二甲第九名,他的考官是徐阶。由于年轻而又才华出众,张居正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帝国的高级储备人才。在翰林院,张居正受到翰林院学士徐阶的大力提携。

高拱比张居正年纪大,他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进士,比张居正早六年步入官场,高拱同样是以庶吉士的身份步入官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高拱授任翰林编修。

徐阶、高拱、张居正,堪称是明朝后期的最强组合,他们的相遇与合作,除了在翰林院共事,主要还是裕王朱载垕的撮合。原来,他们先后成为裕王府的讲师。

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明穆宗,隆庆皇帝)是嘉靖皇帝的第三子,非嫡非长,加之生母不受宠,所以嘉靖皇帝(明世宗)并不怎么喜欢他,对他长期冷落。后来嘉靖的次子和长子先后夭折,按照长幼秩序本该将朱载垕册立为太子,可嘉靖就是拖着不办。可见朱载垕的失落和苦闷。

但朱载垕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他外柔内刚,颇有想法,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在裕王府辅臣们的帮助下,他常常在朝堂中暗暗发力,与严嵩等奸臣斗智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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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仇敌忾:智斗严嵩,拨乱反正

在嘉靖朝廷内阁,曾进行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是向来耿直高冷的内阁首辅夏言,另一方是大奸似忠的内阁次辅严嵩。夏言想巩固首辅的权威,而严嵩想把夏言拉下马,自己好上位。严嵩曲意逢迎嘉靖皇帝,投其所好,自然恩宠日盛;夏言却老是实话实说,跟嘉靖皇帝唱反调,就越来越不受待见。严嵩经过精密的筹划,罗织罪名构陷夏言,使夏言断头弃市。之后严嵩成为内阁首辅,继续谄媚上,他的内阁首辅也越坐越稳。

徐阶是在严嵩之后进入内阁的,深知先前的风波,也了解嘉靖皇帝喜怒无常的性格。他担任内阁次辅,地位仅次于严嵩。这时候奸臣严嵩权势滔天,他与儿子严世蕃欺上瞒下,党同伐异,许多忠臣都遭到打压,一些奸吝小人却得到火线提拔。严氏父子大肆敛财,欺压百姓,以致天怒人怨。

最初徐阶自身难保,他所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唯唯诺诺,隐忍不发,暗中积蓄力量。他也将这些为官之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得意门生张居正,张居正心领神会,依计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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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拱呢,他向来大大咧咧,正气凛然,他做事讲究公道,尽心尽力,毫无破绽,严嵩对他毫无办法。

通过多年的经营,有杨继盛、海瑞等猛士勇往直前,有惨痛的血的教训,终于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时机成熟,御史邹应龙奋笔疾书弹劾严嵩,裕王和徐阶顺势而为,终将严嵩父子及其党羽一网打尽,拨乱反正,革除弊政。

在这场智斗严嵩的持久战中,徐阶的老成圆滑,高拱的刚正耿直,张居正的精明干练,都得到完美的诠释,他们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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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床异梦:亦师亦友的徐阶

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奸臣严嵩倒台,严世蕃被处斩,他的鹰犬爪牙相继落网,百姓都额手相庆。另一方面,嘉靖皇帝垂垂老矣,朝廷的局势愈加明朗,裕王继位是迟早的事情;徐阶顺利取代严嵩成为内阁首辅,高拱和张居正都获得重用,相继进入内阁。

嘉靖四十五年(可参考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明世宗驾崩,裕王继位,是为明穆宗(隆庆皇帝)。在政权交替的阶段,徐高张三人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以嘉靖皇帝遗诏的名义,首先是进行自我反省的“罪己诏”,然后是给多年前“大礼议”事件中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录用存者,抚恤亡者,又以新皇帝隆庆的名义大赦天下,时人无不称赞。

这是三人的政治蜜月期。由于高拱与张居正年纪相近,政见有诸多共识,胸怀天下,因此他们特别亲密,如兄弟知己,常常一起针砭时弊,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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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后的徐阶也有些权臣的做派,大事都由自己说了算,甚至多次与皇帝争论,这让高拱十分不快,大发牢骚,于是,高拱被弹劾而解甲归田。徐阶排斥高拱的做法,更引起明穆宗的不满。

隆庆二年,徐阶与明穆宗的矛盾加深,他就以自己年老为理由申请退休,明穆宗趁机批准了他的请求。此后,高拱得到重用,再次起复,升任内阁首辅。

隆庆三年以后,虽然有其他的成员进进出出,但内阁基本是高拱和张居正的“二人转”。由于徐阶和张居正的师徒关系,高拱与张居正略生嫌隙,他们虽然在大事上仍然能够和衷共济,可内心已经产生微妙的变化。

高拱此人同样性格强势,脾气火爆,固执己见,不能容人,虽有治国才能,受皇帝器重,但是在朝廷和宫廷里的口碑并不算太好,往往遭人嫉恨。张居正则不同,他翩翩有礼,待人和善,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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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室操戈:打破平衡的太监冯保

隆庆皇帝从没得到过父亲嘉靖的爱,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备胎,承受着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熬死了所有的竞争者,他才以“裕王”的身份继位。在父亲猜疑不定、形势最为恶劣的那几年,他甚至一度想上书给老爹,乞求派自己回故乡安陆府,给爷爷兴献帝守陵以避祸。

上位以后的隆庆皇帝,一方面充分授权,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大臣处理国事,拨乱反正,抚恤百姓,巩固边防,打通海运,恢复国力的措施颇有成效;另一方面,他开始贪图享乐,沉迷女色,放纵自己,身体日渐憔悴。他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因病去世。

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继位(明神宗,万历皇帝),高拱是排名第一的顾命大臣,又是内阁首辅,所以朝廷的事情他说一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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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帝朱翊钧和他的母亲李太后对此深感不安,他们想借用宦官来制衡高拱这个权臣,就想提拔太监冯保担任司礼监掌印(宫廷里面的一把手,号称“内相”)。高拱素来看不起冯保,与冯保矛盾很深,所以对皇帝的要求置之不理,司礼监掌印几次换人,却就是不肯用冯保,只让他当个副手司礼监秉烛笔。高拱甚至还大放厥词:“十岁的孩子,哪里懂得治理国家!

高拱为自己的口不择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冯保此人虽是太监,但是知书达理,办事得体,很受隆庆皇帝的喜爱,他还是朱翊钧的大伴(相当于他的贴身仆人兼玩伴)。冯保通过自己的手腕还是当上司礼监掌印,与高拱公开决裂,势同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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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要找个强有力的帮手,他将目光投向了内阁次辅张居正。张居正此时在内阁里的地位仅次于高拱,但由于高拱的强势性格,他也感到憋屈,有劲无处使,这么下去,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冯保与张居正一拍即合

于是,李太后(代表皇帝势力),张居正(代表文臣势力),冯保(代表宦官势力),三股势力强强联合,整倒了首辅高拱,勒令他立即去职回乡。

就这样,高拱告别了政治舞台,张居正改革(万历新政)的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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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殊途同归: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嘉靖、隆庆两朝,朝廷人事更迭频繁,没有稳定的国策,政事废弛,国库空虚,加上内忧外患,大明王朝的颓势越来越明显。

张居正的出现,极大程度地改善了这个状况。持续十年的张居正改革,即万历新政,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淘汰冗官,解决边患,清除内乱,丈量土地,更重要的是,“一条鞭法”给中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带来了飞跃式的进步。这些举措,延续了大明帝国的国祚。

然而,张居正死后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新政废除,朝廷恶浊的势力死灰复燃。万历皇帝学着他爷爷嘉靖,与群臣搞对抗,二十几年不上朝,彻底拖垮了大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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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张居正归家葬父,途径高拱家乡,就去拜访高拱,亦敌亦友的两人追忆往事,抱头痛哭。本以为两人的恩怨就此终结,然而,万历六年,高拱在老家新郑孤独死去,临死之前,他仍对过往愤愤不平,挥笔写下《病榻遗言》,详细描述此前张居正与冯保联合夺权的过程,将张居正刻画成一个万恶小人。此文后来成为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重要依据。

终万历一朝,无人敢为张居正辩解。明熹宗时代,稍稍追述了一下张居正的功绩,但没有恢复他的名誉和地位。直到崇祯十三年,国家将要倾覆之际,朝廷内部还在党争不断、相互攻讦,崇祯皇帝终于感念到张居正的好,决定为他平反。

《明史》:

尚书李日宣等言:“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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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可以算是命最好的一个,退休后的他回到老家松江府,让子孙们大量购置田地,成为当地富豪,为此他不惜欺压百姓,声名受损。徐阶安享晚年,八十余岁去世。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曾经齐心协力,也曾经势同水火,但综合来讲,他们的

出发点都是为国为民,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们都配得上“能臣”这个称谓。关于他们的故事,就以《明史》来评价吧:

《明史》:

徐阶以恭勤结主知,器量深沉。虽任智数,要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及为冯保所逐,柴车即路。倾辄相寻,有自来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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